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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記

張雅宗先生2020年12月駕鶴西去，令人不勝痛惜。他潛心二十五年，以收藏的中醫歷史實物呈現了中國中醫發展史；他擁有的世界級標示性中醫史文物數量遠超博物館館藏；其人雖已遠去，但其珍藏永存……

中國中醫史文物收藏第一人張雅宗

他懷著一腔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情，從1979年開始收藏第一件中醫史文物，歷經四十年全情鉆研中國中醫史文化；他親歷中醫現代化變革的每一個階段；他憑借微薄的工資收入與非同尋常的古玩鑒賞知識，數次從外國藏家手中搶救中醫國寶；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位擁有整部清宮太醫院御醫原始手稿的藏家，卻數次回絕了日本最大漢方藥業的巨額收購請求；他潛心二十五年，以中醫歷史實物呈現了整個中國中醫發展史；他擁有的世界級標示性中醫史文物數量遠超國家博物館館藏……他，就是我國著名收藏大家、中國中醫史文物收藏第一人張雅宗先生。

張雅宗先生1948年出生于北京著名文房四寶收藏世家，筆名宗時，北京東方收藏家協會文物專業委員會副主任，《收藏家》雜志社創刊成員，中國收藏家協會會員，是久負盛名的中醫史文物收藏家、鑒賞家。1973年開始個人收藏，主集文房四寶、中醫史文物，其所收藏的宋代北斗七星硯、明代故宮鎮庫墨、青銅扁鵲天下第一針、雍正覲呈本針灸掛圖等，均屬國家級珍品。著有《貨幣保值與珍寶鑒藏》《中國文房四寶》《中國古玩精品》《民間收藏指南》《個人貨幣增值導向》《中國古玩辨偽全書》等專著，并主持編纂了《中華收藏大辭典》。

中醫學術界人士及古玩行業內人士，一致贊譽張雅宗先生為“中國中醫史文物收藏第一人”。這不僅由于其藏品中具有的國家級中醫史代表性文物多，更因為他收藏的中醫史文物成就，為我國科技史發展帶來重大意義。

中醫的應用承襲了中華文明五千年的發展史，是人類歷史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中醫史文物屬于科技史文物范疇，其對中華文明發展史所具有的重大意義，不可估量。今天，讓我們隨著張雅宗先生的收藏歷程，來揭秘中醫學發展歷史中最頂級的遺珍。

張雅宗先生自述

高瞻遠矚

立志中醫史文物收藏

我的中醫文物收藏，起始于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個時候，收藏還很不成規模，全國搞收藏的人很少，開放收藏活動全國剛剛有一點苗頭。因為出生在傳統文化家庭，受祖輩傳承的收藏遺留影響，所以我是當初最早進入收藏隊伍的其中一員。

清代中期宮廷御用全鎏金耳挖器

我最起初的藏品是以家傳為基礎，主要的就是文房四寶當中的古墨古硯，以及古玉和一些雜項類等。但是，我一直在思考，自己的藏品中有分量的東西，都是以祖傳為來源。例如宋代北斗七星硯，它在宋代的《春渚紀聞》中就見過著錄，這些藏品已經達到了頂峰，自己無論如何努力也是再難企及的。如果想成為一位合格的藏家，必須要有自己的建樹，所以，不如開辟一個全新的、自己獨立完成和研究的收藏項目，它是與家傳藏項完全無關的，并且是中華文明獨有的收藏門類。

戰國青銅醫用鑷子

我這人可能受傳統文化的影響比較大，覺得很多收藏門類都是著眼于所謂的“瓷”、“玉”、“書畫”、“青銅”這類的，或者往往都是跟金錢的聯系比較密切。所以就想找一個所謂“高度文化”的，完全代表我們中華文明自己的，并且不沾銅臭的項目。當時有三個方向的考慮：一個是天文，一個是中醫，一個是玄學數術。最終，我選擇了中醫。希望能通過收藏去幫助和影響更多的人。

新石器時代骨質醫用針具

當初選中醫，看似是一種從收藏角度的理性考慮，但是經過了將近 50 年的收藏、研究、整理的歷程之后，再回頭看，覺得我當初在決定這個選項的時候，其實對中醫本身是近乎無知的。因為它的存在，除了是中華文明最重要的文化符號之外，還真正承載和保障了我們中華民族偉大文化一直能夠源遠流傳至今，綿延不絕。這一點，我想是無可爭議的事實。所以我個人通過這些年的收藏和研判過程，有一個提法，就是中醫是中華文明當中唯一一門可以被稱為巨系統的科學！

先秦青銅砭針

說到這兒呢，還有一個小插曲，發生在我中醫文物收藏的 20 年之后。機緣巧合遇見了一位在京城早已名聲遠播的所謂“通靈人物”，據說是可以預測過去未來等等。見面后他上來就說：您現在正在做著一件功德千秋的事兒。大概從其他維空間來看，對中醫收藏的這件事兒也是評價很高的吧。所以我始終認為中醫收藏這件事兒是我的一個使命。

先秦青銅砭針(局部)

另外，最起初下定中醫選項決心的時候，也是受到了當時一則消息的震動：日本有個老先生，在日本發現自己的家鄉受到了嚴重的風沙侵害，他通過調查報告得知，是來自于內蒙古沙漠中的塵土。于是他就自己一個人，堅決到中國來植樹造林。我覺得這其實才是一個真正的，發自內心的，深度的愛國行為。并且他沒有聲張，沒有什么所謂偉大的因素在其中，他就是要從這種最簡單的、最實際的一點一滴做起。我想，我們每一個人其實也都有這種責任感，為了中華文脈的延續傳承，要做一些真實的、實際的工作才行。所以，有這么一個榜樣在其中，這條路總算跌跌撞撞走下來了。說到中醫文物的收藏，其實第一個真正的收藏契機，是始源于1982年12月份的一次外地之行。

新石器時代玉質手術刀

巧遇國寶

收獲稀世宮廷明堂圖

那是去長春出差。我和長春古籍書店的曲經理是很要好的朋友，每次我到長春，只要有時間，就會去他那里看看書。當時我正在一個架子上翻看一些拓片類的東西，發現架子陳列的古籍上面，有一套殘破的、看著像卷子一樣的東西。我就很好奇，取下來打開一看，是一套四幅針灸掛圖。雖然這套圖品相有些殘破，但是內容保存尚好，一看就是光緒時候的本子，特征很典型，裝裱的形式也很特殊。我當時已經立定了要做中醫文物收藏這個題目，所以就拿著它去找書店的曲經理，他說這套圖是早年收來的，標價是8塊錢，我就買了下來。但買回來之后可就貴了，我送北京榮寶齋去整個重新揭裱，全部修復下來花了400多塊。那時候，一個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資也就是這個數兒。

這之后我找了很多的當時的中醫大家，請他們給這套圖題跋，包括中國中醫科學院的工程院院士程莘農老師，還有中國中醫史奠基人李經緯老師，等等，都是中國中醫脊梁式的人物，大概一共有二三十位先生的題跋。所以這套針灸掛圖，它的分量就顯得很重。

這其中有一位老先生令我印象十分深刻，是咱們國家中醫耳鼻喉方面最負盛名的專家，同時也是著名的中醫史專家耿鑒庭老師。我和老人家相交并不深，是我的老師李經緯推薦我去拜訪耿老。耿老對這套掛圖做過初判之后，我和耿老也交代了這套圖的來歷和大概修復過程。耿老當時說話已經非常吃力，但他依然給我講了很多，他說：這套針灸掛圖，很有可能是當時宮里的人遣散之后帶回到長春去的。同時又給我指出了幾處特征，告訴我宮里這種掛圖類醫具大概的裝幀形式大概是怎么樣的。

遺憾的是，耿老當時已經寫不了字了，后來就只能在上面加蓋了一方他的私章。就這樣，老人家還囑咐我，在這個圖空白的地方，讓我找個書法水平尚可的人，去把他當天說的意思寫在他蓋章的地方。耿老說，這個書法不好，寫字不好的人，把字寫在上面，會容易讓人看輕了這套掛圖的分量的。我當時非常非常受感動，那些話都深刻的記下了，這些年都忘不了當時那些細節。我覺得這些老先生們，真的是一心為了中醫！對后學之輩，也是盡心竭力。

后來，這種出行征集的活動就比較多了，經常去外地。我從來不去百貨商店，不去旅游景點這種地，再一個就是去各地的古籍書店或者舊書店。那時候碰到的主要問題，跟很多當時的收藏愛好者、收藏家是一樣的，就是資金短缺，說白了，就是沒有錢啊。而且，真正意義上的中醫史文物傳世很少，大部分都是相關文物。雖然說醫學類古籍很多，但是真正的中醫類實物可以說稀如麟鳳。特別是有代表性的、年代久遠的，就更是難得一見了。我當時給自己立定這個收藏方向的時候，就是想要先著重于實物的收藏。因為很多過去中醫手里都有一些古籍存留，我應該多從實物上著眼，彌補空白。

當時我考慮，未來實物收藏成一定體系后，可以再著眼于醫籍部分，而且只要是我收集的，就一定去收集那些最具代表性的，那些金字塔尖兒上的東西，這樣可以起到一個互相補充的作用。對整個民族的中醫歷史研究總體發展也會有很大意義。事實證明，我的方向是正確的。這些年來，其實我也并沒有耽誤對于古籍，以及掛圖類文物的收集工作。

那個時候跟文物販子們打交道，首先就是要注意不能暴露你的收藏方向。當你的收藏方向暴露出來的時候，他們就會抬價，因為他已經知道你的喜好了。我當時跟他們一開始說的時候，只是給他們一個非常含糊的概念，因為你完全不露也不可能，我就跟他們說，我要那些帶尖兒的、帶刃兒的，見到實物之后，我再觀察相關的這些東西，尤其是早期的針具和刀具類。所以在我收藏的前 15 年，幾乎沒有人知道我在涉列中醫史方面的藏品，或者說搶救工作。

捍衛文物

常與國際買家爭高下

那時候和那些文物販子們斗爭僅僅是一個方面。最可怕的對手，第一名就是日本人，然后是德國人，乃至于新加坡人和韓國人。理由也很簡單，人家既有這個意識，又有錢，其實中國港臺的人反而不是很多。在這方面，西洋人的意識確實比我們國人要強得多，日本人就更不用說了。

當時真的是“搶”不過人家，他們收東西的辦法，可以用奢華來形容。那時候外國人來中國還不是那么方便，所以人家來一次就放下一大筆錢，委托一些有中醫文物渠道的文物販子或者古玩店幫著收貨，每半年回來取一次，或者一年回來取一次，只要是和中醫相關的東西，而且基本在貨上不矯情，什么都行，品相好點兒壞點兒，價錢高點兒低點兒也無所謂。

所以其實很多非常珍貴的東西就是這么流出去的，大批大批的，外國人真的是如饑似渴的“掠奪”。洋人對這些關乎人類發展史的實物特別重視，畢竟，有幾個外國人在中國買齊白石呀？

這些年，我有好幾次都是與外國人尚未正面交鋒，就輸在人家價錢上的經歷。記得那次是我在一個還打過幾次交道的店里，就在古玩城，撞見了一套非常難得的中醫醫籍，其實我也不是完全不涉獵，或者說不碰古籍，我只是收價值高、歷史分量重的那部分而已。那是一套介紹周身經絡走向規律的書，是一套手札，里面是純手繪的各種插圖，還是彩本，帶著顏色，漂亮極了。記得是一函六冊。康熙丙午年的書，比同仁堂的歷史都早，那品相，書套都是本年的，而且一點兒毛病沒有。

我看見就動心啦，關鍵是難得呀，這種東西是市面上很難見著的。于是我就找這個店的老板，說說價唄。但是呢，一問人家就說這個不賣，是給一個韓國人留著的，人家已經定下來了。我表示，如果能商量，我愿意多出一點兒。結果店主一聽就樂了，明著跟我說：大哥，您也是行里人，這東西，這品相，咱行里人能出幾個錢？我和您說，我和他(指韓國人)說的數兒，至少是您現在心里這個數兒的五倍到十倍，您信不信？我一聽，那我還說什么呀……

還有一次，在沙灘，那里曾經出現過一片短期的地攤，或者叫自由市場。那時候還不叫古玩市場，沒現在那么多專業的約束。就是以古玩為主，賣舊貨的也有，賣皮貨的也有，就在現在沙灘那條南北大街到遺址公園兒的那一片兒。這條街靠近中間東側有一條小道，我就在那兒看見了一枚很不錯的玉針，或者叫玉質砭針器。

直到今天我都清楚記得，它的下端有一個扁平的、磨得很鋒利的刃口，在整個針砭五分之四的位置，偏近刀具刃口的這一端，打著一個銀箍，這是比較典型的中醫醫用針具的做法。難得的是它是玉質，不是和田，但明顯是昆侖山脈附近玉質的特點，材料也比較白，再加上一看就是用了若干年，使用痕跡明顯，那條銀箍磨得包漿非常漂亮了，年代應該是在西周晚期或者左右。這件東西一看就是層次比較高的，器型也極其少見，那個時期能用玉作為針刀具材料的醫者可以說是寥寥無幾，而且這么精美和典型。所以我當時判定，這件東西一定身份很高，頗具研究價值和時代意義。

當時我想到了這種東西開價會比較高，但是我覺得一旦碰到這種路份很高的東西，是絕不能錯過的。于是我就有點拿著不想撒手了。可是那個人，賣貨的，我至今都印象很深他當時那種狡詐的笑容，他說這個已經賣了。我開始以為是有相同收藏中醫文物的人，可能是定了這個東西。于是我就問他這是什么人定的？他也沒藏著，朝巷子口兒努了努嘴，就剛過去的那個老日本，錢都給了，說讓我給他包好了，等他轉完了回來拿。我當時就一愣，因為一般日本人那個時候很少逛地攤兒呀……我就問這人：現在日本人也來逛地攤？他說也不是很多，反正這個是個熟臉兒，隔不一段時間就來晃悠晃悠。我很好奇，問他一般日本人都來買什么呀？他說什么都有，書經常買，買醫書多，另外就是這些玉器，還有針呀刀呀這些。從他的話里，我大概就能分析出這個日本人多半就是一位研究漢方歷史的收藏家。

當然，有輸就有贏，贏多半就是多付出一些代價嘛。另外一點就是贏在腿勤上。你得經常去各種你收藏的門類會出現東西的地方轉。打個比方，有一次，也是因為一套針灸掛圖。那天我經過琉璃廠，快到中午了，我心里盤算著干脆找地方吃飯吧。我騎著車就往西琉璃廠里拐，騎到萃文閣，看見萃文閣的經理正站在門口兒。我們相識很早，經常走動，這么多年一直以兄弟相稱，我管他叫二哥。還差著老遠二哥就沖著我招手兒，我騎過去一下車二哥就跟我說：巧了嘿，我正準備呼你呢(九十年代初期，當時很多人都是用BP機聯系)，剛收上來一套你內個中醫的掛圖，清中期的，品相特好，開門，而且收上來的價兒特便宜，你趕緊瞅瞅。

雖然我剛開始做中醫史文物收藏的時候一直保密，但圈子里和我關系極密的一些朋友還是知道的。我當時挺好奇，看件東西干嘛還這么著急呀。于是我倆一邊往屋里走。我就一邊兒和二哥說：著什么急呀，晚上上家再說唄。二哥一邊把我讓進內室，一邊把門關上跟我說：真得趕緊著，我們那小劉(算是店鋪主管吧)已經和他一下家兒都說了，是一德國人，常年在我們這兒收東西，不知最近怎么又喜歡上中醫了，凡是中醫的東西人家都收，這小劉和人家說完，人家已經同意要了。我不是惦記著你收藏這個嘛，關鍵是價兒也好，版子也好，東西很難得。我們一邊說著話，就一邊把四幅圖全打開了，我一看，東西真是好，挑不出毛病來。

我問二哥多少錢，二哥說：這東西是5500收上來的。小劉已經跟人說8000了，人家也表示要了，要是咱給少了不太好說。這么著，你給8100，以后再有什么東西你看上了，我再給你找補回來。我聽了當然很滿意，真心話，按照當時的行勢，8100真不貴，不但得了東西，而且這東西等于我還是從外國人手里邊兒搶回來的。

一念純誠

遜志好學深心托藏事

搞收藏的人，資金永遠是緊張的，我在早期這些搞收藏的人當中，從某種程度上講，幾乎是一個特例。就是他們這些當時剛剛進入收藏隊伍中的人，幾乎都是“以藏養藏”，也就是一邊買一些東西，一邊再賣一些。但是我可能因為受傳統文化家庭影響比較重，依照過去老派知識分子的眼光，總是認為一個收藏家若淪落到要去每天搞商業的這些買賣，那你在這個領域，怎么還能稱得上一個“家”字呢？所以，這些年我幾乎就是不輕易買，更不賣東西。這樣的話，雖然從經濟上對我也有一些影響，但其實總體影響不大。

我在工商聯工作好多年，過去這些工商業界的老先生們文化底蘊一般都很深，我和這些文化界的老先生們聯系的也比較多，比較密切。和這些老先生們在一起，得到的往往不僅僅是知識而已。時間長了，隨著自己的底蘊也一點點的積淀，你的收藏，你的文化價值趨向就慢慢高起來了。那些層次低的，價值不大的東西。慢慢的不能入你的眼了，剩下的就是堅持了。伴隨著我的這么多年的中醫收藏之路，我擁有的好東西越多，就越讓我覺得我們的研究，我們的收藏，其實只是華夏文明史長河中的滄海一粟而已。

另外，當時東方收藏家協會已經成立了，就在現在東城區的智化寺內，那時我們一些人經常聚在收藏家協會里，聊各自的收藏，談對于這個行業的看法，相互出出主意。那個時候，聚的比較多像安久亮先生、馬未都、路東之、周繼烈，還有故宮博物院的院長呂濟民，馬寶山老先生的女兒馬桂茹等等，都是比較常去的。那段經歷對我中醫文物的成體系收藏，向一個專業博物館式的方向去發展獲得很多啟發。算起來當年這些人，現在未都有自己的博物館了，東之走的早，當年也建了古陶博物館。他們年輕，思想活，他們都是為中國文化作了很大貢獻的。

藏品擷珍

中華第一針

針灸起源的標志與象征

“中華第一針”這個提法和命名，是世界針灸聯合會的終身主席王雪苔老師首先提出來的，他老人家同時也是中國中醫科學院的副院長。這根針在披露之后，學術界對它還有一個更普遍的俗稱，叫“扁鵲神針”。因為它是我國首枚發現的與扁鵲同時代，同地點，并明確標記有扁鵲圖騰的醫用針具。

被稱為天下第一針的戰國青銅“扁鵲神針”

記得是四十多年以前，那時候我還在北京車輛段工作。每次跑車去外地的時候，都是我四處去“淘寶”的最佳時機。當年我在北京最早的一個收藏家組織認識了一個成員，名叫做趙國覺，他當時跑內蒙收貨特別多。正好有一次我也跑車去內蒙，就在當地和他碰了一面。這枚針就是從他手里征集到的。

那時候，這個行當有個行規，就是一般只看貨，不會輕易去問人家東西的上游來源。但當時一來古玩行里人比較少，我兩關系又挺近；二來那時出趟外地不容易，能在外地碰個面兒就更不容易了，所以我倆都挺興奮，他就說起了這枚針的出處。據他說，這枚針是從內蒙古一位政協副主席手里輾轉征集到的，發現地點在距離市區幾十公里的一個地方。這枚針是鄂爾多斯草原文化的典型器，鄂爾多斯草原文化相當于我們中原地區的戰國早期。圖騰精美，出土痕跡明顯，保存相當完好。

這枚針與扁鵲同時代，從中醫史扁鵲文化發源論定，發掘地點也與扁鵲部族源流完全相合，是我國最早發現的明確鑄有扁鵲標識，與扁鵲同時期、同地域的首件醫用類針具標準器。經過我國中醫史幾代研究員歷經多年的研究已經證實，扁鵲并不是一個人，那個最具代表性的、為大眾所熟知的扁鵲，名字叫做秦越人。他所在的那個部落或者族群，是一個非常擅長醫治疾患的族群，扁鵲應該是這個部族的標識，或者叫做圖騰。

這枚針上部有一個扁的喜鵲，惟妙惟肖。喜鵲圖騰的下部，有一個非常尖銳的針，但器型相對比較粗壯。在古代的早期中醫，針灸針具的主要應用是點按以及放血。放血是早期中醫的一個重要診療手段，到現在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了，對許多疾病都是立竿見影。

“扁鵲神針”這個提法，是中醫史界的著名學者型專家，時任中國中醫科學院醫史文獻研究所所長鄭金生教授提出來的。當時在他辦公室，我們初次研討這枚針的歷據。鄭老師當時也非常贊同王雪苔主席的提法，他說這個還可以叫做“扁鵲神針”，因為中醫最早緣起時期，存在一段“醫巫演變”階段，當時有很多中醫大夫，尤其是大醫，都有一些所謂神通，或者叫神技，也有人認為那是一種特異功能。因此，很多擁有相同傳承的部落或者族群，都把一些特定的標志物作為自己的圖騰，以標識自己的出身和地位。扁鵲部族，顧名思義就是把這種扁形喜鵲的神鳥作為自己的標識，也就是圖騰，所以這枚全國首次被發掘的與扁鵲同時代、同地域，并明確飾有扁鵲圖騰的醫用針具可以稱為“扁鵲神針”。

王雪苔老師在談到這枚“中華第一針”時表示，第一有兩層含義。一個是扁鵲在醫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地位，而明確和扁鵲相關的中醫史實物、文物又極其罕見。我們經常說的四大藥王，也就是歷史上四個擁有神奇醫術的人物，被稱為了中醫行業的“行業神”——扁鵲、華佗、李時珍、張仲景，其中扁鵲被稱為“醫祖”，因此，扁鵲的地位在整個中醫史源流中是最為崇高的。還有一層含義，就是這枚針作為醫療專用針具，已經完全形成了現代針灸工具早期最基礎原形，特征明顯。這種從“醫工混用”器具到專業醫用器具，正處在轉化時期，特征又明顯的醫用器具，就已經幾乎達到中醫醫療器具發展史的最源頭了，時至今日，從整個中醫發展史來看，也未見出其右者。王雪苔老師認為，綜合以上所有因素，此針堪當“中華第一針”，應作為中醫針灸發展史起源的標志與象征來看待。

2002年，我陪同科技部中醫藥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組長賈謙老師，看望有針灸領域“活化石”之稱的近代中醫界代表性人物程莘農老師，期間也談到了這枚“中華第一針”。程老是江蘇人，豪爽，說話很直，就《黃帝內經》的一些問題與賈老師進行深入探討，程老談到：“對于中醫史來說，實物證據很重要，比如針灸，是從中醫源頭就開始發展的一門技術，是非常燦爛的，從源頭上有實物出現，能證明它，表現它，還能讓我們再看到它，是一種非常難得的機緣。所以你的那根“針”，從整個醫史發展角度看，特別是針灸史，歷史地位特別重要，一定要收藏好，讓以后的這些學者、孩子，特別是外國人，都還能看到這段歷史。這個和從書本上讀到的意義是完全不一樣的”。

雍正母本針灸明堂圖

現存年代最久品級最高

中醫藥寶庫，針灸學占據了半壁江山，一部中醫藥綱領性著作《黃帝內經》，一半講的是經絡針灸。在我多年的中醫史文物收藏中，放眼針灸及善本類的藏品，文物價值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這套價值連城的針灸明堂圖。

雍正八年清宮太醫院覲呈本針灸掛圖(圖簽)

一般說，針灸明堂圖多為一套四張，正式名稱是《銅人名堂圖》，包括《正人明堂圖(正面)》，《俯人明堂圖(背面)》《側人名堂圖》以及《臟腑明堂圖》四部分。遠古以來，中醫技藝傳承主要靠的是書籍及圖畫，故古人稱之“圖書”。老師講授，要把《銅人明堂圖》 懸掛壁上，這就是“明堂”二字的所指。

雍正八年清宮太醫院覲呈本針灸掛圖(細部)

中醫史針灸掛圖方面最著名的專家之一馬繼興老師曾談到，針灸明堂圖雖然典籍記載確有標示“大明年”字樣的實物，但一般以康熙年刻版的時間為最。如趙文炳刊為最早見著，但也多是乾隆以后的翻刻為多，康熙本年針灸名堂圖現在世界范圍內未見實物。乾隆年針灸掛圖，現在比較可靠的，共有四套存世，兩套四張全本，兩套有缺失本。中國現有一套全本，一套缺失本。其余兩套分別在芬蘭和日本。

我現藏的這套針灸明堂圖，是清宮太醫院雍正八年的手書覲呈本，是在向全國刊行前，等待雍正皇帝審定的原始母本，天下間僅此一套，被眾多古籍善本專家以及中醫史學研究家，呼為稀世珍品。

此圖《臟腑明堂圖》的下部，以宋體字寫下了給雍正皇帝覆旨的奏文，并在這段奏文上加蓋有三枚大印，左邊是清宮太醫院的印，右邊是清宮廣儲司(也就是宮廷的檔案局)的印，中間大印則是滿漢雙文，經著名古籍善本專家、中國嘉德拍賣公司古籍善本部總經理拓曉堂先生指認，該印應為監理此事的王爺加蓋的私印。因為年代太過久遠，印文已經返鉛泛白。奏文中說：雍正皇帝感于針灸與億萬兆民健康息息相關，而傳世的針灸明堂圖已星稀少傳，且內容又多有錯亂，于是下旨令太醫院重新繪制新圖，務求精確可靠。太醫院接旨意后，組織了眾多相關人員遍覽古籍經典，精心繪制，最終確定了這套古今集大成的針灸名堂圖，覲皇帝預覽。

這套針灸名堂圖，經過世界針灸聯合會主席王雪苔(時任中國中醫科學院副院長)教授及相關各領域專家幾經驗證，并經過兩次國家級專業學術研討會，最終證實其為當今世界范圍內年代最久，品級最高的針灸明堂圖實物。

繪制完成后，這套圖一直存放于故宮廣儲司內，后不知何時因何流出，落至天津某大戶人家傳世，我也是幾經周折，從這家的后人手中征集而來。全套掛圖經中國嘉德拍賣公司古籍善本部總經理拓曉堂先生認定，裝裱、畫軸、貼簽、編號均為故宮官造，原裝原裱，距今近300年未見任何缺失殘損，保存狀況尚可。

在最后一次專業學術研討會的時候，根據拓先生的鑒定結論，以及《臟腑明堂圖》下部那段奏文，人民大學古籍善本研究所的專家表示：通過這段奏文我們可以看出，古代帝王對于百姓的民生和醫療非常重視，雍正皇帝關注到了有關百姓醫療施治的實用工具出現問題，并親自下旨太醫院。通過滿漢雙文印章可以看出，這件看似在皇帝每天處理的諸多繁雜事物中不起眼的一件事，雍正居然要求一個王爺來親自進行監理，這是非常鮮見的。

慈禧太后藥方 太醫院測評試卷

罕見珍貴史料內容保密

“老太太方”是一個通俗的說法。因為太醫們在給慈禧太后診病開方的時候，不便直接寫上慈禧皇太后，或者是葉赫那拉氏等等這樣的名字。在清代宮廷內部，一般給慈禧太后所開具的藥方，通稱就叫老太太方，是一種尊稱。后來這種代稱流傳久了，慢慢成了民間的一種對家里老輩或者親近長輩的俗稱，特別在北方地區，非常普遍。這類老太太方底下的落款，是要落臣字款的，這是規制。

清王朝宮廷最后一任太醫院掌印御醫為慈禧皇太后開具的藥方(老太太方)

清朝太醫院最后一任太醫院掌印御醫一生的全部手稿也收藏在我處，所以我就特別注意這類宮廷的，而且沒有爭議的方劑或者醫療實物。因為御醫手稿中記述的內容很多，又龐雜，以后找機會可以單獨介紹。這些御醫手稿和宮廷藥方，特別是開給慈禧皇太后和光緒皇帝的藥方，我本人和中醫其他學術界的老師們，乃至中國臺灣、日本的很多漢方領域研究學者都非常關注。這些年來，中國中醫科學院、故宮博物院、各大院校的古籍研究所，國外一些漢方機構，多次就這些御醫手稿、藥方、試卷展開研究。著名醫史專家、中國中醫科學院的李經緯老師、王雪苔老師、馬繼興老師都多次參與。很多內容和實物至今仍處于保密階段，我還沒有公開，只是老師們和某些國內特定中醫學術機構在研討的時候，我才展示一些內容。所以公眾目前所能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早年，我曾經公布過一張慈禧太后的“老太太方”，這也是經過眾多專家鑒證的一張。根據藥方中文字描述的慈禧病狀，這應該是她臨近晚年的一張藥方。而且，這張藥方應該不是最后的覲呈方，不是最后確定使用的方，而是草稿或底稿性質。從方上看，除了御醫的親筆手記和臣字款以外，沒有其它私章以及官方印跡。

關于太醫院的試卷，因為我本人不是搞這個專業的，所以初始的時候我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但從內容上看，明顯是醫療及施治類的內容，論述的觀點都非常深刻，而且是層次比較高的，規格形式也都大致相同。后來我去請教李經緯老師，李老師看了以后非常重視，并且給了極高的評價。他說，在當時的太醫院，也有類似于現在的職稱考試和職業測評，就是御醫工作了一段時間后，會有水平測驗。形式基本上就是給你出一個命題，從答題的內容，看你當下的醫療水平，并且看你在哪一方面更深刻、更擅長，這對于未來太醫院工作的分配也就更方便，更有針對性。

目前來說，除了我手中的這一部分，國內只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有太醫院試卷存檔，其它博物館或者私人收藏，均未有見者。

唐代邢窯白釉醬斑藥研缽

存世最古老瓷質藥研缽

藥材研磨是中醫藥加工的一個重要手段，過去來說一般的藥房都是離不開的，我們現在市面一般看見的藥研缽，大多是黃銅的，明清以來所見以瓷質為多，當然最多的還是清代的，明代可見的市面上就比較少了，更早的就幾乎見不到了。據目前所知，陜西中醫藥博物館有一只唐代的青銅藥研缽，已經算非常珍稀的了。在我的收藏當中，也有一只唐代的藥研缽，而且是瓷質的，研缽和研磨石均保存完好，可以說更為難得，畢竟瓷質器皿要難保存很多。目前在世界范圍內公開的中醫文物資料和實物中，還沒有見過比這個更早的瓷質藥研缽。

唐代邢窯醬斑白釉藥研缽

這只唐代藥研缽器型比一般明清藥研缽略小，是唐代邢窯的，白釉，上有醬斑。研磨石選材是一塊類骨化石，應該說是非常罕見的。因為明清以來，大多這類藥研缽材質都是整套的，研缽和研磨石本身一般都是瓷質，而這套研缽用了兩種不同的材質。而且從保存至今完好的研磨石來看，確實比明清藥研缽的瓷質研磨石要細膩很多，這也說明了古人比近現代人做工的時候要耐心得多。依年份和器型來看，這只藥研缽是早期中醫發展史中，研磨類文物當中難得一見的實物。

先秦骨柄青銅刀

填補中醫手術研究空白

這把刀的發現，對于中醫史研究來說，意義重大。從整體看，骨柄是為了手持，在進行外科手術時候可以受力持用，刀刃很短，刃口處于刀片頂部，斜平刃，青銅在那個年代鑄造成這么薄的形狀是十分難得的。從外觀上看，這把青銅骨柄手術刀已經和現代手術刀的外形相差無幾了。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它的刀片與刀體骨柄連接處非常堅固，以致經過如此漫長的歲月，至今仍然不可輕易搖動。關于這把手術刀的斷代，經過眾多專家的判定，以及我本人的經驗，是新石器時代晚期到先秦這段時間的器物。

先秦骨柄手術刀

這把刀發現之后，國內知名的中醫史專家都很興奮，紛紛表示意義非常重大。因為從整個人類醫學史先秦骨柄手術刀的發展來看，西醫一直認為他們是外科手術最早的應用者，或者他們從來不承認中醫有早期的手術行為。而我國出土的距今四千至四千五百年前的龍山文化時期的古人類頭蓋骨上有鉆孔，即開顱行為，經研究，這些鉆孔是不同時間造成的，也就是說，這些鉆孔是早期醫療施治行為留下的。其實這已經是早期中醫手術行為的例證了，但由于一直沒有相符年代的醫用工具被發現，所以多年來，一直也未得到國際學術界的一致認可。

中國中醫科學院的副院長王雪苔教授研究小針刀多年，除了針灸學是王老的專項以外，他也一直對中醫外科手術史有頗多研究。王雪苔院長初見此刀的時候很興奮，據王老考證，這把青銅骨柄手術刀的現世，至少可以把中國的外科手術史再向前推進500到7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