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處于深刻的多元轉型階段。經濟轉型不僅表現為經濟增速的下降,還通過各個方面影響社會信任體系,從而在金融體系中有所表現。經濟轉型期,我國金融體系中出現了三個較為明顯的趨勢,值得關注與研究。
一、實體經濟的金融化
理論上,金融應為實體經濟服務并反映實體經濟的運行狀況。但近些年來,我國的實踐卻是實體經濟與金融業相互交織,兩者互相強化。這一方面是實體經濟的金融需求自發產生供給的過程,是金融與實體經濟良性互動的開始。比如很多實體企業針對自己所在行業的金融需求,利用自己控股的金融集團,開發有針對性的金融產品。尤其是供應鏈金融、消費金融、互聯網(基于大數據)金融等蓬勃發展,針對企業和個人的資產管理等需求發展出來的泛資產管理市場。另一方面,市場更關注存量資產的定價差異并進行套利,實體經濟成為金融運作的載體。產業與金融的自我強化的循環鏈條削弱了實體經濟專注于實業投資的動力,產業越來越基于金融的套利邏輯運作。
一是非金融企業的金融化特征明顯,總體杠桿率較高,部分地區的非金融企業成為企業集團的融資平臺。根據現金流量表測算,非金融企業的金融性投資占金融性資金來源的比重,從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前的40%左右,快速上升到2009年的70%以上,2010年更是高達80%,2013年仍達到64%。2015年非金融企業的杠桿率高達121.7%,近些年杠桿率快速攀升,從2008年的78%,7年時間增加了43.7個百分點。政府通過設立企業集團承接政府債務并發揮融資功能,部分民營企業集團也通過其控股的產業公司進行融資。
二是房地產和金融投資成為部分上市公司利潤的主要來源。截至2016年9月底,有73家不是以房地產為主業的上市公司通過出售房地產變現實現“保殼”,投資收益成為部分上市公司主要收益來源。金融與實業之間出現價值自我實現的循環圈。
三是PE、非實業股東開始主導部分實業運作,產業越來越重視相對短期的股東利益。為提高資本回報和專業化的發展,裝備制造業越來越服務化和金融化,即不以賣設備為主,通過融資租賃出售出租設備,并以后期的設備維護、零部件提供收益為主。上市公司更看重兼并重組業務,收購非公開上市的企業并裝入上市公司,獲得公開上市的溢價收入。
二、政策性金融規模
快速膨脹
我國財政與金融的功能沒有清晰區分,存在龐大的政策性金融體系。在經濟轉型期,不僅政策性金融機構規??焖倥蛎洠€存在大量不由政策性金融機構承擔的政策性業務大幅增長。在中央層面,央行通過支農、支小、扶貧再貸款再貼現、抵押補充貸款(PSL)及差別化信貸政策貫徹國家戰略意圖。截至2016年10月底,央行的PSL余額已達1.98萬億元人民幣。銀監會對銀行的三農、科技支持等都有單獨的考核,要求設立專門的部門,并對其業務規模和增長有“三個不低于”的要求。國家還通過地方專項建設基金,給國開行、農發行的特定貸款提供貼息。各級政府通過設立產業引導基金等方式引入金融杠桿支持地方產業發展,設立政府性融資擔保、再擔保等方式放大財政資金杠桿。這些政策性金融業務快速擴張,大部分存在政府的隱性擔保,在支持政府意圖的同時也埋下了未來龐大的或有負債負擔風險。如果將這些隱性財政支出加總,再加上當年結轉和調入的財政資金,2016年我國實際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將更大。
三、轉型期的金融風險
近年來金融風險開始集中暴露。股市、債市、資產管理等領域的資產泡沫不斷涌現并陸續破滅,引起了巨大的社會財富再分配。當前我國廣義貨幣存量已超過GDP的2倍,信用仍快速擴張,但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并沒有根本好轉,金融系統并沒有充分發揮出資源的優化配置功能,反而出現了一些資源錯配,大量資金配置在基礎設施和房地產等宏觀產出較低的領域,導致我國的資本產出率大幅上升。金融體系在為實體經濟服務(借力加速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的過程中反映并吸收了實體經濟的風險。一旦金融體系吸收的經濟系統損失超過其緩沖能力,有可能會破壞金融體系功能實現的基礎(社會信任),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產生多倍收縮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