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和新加坡,部門經理級的工資平均達到2300萬~24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40萬~146萬元),而日本還不到2000萬日元,而日本董事級的工資甚至被越南超越。按國別觀察企業支付的工資和薪酬發現,職位越高,海外越高于日本,差距就越大。日本企業的年輕員工在到科長級別時的工資高于亞洲各國,但到部門經理和董事級別則被超越。具有高端技術和經驗的人才的爭奪競爭在世界范圍內日益激烈,在此背景下,日本企業的“競爭失敗”風險也被指出。
人事咨詢企業美國美世(Mercer)調查了世界125個國家的2萬5千家公司、1500多萬人的2016年度薪酬(預定額),按平均匯率換算為日元。日本企業以汽車和家電等上市企業為中心調查了264家。對象多為大型企業,存在金額可能偏高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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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各國包括當地企業和外資企業在內的部門經理級的年平均工資(按賬面計算),新加坡達到2412萬日元,中國(上海)達到2340萬日元,另一方面,日本僅為1981萬日元。而科長級的平均工資則是日本(1022萬日元)高于新加坡(1008萬日元)和中國(668萬日元),形成對比。
日本的人工費在整體上依然很高。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的最近調查顯示,一般工廠勞動者的工資在東京為每月2339美元,而上海僅為558美元,胡志明市為214美元。與海外相比,日本國內不同職務之間的差距較小。
職務越高工資差距越大
美世日本公司的顧問榮立土志指出,“海外根據貢獻的大小,毫不吝嗇地支付工資”。日本傾向是,如果同樣是部門經理級職務,主力部門和間接部門要保持工資水平相同,但“海外則向賺錢的明星業務部門的負責人支付更多工資”。
到了董事級別,差距進一步加大。在日本,地位低的董事薪酬僅為2713萬日元,但中國超過4千萬日元,新加坡也超過3535萬日元。日本甚至被越南的2803萬日元超越。此外,韓國企業至部門經理級別的工資仍低于日本,但也在董事級別超過了日本。
亞洲企業通過優厚的待遇來吸引人才。八木一之(59歲)2016年10月從三井物產跳槽到中國的長城汽車。如今擔任集團公司的董事總經理,在北京工作。八木表示,“長城汽車的魏建軍董事長希望學習日本企業文化的態度很突出”,預計即使超過60歲,薪酬也不會遜色于三井物產時代。日本企業員工退休后再就業時很難維持較高工資。日本企業根據年齡決定薪酬的僵化制度將成為人才爭奪的絆腳石。
美世的調查區分了國別,但可以看出在日本企業的海外法人,也是職務越高工資越是增長乏力這一傾向。例如比較上海各公司的薪酬發現,日本企業的部門經理級別工資僅為1853萬日元,低于中國企業(2012萬日元),也低于不含日資的外資企業(2394萬日元)。剛剛晉升為科長之際,日本企業、中國企業和不含日資的外資均為350萬~400萬日元,沒有明顯差距,但隨著職務的上升,差距不斷擴大。
工資翻至3倍
從日本的大型電子企業跳槽到上海一家半導體企業、并從事人才中介的一名男性表示,“如果日本人跳槽到海外,年工資達到2千萬~3千萬日元的情況很多,有時甚至增至3倍”。工資水平的差距有時成為日本企業爭奪人才的阻礙。不過,也出現了在短期間內獲得技術和經驗之后迫使日本人離職的“用后即拋”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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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英國人才獵頭企業Hays統計顯示,以工資為由考慮跳槽的人呈現增加態勢。在臺灣人工智能風險企業工作的一位30多歲男性的年工資超過1千萬日元。達到直到3年前工作的日本電商樂天時代的1.5倍以上,該男性表示“裁量權大,只要取得成果,就回報個人”。
由于人口減少,日本國內市場日趨萎縮,在此背景下,日本企業的全球化將加速。不僅是制造業,在金融和服務業,世界各地的競爭也日趨激烈,決定企業盛衰的管理層的人才需求預計不斷增加。
但日本企業如果不能提供足夠的薪酬,在人才爭奪競爭中將難以取勝。不僅是貫徹成果主義,還需要改為優待企業管理層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