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蓋有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公章的訓誡書，讓李響英被湖南省邵陽縣公安局行政拘留7天，讓她意外的是，當她向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申請政府信息公開時，對方的答復卻是：未制作，信息不存在。
李響英懷疑訓誡書是偽造的，向邵陽市公安局復議要求撤回行政處罰。在邵陽市公安局維持了邵陽縣公安局的行政處罰決定后，她向邵陽縣法院對此二單位提起行政訴訟，該案于11月25日開庭，未當庭宣判。
行政拘留七日
2014年5月27日，李響英被邵陽縣公安局帶走，行政拘留7天，原因是“非法上訪”。
李響英是湖南省邵陽縣下花橋鎮高龍村村民。她告訴澎湃新聞，丈夫劉云生于1973年參加“湘黔鐵路大會戰”，因公致三級傷殘，喪失勞動能力，一直未得到國家政策安置和發放生活補助。
她還稱，村里2008年前修村路被占用并損壞一畝多良田，多次向村支書索要占地補償或置換，在一次交涉中，被其妻打傷。她就上述事項曾多次向縣市省相關部門進行信訪，但都未得到妥善答復和處理。
邵陽縣的行政處罰決定書顯示，對李響英的處罰是因為她于2014年5月16日到北京市非法上訪，擾亂單位秩序。證據是李響英的供述與辯解、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出具的訓誡書等。
這份訓誡書的抬頭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案號為（2014）第201405160029號，訓誡單位為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并蓋有公章。
訓誡內容含四項，前三項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游行示威法》和《信訪條例》的法條，稱中紀委機關不是信訪接待場所，不接待信訪人員走訪、也不允許信訪人員滯留或聚集，其應該到相關的信訪接待部門去反映自己的問題。對違反上述規定，不聽勸阻，情節嚴重的，公安機關將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等法律法規予以處理。
送達公章顯示該訓誡內容已通過廣播向被訓誡人宣讀，承辦民警簽名只有一個“解”字，而被訓誡人（簽名）一欄并無李響英的簽名。
真假訓誡書
李響英覺得很冤枉，她稱自己是因私事去了北京，“只是想了解政策，并未上訪，也未被北京民警詢問和訓誡談話。”之后她便自行返回家里，“因辦丈夫劉云生的相關證明，找下花橋鎮領導簽字蓋章，在辦事過程中無意說起去過北京，沒想到很快就惹來麻煩。”
比起李響英的這番陳述，白紙黑字且蓋有公章的“訓誡書”似乎更有說服力。
“沒有被訓誡，哪里來得訓誡書？”李響英的腦子里一直盤旋著這個疑問，不得其解。為了弄明白訓誡書的來歷，她于2014年6月24日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提出政府信息公開申請，要求獲取該局制作的2014年5月16日李響英在京上訪，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立案和移交邵陽縣公安局的處罰手續的信息。
7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作出的答復顯示：“經查，您申請獲取的政府信息，本機關未制作，該政府信息不存在。”
自此，李響英認為這份訓誡書是偽造的，并向邵陽縣公安局的上級單位邵陽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復議，要求撤銷對zi的處罰。
李響英稱，她被邵陽縣公安局以“偽造的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訓誡書”為由，被行政拘留7天。
邵陽縣公安局則認為其作出的行政處罰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程序合法，法律運用正確。
最終，邵陽市公安局認定李響英到有關部門上訪，擾亂工作秩序，以西城分局出具的訓誡書為證據，維持對李響英的行政處罰。
行政訴訟
李響英不服邵陽市公安局的行政復議決定，向邵陽縣法院對邵陽市公安局和邵陽縣公安局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撤銷行政處罰；追究公安機關違法辦案人員及相關人員的法律責任；恢復申訴人名譽，賠禮道歉，賠償相應損失。
邵陽縣法院于11月25日開庭審理此案，訓誡書的真偽是此案的焦點。
李響英的代理律師認為，通過北京西城公安分局《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書》，可以證明邵陽縣公安局出具的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訓誡書系偽造文件。
邵陽縣公安局則稱訓誡書是真實的，政府信息不存在并不代表沒有制作訓誡書。
李響英的代理律師還認為，李響英的上訪行為發生在北京，根據《行政處罰法》和《治安處罰法》應由北京的公安機關作出行政處罰決定。
此外，作為被告之一，邵陽市公安局做出維持行政處罰的行政復議決定書，存在錯誤明顯，如李響英的拘留日期為“2014年5月27日”，但在復議決定書內，被寫成為“2014年6月27日”。
本案將擇日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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