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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網貸監管滿周年 一年內近千家平臺退出

P2P監管趨向“嚴緊硬”

多項P2P監管文件年內將落地

由銀監會等多部委聯合發布的《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至今剛好滿一周年。一年中，882家網貸平臺退出，截至目前，歷史累計問題平臺有3841家，現運營平臺數約2000家，問題平臺占比超六成。

這一年，可以說是網貸行業的“監管年”，據統計，一年內各級監管部門共出臺了50多份關于P2P的監管細則。《經濟參考報》記者從銀監會獲悉，年內還將落地多項含硬性指標的監管文件，包括《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信息披露指引》(以下簡稱《信披指引》)、《網絡小額貸款管理指導意見》等，其中《信披指引》最快將于本月內下發。

深洗牌 882家網貸平臺退出

2016年8月24日，銀監會等多部委聯合發布《暫行辦法》，為網貸平臺劃出了“十三條紅線”，其中包括禁止自融或變相自融，禁止歸集出借人的資金，禁止直接或變相承諾保本保息，禁止項目期限拆分，禁止自行發售或代銷理財產品等。同時，《暫行辦法》要求設有風險提示、信息披露專欄，對個人、企業分別設定借款金額上限，并要求平臺上線銀行存管，申請系統安全認證，電信業務許可證等。其中，銀行存管最受關注。

自《暫行辦法》發布至今，網貸平臺按照監管要求，走上加速整改合規的道路，也有不少平臺自知無法符合最新監管要求，選擇退出。網貸之家數據顯示，一年以來，有882家平臺退出網貸行業，惡性退出的問題平臺225家，其中貸款余額超過千萬元的有47家;良性退出的停業和轉型平臺657家。

數據顯示，廣東、北京、上海等網貸發展規模居全國前列的地區，停業及問題平臺數量同樣居于前列。近一年時間，廣東、北京、上海、浙江和山東五個地區累計停業及問題平臺數量為556家，占比達到了63.04%。

以去年8月24日為時間分割點進行統計分析，停業及問題平臺占比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暫行辦法》出臺前停業、轉型的比例分別為43.12%、0.78%，《暫行辦法》出臺后停業、轉型的比例上升至70.41%、4.08%。相對的，跑路、提現困難、經偵介入的平臺數量占比均出現了下降。網貸之家分析師陳曉俊認為，出現此變化的原因是眾多小平臺在嚴厲的監管背景下，無法滿足監管層的要求，平臺選擇主動清盤停止營業，這部分平臺待收較小，比較容易完成清算。

陳曉俊告訴記者，從平臺背景來看，目前停業及問題平臺中約99%的平臺屬于民營系平臺，民營系平臺由于沒有強大的背景和雄厚的資本實力，在嚴厲的監管環境下更容易被淘汰出局。隨著行業“大浪淘沙”的進行，強背景平臺將更受關注。

強監管 涉P2P監管文件超50份

從去年8月24日至今，從央行、銀監會到各省市級協會都出臺了不少監管細則和政策對P2P網貸行業進行規范整治。據零壹財經不完全統計，在過去的一年時間里，各級政府部門及行業協會累積發布有關P2P的各項監管政策超50份，從“資金存管指引”、“備案管理指引”到“催收規范”等不一而足。

全國性政策中，包含上述提到的《暫行辦法》，還有國務院辦公廳下發的《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實施方案》、銀監會等15部門發布的《P2P網絡借貸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銀監會下發的《網絡借貸資金存管業務指引》、國務院互金專項整治工作小組發布的《關于開展“現金貸”業務清理整頓工作的通知》、銀監會等6部門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校園網貸整治工作的通知》、銀監會等3部門下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校園貸規范管理工作的通知》，一共7份監管文件。

在地方性政策中，北京、上海、廣東、廈門、深圳一共下發了9份關于P2P的監管文件，其內容主要涉及備案登記和《暫行辦法》的實施細則等。

除了中央和地方的監管政策，北京市網貸行業協會、廣州互聯網金融協會、深圳互聯網金融協會、廣東互聯網金融協會等地方行業協會也下發了一系列網貸監管文件，內容涉及校園貸、現金貸、首付貸、債權轉讓、催收規范等諸多自律性監管內容。

金融業屬于經營風險的行業，高風險屬性決定了強監管的必要性。“隨著互聯網金融規模逐步做大，加強監管很有必要。《暫行辦法》出臺的這一年，網貸行業逐漸步入正軌，各項制度越來越完善，系統性風險的出現概率大大降低，監管所帶來的正面影響顯而易見。”國開行旗下開鑫金服總經理周治翰表示。

值得關注的是，隨著金融科技的發展，科技監管也逐漸被提上議事日程。今年5月，央行成立金融科技(Fintech)委員會，旨在加強金融科技工作的研究規劃和統籌協調。周治翰認為，科技監管的應用有利于“點穴式”精準監管，避免“一刀切”，更科學更高效地讓行業有序發展。

嚴緊硬 政策趨向“硬性指標監管”

銀監會審慎規制局局長肖遠企透露，目前《信披指引》正在內部征求意見中。另有知情人士告訴記者，該《信披指引》最快將于本月內下發。對于行業信息披露問題，雖然此前中國互金協會及各地方互金協會已經出臺了一些指引，但從本質上看仍然是行業自律標準，懲戒手段也只限于協會層面。“信息披露在行政監管層面是個空白，銀監會如果出臺監管政策，可能填補這個空白。”麻袋理財研究院研究總監路南告訴記者。

周治翰告訴記者，之前關于信息披露的標準比較寬泛，而銀監會作為監管機構，出臺的這個標準是帶有強制性的硬性指標，平臺都必須按照標準的要求披露信息。這也預示著網貸行業在合規又邁出了一大步。

今年下半年，除了《信披指引》外，《網絡小額貸款管理指導意見》也在銀監會政策制定計劃中，而《處置非法集資條例》則在銀監會政策推進類項目中。其中，《處置非法集資條例》在銀監會2017年46項立法計劃中，是法律位階最高的行政法規。據了解，該條例將賦予地方人民政府行政查處權，解決地方監管部門有責無權、依據不足、手段缺乏等問題。“一旦出臺，將方便地方監管部門在行使職權時有法可依，便于消除監管真空，實現對非法集資全鏈條、穿透式綜合監管。”周治翰分析稱。

強硬的行政手段監管將成為互金整治下半場的特點。不久前，銀監會年中工作座談會對監管給予了定調：將以“嚴緊硬”改變“寬松軟”。在路南看來，監管政策已經有從“政策引導”、“底線監管”走向“行政手段”、“硬性指標監管”的趨勢。

對于細分的網貸行業，投之家CEO黃詩樵認為，“嚴”主要是從監管內容來看，一系列政策的出臺將進一步明確網貸平臺的中介定位，對于平臺開展的業務也將進一步予以規范與限制。“緊”主要是體現在期限上，在整改期限內完成備案合規，對于平臺來說，剩下的時間不多了。“硬”體現在監管的力度與態度上，政府將大力度對網貸行業進行整改與監管。

周治翰指出，合規只是網貸行業面臨的第一道關卡，未來如何做大做強，健康良性發展才是更嚴峻的挑戰。在優質資產稀缺的情況下，尋找合適的小額分散資產、嚴控信用風險和操作風險，這些挑戰的難度比合規改造更大。平臺必須在細分領域有拿手的“金剛鉆”，助力實體經濟，將小額普惠業務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