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世界經濟最困難的時刻發揮了全球經濟“定盤星”的作用，與此同時，其自身也面臨經濟減速、貨幣貶值壓力、債務較多等挑戰。那么，G20財長會上的各國財經權威如何看待中國經濟走勢和難點？
焦點1：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意味著衰退嗎？
去年中國6.9％的增速創25年來新低，中國引擎失去增長動力了嗎？
“6.9％的經濟增速在全球依舊很高，中國仍是支撐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來華出席會議的經合組織秘書長安赫爾·古里亞說，盡管增速放緩，但中國正在推進的結構性改革將激發新的增長動力。
全球經濟復蘇前景仍不明朗。上周經合組織發布預測，大幅下調2016年全球經濟以及主要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增長預期，但維持中國經濟今明兩年的增長預測不變。
“全球經濟低迷形勢下，每個經濟體都面臨挑戰，短期增長放緩不可怕，最重要的是為應對長期挑戰做好準備。”歐洲知名智庫布魯蓋爾研究所所長貢特拉姆·沃爾夫說。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說，中國正通過加快結構性改革，激發經濟新的潛在動能，重塑一個更安全、更具包容性、更可持續的中國經濟。
焦點2：人民幣匯率是否會“一貶再貶”？
“8·11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貶值近5％。市場擔憂，人民幣會不會持續貶值？
權威部門表示，目前看，人民幣經常項目順差仍較高，通脹處于較低水平。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國際競爭力仍很強，從基本面因素看，人民幣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
世界銀行行長金墉說：“一國匯率波動是政府針對一攬子貨幣和市場情況作出的應對，人民幣匯率改革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央行決策越來越透明，跟外界溝通也越來越暢通。隨著人民幣加入SDR，我們也期待中國的匯改更加透明清晰。”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副院長朱寧表示，在全球貨幣政策協調中，美元走勢非常關鍵。美國經濟復蘇和全球經濟發展前景的不確定性，是當前所有矛盾的核心。近期全球金融市場的波動主要是由美國量化寬松退出和美元升值預期引起的，因此美國應該承擔更多國際責任和預期引導的義務。
焦點3：如何應對去產能后的就業壓力？
加快推進去產能、加速“僵尸企業”退出，是今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首要任務。壯士斷腕難免帶來陣痛。
“在去產能的過程中，中國財政有預算給予下崗工人足夠的支持。”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在G20財長會上表示。工信部副部長馮飛此前也公開表示，中央政府決定設立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獎補資金，資金規模為兩年1000億元，用于解決職工安置問題。
與會人士認為，除了財政托底，此輪去產能帶來的就業壓力并不大，中國高速發展的第三產業有可能吸納產能過剩行業下崗人員。
“供給側改革是項綜合工程，改革要講順序、講配套，從而在短期增長和長期可持續發展之間尋求平衡。”樓繼偉說，“在經濟下行壓力大時，先選擇擴張性、見效快的，包括減少行政性審批、針對性減稅、加快農民工市民化等。”
“對于中國而言，更多城市逐步向農民工提供社會服務，將釋放農民工的消費潛力，從而支持經濟增長，并幫助實現更為均衡和公平的增長。”古里亞說。
焦點4：中國會爆發“債務危機”嗎？
隨著經濟縱深發展，曾經“量入為出”的中國也步入高負債國家行列。政府、企業、居民部門整體債務規模與GDP之比已超過200％。目前，我國信貸增速繼續高速增長，而經濟增長開始減速，中國會爆發“債務危機”嗎？
周小川認為，中國債務水平確實比較高，需要引起警惕，既要防止過高債務率可能造成的問題，也要審慎分析中國國情，尋找一條道路逐步緩解這樣的現象。中國的儲蓄率接近50％，股本融資、股票市場發育不夠成熟，間接融資特別是債權融資還是主要渠道，導致債務與GDP的比例偏高并繼續增長。
“中國的確有較高的債務率，但中國有其獨特的情況，中國目前有儲備也有能力來應對挑戰。”金墉說，從目前來看，中國的債務風險是可控的，而且中國政府負債率較低，中國仍有財政空間來應對挑戰。
焦點5：如何看待中國金融監管體制？
“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也有一些不令人滿意的表現，特別是2015年中國金融市場出現一些動蕩，也促使我們反思金融監管體制需要做出調整，”周小川說，“目前此問題還處在研究階段。其中一個因素是要考慮新的監管體制是否有利于宏觀審慎政策體系的有效運行和政策框架的執行。”（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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