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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熊孩子”犯罪的話題多次走進公眾視野。未成年人犯罪到底是誰的責任?怎么破解輿論高度關注的低齡未成年人犯罪難題?應不應該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

“熊孩子”犯罪誰之過

近年來，媒體多次報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盜竊、搶劫、校園暴力，甚至強奸、殺人。

為何會發生如此嚴重的暴力犯罪?未成年人犯罪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因?有研究機構做過一次抽樣調查，發現只有36.3%的未成年犯同親生父母長期生活在一起。

在中國公安大學教授李玫瑾看來，每一個未成年人犯罪的背后，首先都是因為家庭教育的缺失。“解決不好孩子成長中的家庭教育問題，靠其他手段無法從根本上遏制未成年人犯罪。”

“有的家庭是生而不養，有的家庭是養而不教，更多的是教育不當。”她說。

各種網絡違法、不良信息泛濫，單親家庭的親情缺失、來自成人世界價值觀念的影響，都會讓一些未成年人產生心理問題和行為偏差，嚴重的則會導致犯罪。

“未成年人犯罪不是孩子一個人的錯，社會和家庭帶來的問題不能全讓孩子承擔。”長期研究青少年犯罪心理的李玫瑾接觸過許多涉罪未成年人，深層次探究那些孩子的犯罪根源，幾乎都能找到家庭教育缺位的影子。

“家庭教育這件事上，應該以立法的形式對父母提出要求。建議在法律修改時，明確如果沒有特殊理由，父母必須親自撫養孩子。如果有特殊原因不能監護，必須通過一定的形式明確替代監護人是誰。”她說。

當孩子真的出現了問題，怎么辦?

“他的父母就應該被警告，現在必須要重視了，有條件的地方可以開辦家長學校，或者把他們集中到一個地方，看家庭教育的錄像等。”她解釋。

李玫瑾認為，應該讓家長承擔孩子犯罪的民事連帶責任。“用民事的方式來促進解決父母對孩子根本不管的問題。”

未成年人不可為所欲為

“現在很多孩子不是不懂法，他們知道刑法關于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但是理解上有重大偏差。社會上也有很多人認為，18歲才算成年人，才開始負刑事責任，低于此年齡，就可以不負責任、無罪釋放，這是非常錯誤的。”湖南省長沙中級人民法院家事少年庭副庭長易定君說。

事實上，對于已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犯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等重罪的，也一樣要負刑事責任。

而對于那些罪責較輕的未成年人案件，司法機關也有著相應的處罰措施。比如送專門學校，實施收容教養、進行社區矯治等。“應該對青少年群體進行有效的法治教育。”易定君強調。

事實上，司法機關、司法行政部門、教育部門、共青團、婦聯等經常對未成年人進行普法教育，比如在中小學設置法治副校長、開展“法治宣傳進校園”等。據了解，目前全國共有1.73萬名檢察官擔任中小學法治副校長，其中有3096名檢察長。2018年以來，全國檢察機關共到校園開展法治宣講5.16萬次，覆蓋5.7萬所學校、3803.48萬名師生。

易定君認為，避免青少年極端惡劣案件發生，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就是要讓青少年真正懂法遵法守法用法。這樣，他們才能夠更加自覺有效地約束自己的行為。

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不是治本之策

是否可以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研究院教授宋英輝認為，不能簡單地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有人主張降到12周歲，那還有11歲、10歲怎么辦?甚至年齡更小的孩子也有犯罪的。所以‘一降了之’不是解決未成年人犯罪問題的治本之策。”

很多人覺得，生活水平提高和網絡信息發達導致少年兒童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早熟，所以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有其合理性。但宋英輝并不這么認為。

“科學研究證明，孩子的大腦發育和心理成熟程度，并沒有因為他們身體發育而提前，他們依然還不完全具備情緒控制和行為控制能力，所以大多數未成年人犯罪都屬于沖動型犯罪，這也是其身心發育不成熟的表現。”宋英輝說。

還有人認為，國外一些國家的刑事責任年齡比我們國家低，我們也可以效仿。

宋英輝說這是一種誤讀。

據了解，1985年《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的標準規則》及2004年國際刑法大會通過的《國內法和國際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責任決議》，分別有少年負刑事責任年齡不應規定得太低、對少年犯的處罰應當盡可能減少監禁性處罰等規定。德國、俄羅斯、日本、韓國等國的刑事責任年齡下限均為14歲，與我國一致。美國刑事責任年齡相對較低，但這是建立在其擁有較為完備的少年法系及保護處分、教育矯正制度基礎上的，而且其對于未成年人權益的保護非常苛刻。

“我們的現實情況是，缺少少年刑法。在執行階段，對于涉罪未成年人的管束矯治措施也不完善。”宋英輝說。

在他看來，探索專業的心理干預和行為矯治模式，包括附條件不起訴考察、在觀護機構進行幫教等才是正解。

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分級處置機制

怎樣處置涉罪未成年人才是科學的?上海市法學會未成年人法研究會副秘書長田相夏的答案是，要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分級處置機制。

對于社會上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的聲音，他一直都在關注，但并不支持。

“最近《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把行政拘留的年齡從16周歲降到14周歲，應該說是‘變相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分級處置的舉措。”田相夏說。

在他看來，《治安管理處罰法》的出發點在于懲罰并非教育，是針對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一種懲戒措施。而我國對未成年人的司法出發點在于“教育為主、懲罰為輔”，這和針對成年人的懲罰為主的出發點不同，由此導致的結果和效果也會不同。

他認為，對涉罪未成年人犯罪，要建立制度化、體系化、規范化的教育矯治和懲戒制度。

他告訴記者，首先要完善未成年人的訓誡措施。《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條規定了訓誡制度，但實踐中如何具體開展缺乏可操作性，應該明確訓誡主體、條件、方式、程序等內容，為執行訓誡措施提供明確制度指引。

還要發揮專門學校的功效。歷史上，專門學校在預防青少年犯罪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現在，專門學校應與時俱進，優化專門學校布局、規范入學程序、合理設置專門教育課程體系，更好為未成年人犯罪矯治工作提供支持。

激活、細化收容教養舉措也很必要。《刑法》第17條規定了收容教養制度，但由于缺乏明確的執行細則和配套場所，導致收容教養在現實中很少實施。應該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明確規定收容教養的執行主體、執行對象、時間、場所、程序等，切實發揮其教育和懲戒功效。

可以引入“惡意補足年齡”規則。有原則必有例外。《刑法》規定的刑事責任年齡起點是14周歲，對于14周歲以下實施了嚴重犯罪行為的未成年人，也應充分考慮例外情況，如引入“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對他們給予必要的刑事處罰。

“織好未成年人犯罪教育矯治的行政網和司法網，才能切實做到‘寬容而不縱容’。”田相夏說。

輿論引導如何履行社會責任

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頻繁見諸報端，一些人認為未成年人犯罪現象越來越嚴重。事實真是如此嗎?

“其實并不是。媒體報道的都是個案，并不代表未成年人犯罪的整體情況。”全國律師協會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副秘書長、安徽省律師協會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主任姚煒耀說。

中國司法大數據研究院的數據表明，2009年至2017年，全國未成年人犯罪數量呈持續下降趨勢。其中，近5年犯罪人數下降幅度較大，平均降幅超過12%，2016年降幅達到18.47%。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未成年人犯罪率較低的國家之一。

在他看來，未成年人保護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媒體尤其重要，應當以促進未成年人保護和預防犯罪為己任，引導公眾樹立未成年人保護的客觀視角，而非針對某一起或幾起極端案件進行放大、渲染或跟風報道，那些為博眼球而夸大其詞的報道更是與媒體的社會責任背道而馳。

武漢12355青少年服務臺負責人也持相同觀點。工作實踐中，他們發現，對未成年人犯罪的預防、矯治、幫扶，除了法律、心理方面的支持，媒體也很重要。因為媒體報道對社會輿論的導向效應非常明顯。涉及未成年人，不應該“炒熱點”“蹭流量”，應該盡量往理性方面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