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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貧困人口大病兜底工作是推進并落實健康扶貧工程的重要內容，是實施精準扶貧、確保到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脫貧的重要舉措。《經濟參考報》記者調研發現，強有力的大病兜底政策切實降低了貧困人口的看病負擔，很多貧困患者從中受益。

按照中央政策要求，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結合實際需求和醫療服務及保障水平，擴大專項救治的人群及病種范圍。但是，記者近期在西部一些省區采訪了解到，個別并不充分具備條件的地方，“超能力”實施救助政策。過度兜底導致怪相頻出，貧困患者住院“賴床”不走、小病大治，兒女想辦法與父母脫離關系，甩包袱給政府……

醫保基金突破警戒線

由于看病住院的貧困人口激增，加之報銷比例大幅提高，醫保基金支出的增速明顯快于籌資的增速，許多貧困縣醫保基金突破了警戒線，“兜底”吃力。

為解決好因病致貧返貧問題，近年來我國大力推進健康扶貧工作，不斷完善大病兜底保障機制，各省區市有效拓展了大病集中救治病種范圍，提高了貧困人口醫療費用報銷水平。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西部貧困區調研時了解到，政府對建檔立卡的貧困患者采取了慢病送藥、免費體檢、免費繳納基本醫療保險和商業保險、先診療后付費等政策，并采取基本醫保、商業補充保險、民政大病救助、政府健康扶貧基金的多項組合政策，2017年當地建檔立卡貧困人口醫療費用實際報銷比例達到90%，達到國家的要求。

為更大力度實現對貧困患者的救助，有的貧困縣克服困難力爭比90%還要高一些，提出建檔立卡貧困人口醫療費用年自付部分不超出3000元或5000元的規定，還有的地方制定了全兜底的免費醫療政策。記者在采訪中明顯感受到，這些初衷很好的政策切實幫助貧困患者減輕了負擔。一位食道癌患者告訴記者，他在鎮衛生院手術和住院花費近六萬元，得益于“大病患者救治全兜底”政策，沒花一分錢就出院了。

然而，脫離實際能力競相比“力度”的做法，難以長久維系。一位貧困縣副縣長憂慮地說，2017年醫保基金收入8000多萬元，支出7600多萬元，突破了結余率不低于15%的警戒線。在另外一個貧困縣，2017年醫保基金花超1600萬元，嚴重收不抵支。《經濟參考報》記者發現，醫保基金觸底的貧困縣不在少數，有的縣需要靠市里調劑才得以收支平衡。

醫保基金壓力加大的原因還包括，基層對大病病種沒有統一的認定，有的地方大幅增加大病兜底病種，有的地方干脆將醫保范圍內的疾病都當作大病對待。加上一些基礎藥物價格不降反升，如西地蘭價格上漲十多倍，醫保基金開支直線上升。不僅醫保基金面臨風險，地方政府兜底基金也捉襟見肘。隨著慢病送藥、免費體檢、免費保險等工作啟動，本來財政就很困難的貧困縣“壓力山大”。

住院不花錢反“賺錢”

“大病兜底”的利好信號釋放出來后，貧困人口就醫需求出現爆發式釋放。不少貧困縣醫院門診量和住院人次翻番增長，出現床位滿、加病床、患者不出院等情況，小病大治現象十分普遍。

《經濟參考報》記者走訪了十多家醫院發現，大多數醫院的心內科病房已經住滿患者，很多醫院設立了貧困患者專門的病房和結算專用窗口，窗口上貼著“先診療后付費”“一站式結算”等提示語。在一家縣人民醫院大廳，記者看到，盡管臨近中午，結算窗口還是排著長隊。2017年該醫院住院3000多人次，2018年僅前四個月就接近這個數字，醫院方面表示，增長部分主要為貧困人口，貧困患者看的病種主要是消化、心腦血管、腰酸腿疼等慢病和小病。

記者調研了一個比較典型的貧困縣，該縣報銷比例實現百分之百。按照當地出臺的規定，貧困患者在縣級人民醫院，個人自付費用及政策外費用都由政府兜底，不分大小病全部實行免費治療。當地縣醫院計算，醫療費全免后，2018年貧困人口住院人數增長五倍，存在貧困患者達到出院標準卻不出院，達不到住院標準卻堅持要住院的情形，醫務工作者私下稱為“偽患者”。

“不管看啥病就掏那么點錢，甚至不掏一分錢，貧困戶小病也想大治。一些患者賴床不走，導致真正需要醫療資源的人進不去。說實話，醫院希望有這種病人，現在藥錢掙不了，醫院只能靠床位費和服務費，但是政府不希望這樣。”一位縣衛計局局長說。

個別地方的兜底政策“關懷過度”，已經暴露出問題。2017年，一貧困縣對建檔立卡的貧困患者啟動了“住院補貼制度”，貧困戶根據住院等級不同，享受每天50元至200元不等的補貼。一位干部透露：“有的貧困戶在家沒事干，一算賬住院不花錢反賺錢，至少能省下電錢、煤錢，還夠一天吃飯用的，導致縣醫院內科住院的人多得住不進來，住進來的又不走。政府發現這事辦壞了，2018年立即叫停。”

小病大治不僅造成醫療資源浪費，也使保險公司陷入艱難維系的狀態。《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了三家保險公司，2017年全部虧損。有一家保險公司保費是154萬元，賠付165萬元。另一家保費是533萬元，虧損100多萬元。多地社保局局長認為，目前來看商業保險公司還有積極性，主要是寄希望于政府投保額持續加大。

子女想盡辦法“甩包袱”

在脫貧攻堅的過程中，一些地方不顧實際情況，“超能力”大病兜底，導致怪相頻出，譬如子女想盡辦法“甩包袱”，把贍養父母的義務全“推”給政府。

盡管一些地方認為，當地建檔立卡的貧困患者人數并不多，2020年前的兩三年內采取的高標準救助所帶來的壓力尚能承受。然而，如此短期救急政策，很可能導致好事沒辦好，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公序良俗，其產生的后遺癥不可小覷。

在我國的傳統文化中，給老人看病是子女應盡的義務，有贍養能力的子女更是不在話下。《經濟參考報》記者在采訪中發現，與竭盡全力為老人看病截然不同，一些子女想盡辦法與父母脫離關系，讓老人符合貧困戶標準。另外，一些地方政府通過“大包大攬”，一味地給政府加砝碼，忽略了貧困家庭、貧困人口子女的自主能動性。74歲的王美榮是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嚴重的心腦血管疾病影響著健康。她有五個子女，其中四個子女在外成家立業，可四個子女不僅不回來照看她，更不給老人一點看病錢。面對采訪，四位子女態度冷淡地表示，他們連自己都管不過來，再說貧困戶不是有政府管嘛。

非貧困戶也患上“心病”，貧困邊緣人群怨聲不斷。大病兜底政策令貧困戶拍手叫好，而非貧困人口，尤其是生活在農村的貧困邊緣人群抱怨聲音大，認為誰還沒個大病小病，利好政策一邊倒不公平。75歲的王二虎是哮喘晚期病人，老伴患有高血壓，現投靠城里的女兒，在街邊賣礦泉水為生。“我為啥不能享受看病兜底，就因我的女兒孝順?就因我還堅持賣礦泉水?”對此，一位縣委書記深有感觸。他說，隨著脫貧攻堅走向深入，非貧困戶對貧困戶的攀比心理在加重，影響著村里的和諧。

一些貧困人口“被慣壞”，能“賴”政府一點是一點。一位扶貧干部無奈地講，按照大病兜底政策，政府想盡辦法讓貧困患者年個人自付部分不超過三五千元，可縣里卻有幾十戶人連這點錢也不愿出，惡意拖欠醫療費用，需要動用各種方法來催款。一些基層干部群眾認為，政府想辦法讓貧困患者看得起病，這是得民心的好事，但兜底不能兜得沒了底線，制定政策不可只為解決眼下問題而不考慮長遠，建議盡快研究形成符合實際、可持續的長效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