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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總統在上任100天之際，高調宣布了美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稅改計劃”。新稅改體現了特朗普一貫的“美國優先”戰略，與市場普遍預期仍有較大差別，其著眼點在于對財富的再分配。例如，稅改計劃將取消AMT(替代性最低限額稅，一種防止富豪們偷稅漏稅的次級稅)、遺產稅、凈投資所得稅和房產稅，并將企業所得稅由35%降低至15%。

綜合而言，如果特朗普這整套計劃真能付諸實施，將公司稅率從全球最高之一調至全球最低之一，處于社會最頂層0.1%的人口享受稅后收入減免的額度將超過14%，遠遠超過其他收入群體;稅改方案允許那種“稅賦轉由合伙人繳納”(Pass-Through)類型的企業也享受15%新稅率。“稅賦轉由合伙人繳納”類型企業，是把企業利潤分給公司高管，再由這些高管通過個稅渠道納稅。這種類型的企業既包括一些中小型家族企業，也包括一些富得流油的對沖基金公司和律所。所有這些，對美國及全球的財富分配，對金融資本的走向都將產生重大影響。

特朗普稱，此次稅改的目的是對中產階層減稅，大幅簡化稅務系統，減輕美國人報稅時的負擔，以阻止稅收逆轉來擴大就業，讓美國企業在全球更有競爭力，同時不增加負債和赤字。然而，僅最后這一點恐怕就事與愿違。如果減稅計劃順利實施，單是公司稅降到15%一項，預計將在今年減少財政收入1080億美元，明年減收將達2150億美元。據測算，為期10年的綜合稅改計劃將削減4.4萬億—5.9萬億美元稅收，這無疑將顯著增強美國的國際競爭力，但降稅帶來的擴大稅基，能否彌補財政收入則難以估量。

早前，美國國會稅收聯合委員會的相關估算就表明，下調一個百分點稅率將導致未來十年聯邦政府財政收入減少1000億美元。照此估算，下調20個百分點稅率，意味著未來10年減少2萬億美元收入。而據美國稅收政策中心的最新測算，特朗普稅改要把美國合伙人制企業(pass-through businesses)的最高稅率由39.6%降至15%，這個減稅方案在未來10年將給聯邦政府增加2.4萬億美元成本，再加上特朗普競選時承諾的減免各種個人所得稅，在未來10年聯邦政府將增加9.5萬億美元成本，財政赤字將擴大到逾1萬億美元，美國債務占比GDP峰值將由先前預估的89%大幅抬升至111%。再加上此前特朗普總統在競選時所提出的1萬億美元基礎設施建設藍圖(目前尚未公布具體方案)，將大大加劇美國的財政赤字和債務水平。

從債務成本角度看，全球經濟的再平衡及債務債權結構，顯示美國廉價融資的時代一去不復返。全球經濟再平衡逐步改變了全球金融貨幣循環。隨著外部需求萎縮，新興經濟體貿易盈余減少，外匯儲備對GDP比例降至2%左右，大幅低于危機前5%左右的歷史均值。這也預示著以美國真實利率為基準的全球利率水平，將隨全球失衡的糾正和美國國債等債券融資成本上行而進一步提升。近一段時間，美國30年期國債收益率一度升至3.02%，遠遠高于金融危機期間的平均水平。

此外，債務上限也是新稅改繞不過去的“坎兒”。多年以來，債務上限都是美國政府的“阿喀琉斯之踵”。美國債務上限的制度設計始于1917年，是指美國國會一次性批準的一定時期內美國國債最大發行額。回顧美國債務歷史，自1940年有此項記錄以來，債務上限已上調了104次，幾乎平均每9個月就要上調一次：包括里根政府18次、克林頓政府8次、小布什政府7次和奧巴馬政府9次。2008年迄今，美國未償債務占GDP比重持續攀升，已近歷史峰值。截至3月9日，美國實際債務規模已達19.86萬億美元，接近20萬億美元大關。

不過，以往的經驗也表明，債務上限似乎更像是白宮與國會以及兩黨博弈的籌碼。為了真正避免政府“停擺”或“關門”風險，美國依舊會采取一貫而為之的“債務展期”策略。4月30日，美國國會、共和黨和民主黨的談判代表就2017財政年度最后五個月大約1.1萬億美元的政府預算達成了協議，這使美國聯邦政府能持續運轉至9月30日。財政部長姆努欽更宣稱，美國政府將發行超長期債券來為政府預算提供資金。

不容忽視的是，此次稅改方案也有被否決的風險。特朗普減稅計劃要想成為現實，必須獲得國會的支持。盡管目前美國參眾兩院均由共和黨控制，但國會與白宮的意見并不完全一致，財政保守的共和黨人就反對增加任何公共債務。而眾議院議長瑞恩主導的稅改方案將財政中性放在首要位置，希望所有的減稅須由數額相當的增收措施作為對沖，這意味著會與國會有一番劇烈的討價還價過程。此外，美國國會預算規則要求任何稅收減免政策最長一期為10年，而減稅損失卻不能通過其他途徑來彌補。民調顯示，特朗普已成上任百日內支持率最低的總統。這么看來，新稅改的最終走向仍可能有較大變數。

(作者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