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14日電(甘甜)當地時間10月14日，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將在瑞典揭曉。回首半世紀，共有81位經濟學大咖獲此殊榮。他們是如何“過關斬將”拿下了大獎?其研究成果又給人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又有哪些研究能解釋你“買買買”的沖動行為?
獎項年輕選拔卻“老道”：考察期有時長達數十年
不能保證所有評選結果都絕對正確，但愿每一次都能夠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審委員會成員彼得·加登福斯
與物理學獎、文學獎等“元老”級諾獎相比，經濟學獎足足晚了半個世紀“誕生”，該獎項成立于1968年，次年首次頒獎。雖然獎項年紀不大，但對于提名人選的考察并不簡單。
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組成的評委會評定，評委會包括5名到8名成員。評委會每年從世界各地收到的提名有200個到300個，評選流程包括資格確認、初選和復選。
評委會怕“看走眼”，有時會把考察期拉長至數十年。也正因如此，經濟學獎獲獎者的平均年齡高達67歲。
經濟學家萊昂尼德·赫維奇在20世紀90年代，因“機制設計理論”相關研究倍受贊譽。然而直到2007年，時年90歲的他才獲諾獎“青睞”。他為此調侃，“對于諾貝爾獎來說，我已經太老了。”
經濟學大咖玩跨界：身懷數技 重視交叉研究
我們將經濟學廣泛定義為，經濟學家所感興趣的任何事都可以稱之為經濟學，即便是其他學科的研究。
——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審委員會前任秘書彼得·恩隆德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不少大咖都身懷數技，重視交叉學科研究。
2014年的獲獎者讓·梯若爾曾表示，“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產業組織，但我喜歡研究不同的領域……”他認為，各個領域的貢獻都是相輔相成、互相作用、不斷提高的。
2012年的獲獎者埃爾文·羅斯擅于利用數學工具，來解決經濟學領域的問題。他在博弈論、市場設計與實驗經濟學等多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
而2009年的得主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既是一名經濟學家，還是一名政治學家。她對制度分析理論、公共資源等領域的研究，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研究有“溫度”：關注人類“心理賬戶”
盡管評委的看法不盡相同，但是都有一種傾向性，那就是希望獲獎者既有理論論述，又能提供實操工具。
——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審委員會成員彼得·加登福斯
經濟學似乎是一種“飄浮”在空中的理論研究，很難與現實生活相聯系。而評委會在2018年的選擇，讓不少人感嘆，諾貝爾經濟學獎真的不再“落伍”了。
2018年的大獎花落經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和保羅·羅默，以表彰二人將技術創新和氣候變化與經濟增長相結合。
分析稱，二人的研究關注了人類生存與發展兩大議題。前者首創的綜合評估模型，被廣泛用于模擬經濟和氣候共同發展，后者的理論則被用于制定促進技術創新和長期經濟繁榮的法規和政策。
2017年的經濟學獎得主理查德·塞勒的研究，被指“讓經濟學分析更加符合人性”。塞勒通過行為經濟學，探究人類“心理賬戶”。
他指出，受多種心理作用影響，人們會變得非理性，難以管好錢包。比如，同樣是價值1000元的鞋子，消費者在購買普通款時會猶豫不決，但面對名牌打折款時可能會沖動消費。
2015年的獲獎者安格斯·迪頓發現，錢多不一定能帶來更多的幸福感，高收入帶來的是生活滿意度，而非幸福本身。
他還專注研究個人消費行為，并提醒人們遭遇經濟窘境等負面影響后會節約花錢，但從長期看，“剁手黨”們很可能還是會繼續“買買買”。
獲獎者的中國故事：期待手機付款的生活體驗
每次來中國都會期待出門只需帶手機就能付款的生活體驗，關于支付寶、微信支付的使用，我已經是行家。
——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馬斯·薩金特
據統計，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81人中，有20多位與中國頗有淵源。
唯一女性得主奧斯特羅姆曾多次訪華。1997年，她和丈夫文森以及他的中國博士生一起進行項目研究，“我們去了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之一——杭州。我對中國農村地區的研究興趣從那時就開始了。”
1978年的獲獎者赫伯特·西蒙，與中國多個學術領域的教授長期深度合作。與西蒙有過接觸的一名中國教授回憶說，西蒙到訪中國的時候還很想見一見錢學森，因為二人在美國總是錯過。
2012年的得主羅伊德·沙普利與中國的緣分更久。1943年，他加入美國陸軍航空隊，作為中士被派往成都，還在服役期間參與了抗日戰爭。
1991年的獲獎者羅納德·科斯雖從未踏足中國，但其理論對中國經濟改革影響深遠。他一直關注中國實際問題，與中國多位知名經濟學家交往頗深。2008年，年近百歲的科斯還自掏腰包舉辦了一場與中國經濟有關的學術研討會議，并在閉幕致辭中由衷祝福中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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