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稅務局的工作人員于近日分別在中國多城市就澳大利亞稅收新政進行了多場宣講會,因為其增值稅制度的改變將對向澳大利亞出口商品或服務的中國電商、商對客(B2C)企業及轉運平臺產生影響。
據澳大利亞稅務局介紹,自2018年7月1日起,所有向澳大利亞消費者出售的商品總額在12個月內達到7.5萬澳元(約合37.5萬元人民幣)的海外企業或電商平臺,均需在澳大利亞稅務局的GST(海外商務交易征繳商品及服務稅)系統中進行注冊,并每季度繳納商品總價10%的增值稅。
根據澳大利亞政府官方數據,目前,中國約有3000個潛在企業或電商平臺需要進行GST注冊,占全球所有潛在注冊人的17%。因此,中國將成為受澳稅收新政沖擊最大的國家之一,預計超過500家中國電商平臺、貿易商家及貨運公司將受到影響;其次為新加坡、日本及馬來西亞。
新政又現保護主義身影
稅收新政出臺前,對于中國電商平臺及B2C商戶而言,銷往澳大利亞的產品價值等于或低于1000澳元(約合5001.9元人民幣)是無稅的,只有高于1000澳元的商品以及香煙和酒精飲料才會被征稅。隨著網絡購物的普及,澳大利亞消費者非常熱衷于通過電商平臺在中國、日本、新加坡等國采購物品。隨著貿易量的增加,澳大利亞已從出口國變為進口國,澳大利亞消費者從境外購買的各種產品已對澳大利亞國內零售商產生了較大影響,因此,澳大利亞選擇通過調整稅收政策來保護本國企業。
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曹磊表示,澳稅收新政推出后,消費稅比此前增加,中國電商為了保證一定的利潤,將不得不抬高商品價格,澳大利亞消費者購買的中國商品的成本將更高,這不利于海外商品與澳大利亞本土產品的良性競爭。稅率提升將阻礙更多的電商平臺進駐澳大利亞,阻礙中澳跨境電商的長遠發展。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表示,澳稅收新政實施后,中國電商平臺肯定會受到很大的沖擊。跨境電商的初衷和優勢就是差異化經營,節省資金和時間成本,然而,澳稅收新政的推出提高了澳市場的準入門檻,增加了海外電商的負擔,這與貿易自由化方向和原則嚴重不符。
與之相比,中國政府近日宣布,從今年12月1日起,將進口幼兒配方奶粉的關稅從20%直接降為零,而與奶粉一并下調關稅的進口商品還涉及187項,涵蓋了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食品、保健品、藥品、日化用品、服裝鞋帽、家用設備、文化娛樂、日雜百貨等。自2015年以來,中國已經先后三次降低進口商品的關稅,而此番降低關稅的力度最大,所降商品的平均稅率由17.3%降至7.7%。
白明指出,澳政府增加關稅的舉動與中國下調187項進口商品關稅的進一步開放市場的行動不對等,實質是走上了貿易保護主義的老路。
如何規避
在中國深圳舉行的路演上,澳大利亞稅務局助理局長凱特·羅夫解釋道,稅收新政的推出旨在為澳大利亞本地商戶帶來公平的競爭環境,廉價進口商品使當地企業受到了巨大打擊。新政在實施后的3年內預計可為澳政府帶來額外的3億澳元的收入。
阿里巴巴、京東商城等中國電商被牽扯其中,他們早在今年7月就聽到風聲,并在近日分別與澳大利亞稅務局就具體細節進行了溝通。澳大利亞稅務局還將指派客戶服務經理,指導并監督上述平臺及轉運商,確保該法規的順利實施。
但在很多得知消息的中國電商賣家看來,澳稅收新政并不公平,會提高商品價格,不利于他們在澳大利亞開展生意。他們想不通的是,在中國國內已經繳納過17%的增值稅了,為什么到了澳大利亞還要再繳納10%的稅。
白明指出,針對澳稅收新政,光靠電商平臺自身是應付不了的,必須有雙方政府層面的溝通和協調。就電商平臺來說,適量增加在澳當地的產品加工及行業鏈;增設海外倉;加強一般貿易與電商貿易的結合等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規避稅負,但也只是治標不治本。而且,這些做法將會犧牲掉時間和資金效益,丟掉跨境電商最根本的優勢,是跨境電商發展的倒退,與澳大利亞一向標榜的“自由貿易”是不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