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經濟的有效供給受到高稅費成本約束、高融資成本約束兩大供給約束。每降低一個百分點的稅費或融資成本，可能就會有大量企業從盈虧平衡線上起死回生。接受記者采訪的專家表示，明年我國有望通過“營改增”、適當減少特定行業企業所得稅、減免收費等舉措為企業帶來數千億元的稅費減免利好；同時，我國將通過深化金融改革解除金融抑制，有效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困境高供給成本約束中國經濟
高稅費成本一直是中國企業在生存過程中不能言說的痛點之一。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據測算，從微觀層面講，中國企業的綜合稅費負擔平均約40％。而以我國的政府總收入除以GDP所得到的國家宏觀稅負在2014年達到37％，大致相當于發達國家最高水平，高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10個百分點左右。”
在高稅費成本之外，中國高企的融資成本也被不少業內人士視為“不太正常”。滕泰表示，中國的儲蓄率和外匯儲備全球第一，在這種情況下出現高利貸和錢荒的現象不太應該了。
降息是最為直接的促進融資成本降低的方法。自去年11月開始，央行已經累計降息6次，存款利率下調幅度達1.5％，當前的存貸款基準利率再創歷史新低。在政策效應之下，貸款利率確實有所下行。截至今年9月，非金融企業及其他部門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5.70％，比去年12月下降1.08個百分點。不過，從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感受來看，融資成本高的問題仍然沒能根除。
此外，企業和政府部門溝通的行政成本也不容忽視。“為拿審批反復跑路、耽誤時間都是企業成本，這一類成本需要政府改革去解決。政策的不確定性也給企業帶來無形成本。”財政部財科所所長劉尚希表示。
總之，高融資成本約束、高稅費成本約束、高行政成本約束，成為束縛中國經濟供給體系的主要因素。專家認為，只要政府下決心改革，減少供給側約束就能夠較快見成效。
發力精準降稅費為企業減負
供給側改革的內涵之一是要通過減稅增加要素的投入、擴大生產、增加就業、刺激新興產業的發展。然而專家認為，減稅也不能“大水漫灌”，需要精準定向發揮稅收的調節功能，在稅制改革的基礎上調節稅收結構。
滕泰認為，“我認為更有效的是減少企業所得稅，直接提高企業利潤、刺激企業投資；減少個人所得稅，直接提高個人消費。”
劉尚希則認為，減稅主要應通過“營改增”來實現，消費稅、資源稅等稅種要發揮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的調節作用，非但不能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要適當提高。
“可以考慮對企業所得稅適當作一些調整。減少企業所得稅對僵尸企業、虧損企業沒有影響，但有盈利的企業可以增加盈利水平，處于盈虧邊緣的企業可能產生微利。”劉尚希稱。
至于個人所得稅，劉尚希認為由于只有7％、8％的人繳納個稅，減稅也只有極少人受益，因此沒有太大必要。
當然，在減稅的同時也需要綜合考慮財政的承受能力。劉尚希表示，經濟新常態帶來了財政的新常態，財政收入急劇下滑，減稅的度怎么把握很重要。
針對這一觀點，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劉劍文認為：“表面看，在特定時期內因為減稅導致財政收入減少了，實際上通過減免稅負可以刺激投資，增加稅源，相應的稅收收入也會增加。”
除了稅收之外，專家普遍認為還需要進一步清理、減少各類收費。“我國的社保繳費率水平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也是偏高的，適當降低社保繳費率是有余地的。”劉尚希稱。
根治優化融資結構是關鍵
在不少業內人士看來，降息雖然直接，但并不是化解當下中國融資成本高企難題的根本路徑，最重要的還是要堅定地堅持金融改革的方向，解除金融抑制，推動融資結構優化和利率市場化改革，以此來降低融資成本。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強調了優化融資結構對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的重要性。曾剛坦言，銀行信貸的本質決定了其風險的承受能力有限，而為了解決企業融資成本的問題，在目前的背景下，更重要的是發展非銀行之外的融資渠道，優化融資體系結構，加快其他融資方式的發展，提升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
“從直接融資方式來看，股權類融資對風險的承受能力較高，目前，應該鼓勵這一融資的發展；而從除銀行之外的間接融資方式來看，可以發展金融租賃等融資方式。金融租賃和銀行不同，由于其物權在金融租賃公司手中，因此對風險的承受能力更強，其一般金融租賃的融資周期也比較長，這兩點都能克服現有銀行融資的缺陷。”曾剛說。據新華社電
更多精彩資訊>>>
廚電逆勢增長成炙手“香餑餑
萊索托礦區再挖掘出巨鉆 重
京東618城市接力賽活動狂歡
比特幣年內漲幅超過150% 中
中興通訊科技公司將投資146
龍虎榜揭示機構鼠年心頭好
疫情之下的“隔空”情人節：
2017年我國汽車產銷量同比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