中國如何應對才好?
一是政策大方略不能順其自然,要準確定義高質量增長。許多學者喜歡說要發揮市場的決定性力量,政府少做甚至不做,順其自然。這種說法比較危險。龐然巨艦航行在礁多流險的涉水區,如果沒有高超的船長和水手們,這汪洋中的一條船要順利到達彼岸幾乎是不可能的。當下世界經濟處于上升期,中國經濟處于決勝全面小康的關鍵期,在這種背景下,如何有效充分地定義在五大新發展理念下的“高質量增長”,使大方略成為可落地的政策抓手,顯得尤為迫切。高質量需要怎樣的經濟增速?需要怎樣的供給側政策?需要怎樣的產業政策?需要怎樣的貨幣財稅產業等宏觀調控?能夠容忍怎樣的增速下行和風險釋放?這些有待于下一步諸項工作的推進來揭開謎底。“上升期+高質量”是定調,但具體落地還待觀察。
二是政策實施要靈活適度循序漸進,防止層層加碼式的“政策超調”。十九大以來,中國從2018到2050的總方略基本落定。同時,引導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防范系統性風險被提到了重要位置。這在黑天鵝成群結隊時是必須的,防范系統性風險意味著中國要培育在不測情形下自身的抗擊打能力。治大國如烹小鮮,這個意思是政府要有所為,不是生吞小鮮,還是要烹的;政府要慎為,否則小鮮就散架。怎么看風險?從2012年至今,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進了籠子,影子銀行系統和互聯網金融亂象進入了籠子,表外業務和非標資產也進了籠子,過去兩年實體經濟杠桿在降,盈利能力在上升。總體上宏觀治理有效,中國金融風險趨降而不是相反,系統性風險更多地是化解存量問題,而不是扼守增量問題。中國并不處于什么“明斯基時刻”。怎么看政策空間?貨幣財稅政策空間不是大了而是小了。美聯儲在加息縮表,中國2018年的CPI也在上升,央行如何能降息降準多釋放流動性?美國在減稅增赤,中國面臨更大的政策競爭壓力。美國等西方國家對兌現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缺乏擔當,中國外貿和投資政策也是內外膠著。在實際的內外部宏觀調控空間不斷逼窄時,貨幣、監管、財稅、產業、環境、人口、社保等政策需要留有余地,避免一窩蜂緊縮、多重疊加式的超調,看起來是比較緊迫了。
三是金融地產調控要面對現實,防風險不能掉以輕心,也要防止杯弓蛇影。金融要為實體服務,自身也要去杠桿,房地產要多主體供給,滿足多層次需求,都對,但也應當關注實際執行時的過猶不及。金融加地產的增加值,對2017年中國GDP增長率的貢獻大約有1個百分點,過于苛嚴的金融調控和地產調控,會拖累經濟增長,也會傷及無辜。以金融調控為例,當下國債收益率逾4%,銀行理財收益率5%,就算記不清楚貸款利率在6%-7%,這也意味著存貸利差繼續收窄的余地很小,融資難融資貴這個問題的2/3,出在無風險利率和負債成本過高上,收入成本比已是全球最低的中國金融機構對此基本無能為力。同樣的問題發生在地產限價上。姑且不論一線城市二手房交易量早就超過新房,城市核心區高價新房并沒有房價的代表性意義。即便從限價的實際效果看,也是為窮人哄抬房價,替富人打折房價了。三四線城市和大城市周邊房價上漲之快,讓更多小城市和中低收入階層苦不堪言。放開大城市排位前10%的高價房,讓富人多交錢;嚴控三四線城市均價以下普通住宅的房價,幫窮人多省錢,也許才是正確姿勢。更甚者,流動性收緊使得非常正常的首套房需求和改善型需求的按揭都變得日益干涸了。
看起來,2018年經濟也許不壞,投資獲益卻不容易,政策調控更艱難。決策者為因,普羅大眾問果。如何在黑天鵝不少的時刻,避免政策疊加超調,應該參照已有政策的落地實效,對實施進行適實的調整,并留有余地,不松到放任,也不緊到撞墻,若即若離,游刃有余,才會有更好的因果。(編輯 祝乃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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