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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雖然三中全會《公報》對如何具體改革著墨不多，但在實際上吹響了中國改革的號角。

不過在當時，中國對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在戰后幾十年的加速發展所知甚少，社會科學界與國際主流也隔絕多年，因此，無論是政府還是民眾都對改革的目標究竟是什么并不十分清晰。

在這樣的條件下，“摸著石頭過河”也就成為中國改革的重要策略。其內在合理性在于允許下層主體進行創新性探索，中央政府也在不完全否定原有體制的條件下做出一些變通性的安排，使改革試驗得以進行。而一旦這些試驗取得成功，就繼之以在更大范圍內的推廣，使整個社會分享成果。農村包干到戶的推行是如此，對民營工商企業限制的逐步放開也是如此。體制邊緣的種種改革，為突破計劃經濟的僵化體制開辟了一定的空間，促成了20世紀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經濟的迅速恢復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