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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湖漁夫:國際金融體系重構背景下的IMF改革
來源:和訊網 發布時間:2016-02-01 08:36:05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隨著美國經濟金融化的發展,美國資本占據全球市場體系高端,“美式金融荷蘭病”導致的美國金融的寄生性質而也就日益顯露,引發全球越來越多的國家的清醒和警惕;同時因為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的勝而不利,預期海外利益來源的落空,作為美國霸權兩個車輪的金融能力和軍事能力交替下降,也導致美國的全球霸權基礎喪失。IMF 改革就是在這個背景中發端的,一方面,因為全球各個經濟體實力的消長,必然帶動全球金融領域的利益結構重組,另一方面,美國資本勢力面對這種全球性沖擊,企圖竭力維持美國金融霸權不失,在IMF`改革問題上而進行種種抵制和抵抗。圍繞IMF 改革的大國博弈在2015年達到階段性高潮。

IMF的份額和治理全面改革方案

2010年11月5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董會批準了對基金組織份額和治理進行全面改革的建議,以增強基金組織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根據這項建議,超過6%的份額將轉移到有活力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超過6%的份額將從代表性過高的國家轉移到代表性不足的國家,同時最貧窮成員國的份額比重和投票權將受到保護。

執董會建議結束第14 次份額總檢查,將總份額規模增加一倍,達到約4768億特別提款權(按目前匯率約合7557億美元),并對成員國的份額比重進行重大調整。負責監督基金組織日常運作的執董會將這項改革方案提交至理事會;理事會代表了所有187個成員國,份額增加的建議以及為了撤銷“指定執董”這一概念而對《協定》進行修訂的建議都必須得到理事會的批準。在理事會作出批準之后,份額增加和修訂《協定》的建議還必須經由全體成員國同意,成員國將盡最大努力在2012年年會之前完成交由各國立法機構批準的過程。

基金組織總裁卡恩表示:“這項具有歷史意義的協議是基金組織65年歷史上一次最根本性的治理改革,也是一次最大規模的有利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權力調整,……份額增加一倍維持了基金組織以份額為基礎的本質特征,并確保了基金組織在危機時期為成員國提供服務的能力。更準確地體現成員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重要性的、更為公平的份額比重分配,以及更具代表性的執董會,將會提高基金組織旨在實現更大的全球金融穩定性的努力的可信性和有效性。”

IMF改革遭遇來自美國的最大阻力

本次份額改革“順應國際民意”。改革一旦落實,中國的份額將從目前的3.72%升至6.39%,投票權也將從目前的3.65%升至6.07%,上升到第三位。歐洲國家原有的2個席位將分配給發展中國家。巴西、印度和俄羅斯也將躋身前十大份額國之列;同時保留原有貧窮國家的份額和投票權。

作為IMF最大股東國,不希望自身的獨特地位被稀釋,因此在此次改革中成為最大的阻撓方。據不完全統計,自2010年歐債危機以來,包括中國、巴西等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對IMF的增資高達900億美元,而中國一家就認購了430億美元,其他37個國家(日本、歐洲、英國、北歐等)增資4360億美元,但IMF最大的“股東”美國一毛不拔不說,還明確表示,拒絕向IMF注資救助歐元區危機是降低美國財政赤字的方案之一。美國國會遲遲沒有批準這一改革方案,導致接近“終點線”的改革一再拖延。第14次份額總檢查報告在2013年3月正式獲得成員國通過,但之后的改革一直處于拖延狀態,引發發展中國家普遍不滿。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對IMF一直處于一種比較冷淡的狀態,甚至一度想另起爐灶。美國國會曾經發布研究報告指出,與增加美國對IMF的注資相比,美國更愿意通過IMF在金融危機期間創新的新型融資方式(NewArrangementstoBorrow,NAB)。因為該項融資機制只有38個國家,美國對于這些資金的使用與份額制度相比具有更大的決定權。美國打造G8為基礎的G20集團,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IMF在全球金融體系治理上的絕對權威,這也是美國探索新的全球治理結構的嘗試。IMF具有全球最后貸款人的角色,但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中美聯儲部分地發揮了這種作用,尤其是美聯儲先后與6個發達國家簽署的永久貨幣互換體系,試圖構建以美聯儲和美元為中心的新型全球貨幣體系,將新興市場國家排斥在外。

加入亞投行國際潮對IMF改革進程的促動

在IMF-WB2014春季年會開幕前夕,IMF在其發布的《全球政策議程》中使用‘完全失望(utterlydisappointing)’的詞匯來描述IMF改革沒能取得進展,意在向華盛頓釋放信號和施壓。2012年,因為美國國會在此問題上的不作為。一度導致IMF-WB年會氣氛非常緊張。IMF原定于2014年啟動第十五次份額總檢查,也因為2010年改革遲遲不到位而延遲。2014年4月10日,IMF在當日結束的會議議程中表示,IMF下一步的改革將基于國際貨幣和金融委員會主席的建議,在2015年1月第15次份額總檢查之前,完成第14次份額總檢查的改革目標。

在美國無視IMF劃定的改革“最后期限”、拒絕改變國際金融治理結構的情況下,中國不再等待,加速了籌建亞投行的進程。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國、印度、新加坡等在內21個首批意向創始成員國的財長和授權代表在北京簽約,決定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2015年3月12日,以英國加入亞投行為起點,歐洲國家和中東國家紛紛宣布加入,掀起了一輪國際性熱潮。亞投行協議的簽訂是中國對國際金融體制另起爐灶的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

2015年6月12日,IMF執行董事會決定,把確定提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投票權方案的最后期限延后3個月,至今年9月底。并且宣布IMF內部一直在醞釀改革替代方案以繞過美國國會阻力,同時向美國施壓。執行董事會準備將份額和治理分別作為兩個方面推進,首先推動IMF在沒有美國國會阻撓的情況下實現份額轉移。IMF執行董事會眼下有幾項給予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更多投票權的“臨時”方案;不過根據IMF當日發表的聲明,一旦方案確定,相關改革將在12月中旬前得以執行。

在中美峰會期間,習近平9月27日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中美兩國已同意進一步在G20集團、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上加強合作。在談及亞投行時他指出,中國提出的亞投行倡議,是開放、透明、包容的,有利于有關國家發展經濟,增加就業,減少貧困,歡迎包括美方在內的有關各方積極參與。而稍后美國官員宣布,中美在亞投行方面結束分歧、達成“共識”:中方承諾妥善處理美方關切問題,并確保對世行及其他與亞投行存在競爭關系的地區機構“顯著增資”。美方則表示認識到亞投行治理標準在持續演進和改進;中國還承諾亞投行及未來成立的相關機構,將遵守國際最高的環境和治理標準,這也是美國對亞投行主要關切所在。

在亞投行成立之前,在美國主導IMF的前提下,轉移到有活力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超過6%的份額將主要來自歐洲國家,實際上是美國在慷歐洲國家之慨。但是因為加入亞投行,歐洲國家在取得亞投行創始成員國地位的同時,在金融戰略上開始獲得在中美各自主導的兩種體系上自主選擇的靈活性,加上中歐金融戰略合作的走向深入,歐洲國家不僅在基本保住舊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而且獲得中國主導的新體制下的相關利益。這也是歐洲國家支持有利于新興經濟體的IMF改革方案的根本原因。新興經濟體領導人認為,如果IMF投票權結構不加以改變,反映中國和印度等國經濟影響力的增長,IMF將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

2015年12月7日,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在訪問紐約期間嚴厲批評美國國會的對華立場。他對美國外交學會說:“把中國納入并將其與一個多邊世界捆綁在一起絕對符合英國的利益,也符合美國的利益。”“包括美國政府在內的IMF所有成員國達成的一項協議受到世界上的一個立法機構——美國國會的阻撓,這是悲劇。”

12月17日,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在記者會上表示,“2010年,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和治理結構改革方案達成共識,距今已有5年時間。希望有關國家盡快批準改革方案,這事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事關國際經濟金融體系穩定”。

人民幣被納入SDR籃子

2015年11月3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式通過了將人民幣納入IMF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的決議。SDR是IMF分配給會員國的一種會計上的虛擬貨幣,但是如果人民幣被納入SDR,則能與美元和歐元等貨幣并居,成為“國際儲備貨幣”。SDR對各國央行及政府外匯儲備的影響具有風向標作用,日經預測未來各國的人民幣外匯儲備比例將從現在1%猛增至10%左右。

日本媒體分析認為,歐洲及新興大國紛紛支持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警惕中國影響力的日美兩國即便有心攔阻卻無實力阻擋。SDR貨幣籃子的調整需要表決權的70%贊成才能確定,美國的表決權不到20%,就算與日本聯手也難以否決。除了歐洲國家之外,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也相繼表示支持,外圍障礙已經掃平。一直以來都是日美歐三方主導國際金融體系,現如今成長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中國謀求在國際金融領域的一席之地,未來中國有可能充分利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進一步推廣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

路透社報道稱,IMF決定將人民幣作為第五種貨幣,與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一道構成SDR貨幣籃子,這是中國經濟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德國《世界報》報道,11月30日對中國來說是它走向大國之路上的一個特殊日子,IMF此舉書寫了貨幣史,世界貨幣秩序16年來第一次發生了改變。“被納入貨幣籃子在很大程度上不僅僅是象征性行為,”貝萊德投資集團首席戰略師尤恩•卡梅倫•瓦特說,“它是中國走向挑戰美國的超級大國道路上的又一步。”

印度央行行長Raghuram Rajan表態支持人民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儲備貨幣籃子,同時也呼吁IMF等多邊機構應該進一步認可新興市場貨幣。《南華早報》援引對Raghuram Rajan的采訪稱,就在IMF準備就是否讓人民幣“入籃”作出決定之際,印度央行已經把人民幣作為其資產組合之一。IMF應該把那些在全球貿易和金融中占據重要地位的大經濟體貨幣納入其SDR籃子。未來也應該考慮把印度盧比納入SDR籃子。

在擁有儲備貨幣的國家中,日本是首個對人民幣表示歡迎的國家。日本財務大臣麻生太郎表示,對人民幣加入SDR表示歡迎,也希望中國能夠努力進行金融體系改革。12月2日,美國財長雅各布•盧(Jacob Lew)表示,美國支持IMF將人民幣納入SDR籃子。美國有決心讓經濟繼續強勁和安全,“有充分的理由保持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他還表示,IMF的決定體現了IMF技術團隊長期研究的結果,人民幣滿足了加入的條件。不過即便是在人民幣加入SDR后,也遠達不到挑戰美元的地位。SDR最新份額是美元41.73%,人民幣10.92%。

不過,我們有必要認識到美國在人民幣納入SDR籃子的問題上的傲慢做派。在我國繼續對外開放、融入國際大家庭的過程中,即使IMF不將人民幣納入SDR一攬子,在我國的強大工業體系和經濟體系的支撐下,隨著我們的對外投資和貿易活動的規模擴大,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同樣不可逆轉,被全世界接受不過是時間問題。只是在我國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尚在建設和完善的情況下,人民幣被納入SDR籃子,人民幣將能夠進入現行的國際清算系統,更快地向世界流通擴展。

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的發布

12月11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在中國貨幣網正式發布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由于匯率浮動旨在定價多個貿易伙伴的貿易和投資,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匯率并不能全面反映貿易品的國際比價。長期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實際上是一種聯系匯率制,換言之,人民幣盯住美元政策,使得人民幣成為美元的代用幣或者延伸貨幣。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出臺,人民幣匯率不僅僅參考美元,也要參考一籃子貨幣。

在二戰后的國際金融體制中,IMF具有全球最后貸款人的角色,但是自從美國推動三輪“量化寬松”以來,美聯儲部分地發揮了這種作用,尤其是美聯儲先后與6個發達國家簽署的永久貨幣互換體系,試圖構建以美聯儲和美元為中心的新型全球貨幣體系。隨著中國在全球貿易和金融領域的實力和地位逐步趕超美國,人民幣與美元脫鉤,不僅實際上削弱了美元的世界市場基礎,沖擊了美元世界貨幣地位,而且中國在成為世界金融穩定的重要力量的同時,將不再被美聯儲不負責任的美元政策殃及池魚。

美國無奈放行份額改革方案及其考量

2015年12月18日,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批準了IMF2010年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這個方案被包括在支出法案中。這意味著長期阻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該項改革的最后障礙被移除。IMF總裁拉加德當天發表聲明對美國國會的決定表示歡迎。她表示,這是加強IMF在維護國際金融穩定方面所起作用的關鍵一步,將增強基金組織支持全球金融穩定的作用,改革將顯著增加基金組織的核心資源,使我們能夠更有效地應對危機。中國人民銀行有關負責人19日表示,歡迎美國國會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0年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

美國為了維護美國的全球金融霸權、至少要保持對IMF的主導權,之所以在對IMF份額改革方案的立法批準上拖延,并且在五年后最終放行,是因為對諸多原因的有苦難言。這些原因來自于IMF內外,因利害相生而抉擇艱難。

其一,改革方案要生效實施,不僅需要188個成員中85%及以上投票權的支持,還需要成員的立法機構批準。IMF秘書長林建海此前曾對媒體表示,國際經濟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2000年前后,新興市場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約是三分之一,金融危機發生的五年內,這一貢獻率上升到四分之三,其中中國對全球經濟貢獻率占到了三分之一,這一變化將要在IMF的治理結構中得到體現。IMF和二十國集團都對美國國會的拖延和阻撓表示強烈不滿。

IMF總裁拉加德在2014年IMF和世行春季會議上甚至提出,如果國會繼續阻撓,IMF要考慮制訂繞開美國的改革“B計劃”,如特別增資是基金組織內的一種特殊機制,僅接受幾個國家的出資,可以避開美國。盡管中國將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第三大成員國,其他幾個主要新興經濟體印度、俄羅斯和巴西的份額都將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內躋身前十;美國的投票權也將從目前的16.75%下降到16.5%,依舊保持超過15%的重大決策否決權。

美國不得不在繼續拒絕改革和因為IMF可能“爆棚”而最終被邊緣化之間做出選擇。長期跟蹤IMF改革的華盛頓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埃德溫•杜魯門表示,美國的做法使其在重大問題上的影響力大打折扣,美國在IMF問題上很難被看作是一個值得信賴的談判方。國會的批準是一個遲來的決定,但是遲到總好過沒有。否則,美國的影響力還將繼續下降。

其二、根據2010年12月份的第14次份額總檢查報告,IMF特別提款權將從2008年的2385億擴容到4770億特別提款權,折合7370億美元;且2010年決定的資本改革是以所有成員國為對象實施的大規模增資。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財政赤字居高不下、美國國家債務滾雪球般擴大的情形下,美國國債銷售遇阻;加之在美國經濟金融化之后,全球金融劇烈動蕩本來就是美國資本在全球金融市場獲取投機暴利的前提;要求美國政府拿出錢來去維護全球金融穩定,有違美國的初衷。

其三,亞投行另起爐灶和中歐金融合作對美國主導的全球金融體制的沖擊。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過是美國主導下的金融商店。中國在擁有巨額外匯儲備和強大的全球投資能力的前提下,面臨對亞投行和IMF增資的選擇。如果中國對亞投行增資,也就是中國自己的錢自己花;如果中國對IMF增資,也就是意味著中國出錢,IMF如何花錢還得按照美國的利益和意志來進行。歐洲國家加入亞投行和中歐金融戰略合作的發展,歐洲也因此獲得利益。習主席訪英導致中國的美元巨額投資英國,而且還刺激了德法兩國領導人隨后訪華。歐洲國家在投票權下降較多的情況下獲得足夠的利益補償,因此也就支持IMF份額改革方案。如果美國拒絕IMF改革,中歐都有意愿停止向IMF增資,IMF的機構功能因為缺乏財力而失能。

其四,歐洲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將人民幣抬進SDR貨幣籃子,同時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出臺,不僅阻止了美國試圖將美聯儲推向全球最后貸款人的企圖,而且也沖擊了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為后美元時代準備了一種新的儲備貨幣。美國不得不收起對國際金融治理體系另起爐灶的心思,否則國際信義受損。

美國迫于壓力不得不回到IMF體制內解決問題,不僅一直帶頭抵制和拒絕加入亞投行,反而開始試圖將亞投行納入美國主導的金融體制。習近平訪美期間,中美雙方達成49項“共識”。第三條就如此表述:中美雙方承諾支持目前國際框架,承諾進一步加強世界銀行,以及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區銀行的作用,中國有意顯著增加對這些地區機構的投入。美國對“共識”的解讀,一方面出于打擊亞投行國際信譽,另一方面力圖將另起爐灶的亞投行極力納入美國主導的就國際金融體制。

美國還對人民幣獲得全球儲備貨幣一事進行拿捏。人民幣在新貨幣籃子中的權重為10.92%;生效之后人民幣的權重將僅次于美元和歐元,而超過日元和英鎊。美元的權重僅略微下調,從41.9%降至41.73%。而在今年7月份發布的初步報告中,IMF工作人員預計人民幣的權重將在約14%到16%。另外新的貨幣籃子順延到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而不是立即生效。這也就意味著人民幣在成為儲備貨幣的道路上還面臨變數,可能需要中國繼續因此“付出代價”。

與美式金融體制并軌?還是另起爐灶?

在IMF將人民幣納入SDR籃子之后的12月2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情況和下一步金融改革開放相關工作匯報。會議指出,日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決定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這是國際社會對中國改革開放成就的認可,中國政府表示歡迎。這有利于助推人民幣逐步國際化進程,促進我國在更深層次和更廣領域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實現合作共贏。要以此為契機,進一步深化金融改革開放,完善宏觀審慎管理,堅持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妥善化解風險,完善配套制度,有序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回答中新社記者提問時說,加入SDR后,中國金融改革開放步伐不會放慢,會按照此前部署全面穩步向前推進。中國金融改革在完善匯率形成機制、推進金融機構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加強內部控制等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人民幣入籃以后,整體匯率形成機制不變,我們還要繼續深化改革,向市場化方向推進,但整個框架沒有發生變化。中國還將不斷建設金融市場,提供更多對沖和套期保值工具,使市場向更深、更廣方向發展。他提醒說,加入SDR不是一勞永逸的。“IMF每五年做一次評審,一種貨幣符合條件時可以加入SDR,不符合條件時也可以退出SDR。因此,中國將繼續深化改革開放,人民幣作為SDR籃子貨幣的地位才能得到不斷鞏固。”

這里面存在兩個隱含的問題,事關中國金融體制的未來方向。其一,雖然我們堅定不移地走向世界,但是這種對外開放過程毫無疑問我們自主的,同時也是和世界其他國家的相互對等開放。這里還存在話語權之爭,也就是該用在自己的標準來評判、還是運用西方的價值標準來衡量我國改革開放的問題。我國改革開放成果是否造福于造福于我國人民和增強我們的國力,評判的主體是我們的全體國民,而不是以西方為主的所謂“國際社會”。

其二,雖然我們必然要吸收西方國家在經濟和社會建設過程中文明的有益成分,但是在對西方借鑒的過程中同樣要以我為主和不喪失批判態度。由此引發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就是中國的金融體制改革往何處?是與美式的金融體制和慣例并軌?還是在對這種體制批判的基礎上另起爐灶?或許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很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2015年11月12日,他表示,亞投行將遵循國際項目融資的新準則。他說:“所謂國際最佳準則,不是西方準則。”“我們不承認西方準則就是最佳準則。否則,西方國家為什么會出現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呢?我們要學西方的長處,同時也要避免他們存在的問題。”“我們正努力籌建亞投行,我們會吸收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經驗,特別是中國的發展經驗,形成一套新的準則,這才是我們要遵循的東西。”

有人聲稱,中國是當今國際體系的積極維護者,但是聲稱者通常有意忽略這樣一個前提,就是對全球治理體系進行改革,要逐步剔除其中的不公正不合理的部分,中國因此也是當今國際體系的改革者。在對外開放和金融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我們不能盲從,必須具備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弘揚我們自己的價值觀。雖然中國在IMF的話語權上升,但是這與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仍然不相稱,中國在IMF中影響力的上升速度仍然不及中國經濟在全球影響力上升的速度;其中原因毋庸贅述。

新世紀以來,隨著美國資本的利益狹隘性日益暴露,美國國際金融體制及其背后的價值觀也就越來越喪失其普適性。隨著國際金融體制同樣走向多極化,IMF的前途與命運也就更加多舛。(本文作者清湖漁夫系和訊博客著名博主、和訊評論專欄作者)

參考文獻:

《全球化的興替:對國際金融體制另起爐灶》,清湖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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