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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公安機關近期偵破一起特大銷售假煙、假酒犯罪團伙案。與傳統的制售假冒煙酒方式相比，該新型犯罪產業鏈具有人員構成地域化、家族化，犯罪手法組織化、隱蔽化等特點，形成了相對成熟的犯罪模式，得以迅速被復制，在全國快速蔓延，嚴重侵犯了正規生產經營企業和消費者的合法利益，同時也暴露出市場監管存在的短板。

高檔煙酒店竟是售假終端

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區分局前期偵破一起銷售假煙假酒系列案。售假者為了銷售假冒的高檔煙酒，竟然在杭州開設了近90家高檔煙酒銷售門店，這些門店外表裝修高檔，且大多開在居民區周邊，通過銷售假冒的高檔煙酒賺取高額利潤。

2019年12月17日，在歷經4個月的縝密偵查后，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區分局出動480余名警力聯合市場監管部門進行集中收網，抓獲涉嫌銷售假冒煙酒的犯罪嫌疑人77人，搗毀售假門店45家、儲假倉庫23個，查獲假冒中華、利群及各類走私香煙20000余條，假冒茅臺、五糧液、劍南春、國窖等各類白酒3700余瓶，涉案價值2000余萬元。

據負責偵辦此案的拱墅公安分局環食藥大隊大隊長李小華介紹，2019年初，拱墅警方偵破了一起銷售假煙案件，民警進一步調查嫌犯資金往來后發現，在杭州五個主城區，由浙江溫嶺籍、臨海籍人員經營的高檔煙酒店多達數百家，在浙江省乃至全國也遍布著這一群體經營的煙酒店。

“這些店裝修豪華，店里陳列的高檔煙酒價值不菲，每家店的成本都要近百萬，平時生意并不好，店內也不招聘營業員，都是老板和家人經營。”李小華表示，進一步調查發現，這類煙酒店大部分和售假團伙有著密切的聯系和資金往來。

為了確認售假門店，專案組民警對負責運貨的涉案人員葛某進行了秘密偵查，成功繪制了一張葛某運送假貨門店的地圖。在歷經4個月的排摸核查后，終于成功鎖定了在杭州西湖、下城、拱墅、濱江、余杭等地進行銷售假煙、假酒的約50家煙酒門店，并確認這些門店基本與售假團伙有過大額交易。

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專案組在成功掌握了涉案人員大量犯罪證據后，對符合犯罪條件的涉案人員實施了抓捕。

售假產業鏈地域性、家族化特征明顯

“我們調查發現，這個售假團伙組織架構具有明顯的地域化、家族化特點，作假手段隱蔽，欺騙性強，市場監管機構很難發現，而且形成了相對固定的模式，在全國范圍內快速蔓延，社會危害極大。”拱墅公安分局常務副局長柴法良介紹。

——團伙架構家族化、區域特征明顯。本案從中間商到零售商，絕大部分為浙江溫嶺、臨海籍人員，臺州溫嶺籍犯罪嫌疑人占80%，其中溫嶺箬橫鎮人占比達65%。開的都是“夫妻店”“親朋店”，存在老鄉帶老鄉、親戚帶親戚等裙帶關系。涉案人員建立以溫嶺籍人員為主的“同鄉商會群”，使用地方方言交流買賣，并設置“會長”，逢年過節統一收取“會費”，團伙結構嚴密，外籍人員很難進入。

——售假途徑多元化。警方梳理近年偵辦案件發現，團伙售假途徑從線下上門推銷為主，發展到通過實體店、社交軟件、網站廣告等線上方式推廣交易的復合模式，有的甚至承包物流公司專門保障假貨運輸。

——作案手段隱蔽化，反偵查意識強。為逃避監管部門日常檢查，涉案大部分門店由溫嶺籍人員統一裝修，設有暗門、暗格用于存放假煙、假酒，隱蔽性強。門店在銷售過程中采用真假摻賣的形式，“看人賣貨”。例如：嫌疑人會將一箱六瓶裝的天之藍中放入四瓶真酒和兩瓶假酒；在消費者購買十條硬陽光香煙時，嫌疑人會放入八條真煙，兩條假煙，以此蒙蔽消費者的雙眼，降低其防備心理。

“嫌疑人在每家門店都設置了暗格。展示在透明銷售柜里的均為真煙，而遞交給消費者時他們從暗格拿貨。消費者在批量購買煙酒時一般以送人為目的，所以一般不會拆箱鑒別。嫌疑人就是掌握了消費者的這個心理。”

在小量零售時，嫌疑人會把假煙假酒售賣給陌生消費者，對熟人一般售賣正品。并且對市場監管、公安機關以及“職業打假人”上門，實時在微信群中交流。此外，為避免公安機關掌握其資金流信息，該團伙自今年以來均采用現金收付款，規避支付寶等支付方式，不留實體賬本。

——制假手段仿真度高，市場監管人員和消費者鑒別難。為了達到欺騙消費者目的，制售假冒煙酒的不法人員在飛天茅臺真酒的瓶身上打孔抽出部分真酒，然后用售價100元左右的茅臺王子酒冒充飛天茅臺酒重新灌裝，用五糧春勾兌52度的五糧液，改變了以往用工業酒精摻兌假酒的操作手段，消費者很難鑒別。成本200元到300元一瓶的假茅臺，最終可以賣出2400元至2500元的正品價格。

打擊售假需標本兼治

杭州市公安局食藥環支隊支隊長魯洪祖認為，當前在全國范圍內制販假煙假酒案屢禁不絕，無法連根拔起，案件偵破存在以下難點：首先，假煙假酒鑒定難。目前制假水平越來越高，存在“真假混合”“真瓶裝低價酒”，專業品酒師都無法鑒別。行政執法人員鑒別能力弱，專業鑒定機構鑒定成本高、周期長；其次，犯罪成本低，犯罪團伙極易“死灰復燃”；第三，涉案價值設有底線、定罪要求高，給行政執法部門帶來挑戰；最后，灰色產業鏈盤根錯節，隱蔽性強，單個區域部門作戰人員不足，只能打擊部分銷售環節，難以觸及源頭制假、實現全鏈條打擊。

拱墅區公安分局副局長陳金達表示，案件也暴露出行政監管缺位、司法量刑偏輕、行業企業防偽技術迭代慢等多方面漏洞。

從行政監管來說，目前審批門檻降低，缺少必要的實地核驗制度，致使出現門店注冊者和實際經營者“人證不一”，造成“暗格”“密室”盛行，后期監管被動。另一方面，對于存在違法犯罪前科的人員缺乏行業禁入制度。

從刑事司法來說，目前懲處制售假冒煙酒的刑法法條主要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非法經營罪”及“假冒注冊商標諸罪”，對涉案價值設有底線、入罪難，且普遍刑期偏低。公安機關受限于“銷售5萬、庫存15萬”的入罪門檻，難以對銷售末端開展打擊。此外，還存在偽劣產品認定標準存在漏洞等問題。

辦案民警建議，強化源頭治理，加大對犯罪輸出地的屬地政府考核扣分力度；盡快將涉食品、藥品、環境等民生領域違法犯罪行為納入社會信用評價體系，增加其違法犯罪成本；降低入罪標準、提高刑罰上限；建立健全行業“黑名單”制度，將存在違法犯罪前科人員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