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二戰后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訴訟的中日律師、學者齊聚深圳“歷史嘉年華2015”論壇，交流民間對日訴訟的現狀和進展。
“雖然我們的訴訟最終在日本敗訴，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努力的終結。我們還將繼續以各種形式支援中國的受害者們。”日本律師南典男說。他自1995年開始為中國二戰受害者提供無償的法律援助，至今已20年。
“歷史嘉年華2015”系列論壇活動由NGO新歷史合作社、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忠魂公益基金、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關愛抗戰老兵公益基金等機構聯合主辦。
“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原告人數最多的一次訴訟”
重慶大轟炸受害者對日索賠律師團的兩名主要成員來到了“歷史嘉年華2015”論壇：中方律師團首席律師林剛、日方律師一瀨敬一郎。
2015年2月25日，重慶大轟炸受害者在日本訴訟一審敗訴。林剛、一瀨敬一郎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他們作為原告方代理，目前上訴準備已完成。
林剛律師介紹，他們代理案件的史實是：1938年2月到1944年10月期間，重慶及廣大四川腹地遭到日軍飛機的轟炸。“日軍把重慶渝州半島燒成一片廢墟，制造了1941年6月5日重慶大隧道數千人窒息的大慘案。樂山、自貢、松潘大轟炸，每次奪取生命成千上萬。這是日軍不針對軍事設施、對商業區和平民區同步進行的‘無差別轟炸’，想制造恐怖讓中國人屈服，是駭人聽聞的戰爭罪行。”
他介紹，中方律師團有5家律所、十幾名律師長年負責與日方溝通、進行代理訴訟。“在一瀨敬一郎律師的全力幫助下，一批有正義感的日本律師也集結起來。”一瀨敬一郎同時是中國二戰“細菌戰”受害者的代理律師，他2011年去重慶調查“細菌戰”，了解到轟炸受害史實，從而參與了訴訟代理。
2006年3月30日，40名來自重慶、自貢、樂山的原告向日本東京地方裁判所正式提起訴訟。此后，2008年7月，來自成都的受害者起訴，2008年10月，樂山及重慶、瀘州等地受害者起訴。2009年10月，來自重慶、成都、樂山、自貢、松潘少數民族地區的受害者起訴。
日方法庭將四次起訴合并，原告總共188人，這是迄今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原告人數最多的一次訴訟。歷經多次開庭，有專家到法庭陳述轟炸真實情況。
“在2015年2月25日一審判決時，法官已歷經三次調整。在110頁判決書中，81頁是描述、確認事實，結論是承認日軍轟炸事實、受害情況，其他部分是說戰爭屬于‘公共行為’，應由國家之間解決，而中國政府已放棄索賠。他們回避了國際法，而用日本的國內法來裁決。”林剛說，“法官只用了幾秒鐘就宣判完畢，受害者非常憤怒。”
林剛介紹，即將到來的12月25日，日方律師會向東京高等裁判所提交上訴理由書。“預計明年3月左右會進行第一次開庭。我們相信日本是法治國家，我們也會繼續尋找索賠途徑，捍衛歷史真相，讓受害者得到安慰，讓后世警醒。這也是我們的出發點。”
同樣還在進行訴訟的，是康健律師代理的中國二戰被擄日勞工三菱公司的受害者們。
2014年2月26日，40名二戰被擄勞工及遺屬在北京起訴日本原三井礦山和三菱礦業。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于同年3月18日受理此案，這是此類案件在中國首次立案。
此案原定于2015年3月進行第一次開庭審理。但日本三菱方面提交的相關委托手續不完備；日本三井方面未與法院聯系。因此法院決定推遲開庭，待被告完善并提交委托手續后再確定開庭時間。
“我們認為日方全無誠意，是在故意拖延時間。我們一定要通過法律程序，讓他們承認歷史事實。”康健律師在論壇上說。
為何“慰安婦”檔案落選世界記憶名錄？
今年內，我國有兩份史料檔案申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南京大屠殺檔案》《“慰安婦”——日軍性奴隸檔案》。前者在10月9日成功入選，后者則遺憾落選。
為什么我國要申報“世界記憶名錄”？
《世界記憶名錄》是世界性的文獻遺產項目，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國際咨詢委員會主辦。
上海師范大學教授陳麗菲在“歷史嘉年華2015”論壇上介紹：“它是超越了國家、民族界限的文化遺產，記錄了特殊的歷史事件對人類歷史的影響、對人類苦難和人性的認識。如果我國申報的史料檔案入選，它就能在世界范圍內永久保存，各國人民都必須有權無障礙獲取這些檔案，關于南京大屠殺、‘慰安婦’戰爭罪行的歷史才可能不被歪曲。”
《“慰安婦”——日軍性奴隸檔案》主要記錄了1931年至1945年間日軍在占領地區設立“慰安所”及強迫中國、朝鮮等國婦女充當“慰安婦”，以及慰安所摧殘婦女的內容。
檔案包含了數百名日本戰犯的筆供、口供和偵訊總結意見書，被稱為“鐵證如山”。它由上海師范大學教授蘇智良、陳麗菲伉儷自1992年開始調查完成。
“尋找‘慰安婦’受害者是特別困難的，因為她們和抗戰老兵不一樣，不愿意驕傲地站出來，絕大多數受害女性都把血淚往肚子里咽。但是，這是中國人自己的歷史，我們作為歷史工作者，有責任記錄下來。到現在，我們在上海已經找到超過100個二戰日軍‘慰安所’遺址證據，觸目驚心！”陳麗菲教授說。
為什么這份珍貴史料沒有入選“世界記憶名錄”？
在12月6日的論壇上，陳麗菲解釋了原因。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國際咨詢委員會表示，這份檔案完全符合委員會對史料遺產的定義，但是二戰日軍性奴隸制度下的受害婦女有幾十萬人，來自十多個國家，韓國等國家都表示了申遺意愿，建議多地區、多國家聯合申請，所以這次沒有入選。因此，我們將繼續奮斗。”
另一方面，歷史真相還面臨“申遺”難以搶救的困境。
江蘇律師談臻代理了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夏淑琴名譽侵權案。日本右翼人士東中野修道等人長期叫囂夏書琴是“偽證人”，否定南京大屠殺史實的存在。老人于2000年在南京、2006年在東京兩次以侵害名譽權為由起訴東中野修道等人，均獲勝訴。
談臻在論壇上提出了一個擔憂：“雖然我們現在勝訴了，但當許多年后，幸存者離開我們后，如果再出現相關侵權事實，我們沒有了原告，如何去維護歷史正義？”
他建議參考德國的做法，對歷史問題加強立法手段的關注，如“對否定、歪曲、篡改歷史真相者是否可以以刑事犯罪處罰”。在德國，依據《反納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同情納粹、對猶太人進行誹謗、攻擊和惡意傷害者，或宣揚種族歧視、否認納粹大屠殺罪行者，可被判處3至5年徒刑。
“不能只看到日本軍國主義罪惡，也要幫助歷史證人”
中日律師、歷史學者還在論壇上共同呼吁全社會，加大對二戰日軍“細菌戰”、“慰安婦”等受害者群體的關注。
陳麗菲介紹，日本成立了一家“亞洲女性基金會”，聲稱愿意給二戰日軍性暴力受害者經濟援助，但要求受害女性“拿錢后就不要來日本申訴”。“這真是太屈辱了，所以受害者們都沒有接受這筆錢。”
她認為，幸存的二戰日軍性暴力受害者是珍貴的歷史證人，“其實全社會能為她們做的事非常多”。“多數受害者無法再生育、一生孤苦，身體疾病、心理治療都亟待全社會更多的關注。比如，是否能有志愿者定期拜訪、拜年？”
一瀨敬一郎表示，中國的二戰幸存受害者群體是戰后補償訴訟的主體，支援他們，對促進日本政府、老百姓認識歷史真相、反省戰爭有重要意義。“2015年，安倍強行通過了新安保法，日本正在歷史的關鍵點上。”
今年11月，因日本政府拒絕發放簽證，日軍731部隊“細菌戰”的12名中國受害者家屬和相關人員未能赴日，新華社等國內媒體予以報道。“日本外務省是濫用權力，阻礙推動日中和解的民間努力，這從反面說明中國受害者在日本發出聲音是何等重要。”一瀨敬一郎說。
代理日軍遺留毒氣彈中國受害者訴訟的日方律師南典男，多次在日本組織、參加反對安倍“安保法案”的和平集會。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盡管相關訴訟以敗訴告終，日方友好人士并沒有就此止步。
“目前，300多名日本市民募集了100多萬日元的公益基金，雖然金額很少，但我們準備在明年對日軍遺留毒氣彈的受害者給予醫療援助，支付藥費、體檢費用。”
日軍遺留毒氣彈訴訟的中方代理律師羅立娟回憶，南典男律師曾帶著他們在東京地方法院的地鐵出口發傳單，介紹中國受害者的現狀，呼吁捐助。“當捐款不夠時，日本律師就自己掏錢補上。他們參加活動經常自帶一個飯團、一瓶水，另一邊卻甘愿賣房、賣地、在銀行貸款，為中國受害者打官司。”
南典男律師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我們日本律師也曾討論，是不是敗訴了，我們就可以解散了？結論是：還不行！因為日本社會還有很多人在歪曲歷史事實，受害者的訴求還沒有解決，所以我們還要繼續戰斗下去。我認為，國家間的交往很重要，中日老百姓間的理解、交流也同樣重要。在中日關系上，歷史真相是最重要的，沒有真相就達不成共識。”
原中國“細菌戰”受害者訴訟原告團團長王選在論壇上說：“現在蘇智良老師自己一邊治病，一邊還要自費援助‘慰安婦’受害者老人，民間志愿者一直在變老，資源越來越少。我們呼吁社會和政府部門，每個人都不能只看到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也要伸出手來幫助苦難中掙扎的歷史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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