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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梁建章

最近，民政部部長李紀恒撰文表示，目前受多方影響，我國適齡人口生育意愿偏低，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要引導生育水平提升并穩定在適度區間，增加勞動力供給。

日本、韓國的低生育率危機是前車之鑒

李紀恒的文章引發媒體廣泛解讀。一般認為，總和生育率低于1.5，就算是跌破警戒線——因為生育率一旦跌到1.5以下，就掉入了低生育率陷阱，如果不大力鼓勵生育，生育率很難再回升到1.5以上。

考慮到中國、日本和韓國都屬于東亞國家，在傳統上也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所以下面舉日本和韓國的例子來說明低生育率危機。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46年至1948年出現了短暫的嬰兒潮，總和生育率超過4.0。從1948年開始，日本政府陸續出臺了一系列鼓勵節育的措施。隨后日本生育率逐步下降，到1950年代末，日本生育率已降至2.1的更替水平。之后一直到1970年代中葉，日本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上下波動，沒有明顯的變化。1989年，日本生育率創下1.57新低時，震動了日本政府和國民，被稱為“1.57危機”。到1995年，日本的生育率首次低于1.5，并在2005年跌到1.26。隨著鼓勵生育政策的實施，日本的生育率在2015年回升到1.45，但一直未能提升到1.5以上。近年來，日本的生育率在1.4左右。

為了應對少子老齡化問題，日本的退休年齡已經不斷上調，目前，日本退休年齡為65歲，將于明年4月實施的一項法律修訂案呼吁企業允許員工工作到70歲，以部分緩解勞動力短缺問題，日本政府甚至提出了“終身不退休”的規劃。另外，《出入境管理及難民認定法》已于2019年4月1日正式生效，日本政府試圖引進外國移民來填補本國勞動力缺口。

韓國是一個地狹人稠的國家，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韓國的生育率高達6.0。在這種人口壓力下，韓國從1962年開始全面推行鼓勵少生的政策。隨后，韓國的生育率急劇下降，到1995年，總和生育率降到1.63。在這種情況下，韓國政府于90年代中葉批準了人口政策的轉變，取消鼓勵少生的政策，防止生育水平進一步下降。然而，政策調整后，韓國的生育率并沒有回升，2004年生育率進一步下降到1.2。極低的生育率引起了韓國朝野的極大憂慮，不得不于2005年通過并實施了“低生育率與人口老齡化基本法”，成立由總統親自擔任主席的“低生育率與人口老齡委員會”，實行鼓勵生育的政策。2010年，時任韓國總統李明博宣布撥款3.7萬億韓元(約合37億美元)以提高生育率。這一數字約合37億美元，不到韓國GDP的0.5%，與歐洲國家相比，仍是相對較低。

盡管已經開始實施鼓勵生育的政策，但韓國的總和生育率長期以來在經合組織(OECD)國家中墊底。2017年韓國的生育率降至1.05，2018年更是跌破了1，成為全球生育率唯一進入“零字頭”的國家。2019年，韓國的生育率跌到0.92，依然是全球最低。

去掉二孩堆積，中國的生育率只有1.1-1.2

近幾年，由于存在二孩堆積效應，中國的生育率略高于日本。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7至2019年中國的生育率分別是1.58、1.495和1.47，但其中有0.3-0.4的生育率可歸因于二孩堆積效應，所以，如果扣除二孩堆積效應，這幾年的生育率僅為1.1-1.2之間。

比如，在2017年1.58的總和生育率中，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率分別為0.67、0.81、0.11。其中，二孩生育率比一孩生育率還高，甚至占到總和生育率一半以上。實際上，由于生了一孩才能生二孩，所以在生育狀況穩定時，二孩生育率必然低于一孩生育率，可見這幾年的數據存在著特殊性，是在剛剛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后所產生的特定情況，并不具備長期的可復制性。如果去掉二孩堆積因素，即使假定生有一孩的父母中有高達60%的母親會生育二孩，那么2017年的自然總和生育率也只有1.18(即0.67+0.6*0.67+0.11)。

因此，隨著二孩堆積趨于消失，總和生育率將快速跌落到1.2甚至更低的水平，將遠低于歐洲和美國，也顯著低于日本，與韓國、新加坡等東亞國家和地區同處世界最低之列。中國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確鑿無疑。

這一趨勢早就體現于一孩生育率的持續低迷。從2010到2015年，抽樣調查的一孩生育率分別僅0.73、0.67、0.80、0.78、0.72、0.56。由于對生育一孩從未有限制，不存在瞞報一孩的動機，所以低估一孩生育率可能性很小。

婦女推遲或放棄生育都可能拉低一孩生育率。如果只是推遲生育，那一孩生育率會先降后升，但如果是放棄生育，那一孩生育率下降之后不會回升。實際情況可能介于兩者之間，特別是很多推遲生育的婦女，在未來即使想生也未必如愿。從近年一孩生育率總體不斷走低且持續如此之久的情形來看，未來的生育率回升空間十分有限。

中國未來的低生育率危機比日本更嚴重

生育率低迷的根本原因，是生育意愿低迷。根據KGSS(韓國綜合社會調查)和世界銀行的調查數據，從2006年至2014年，韓國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數為2.45~2.55個。根據JGSS(日本綜合社會調查)和世界銀行的調查數據，從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數為2.41~2.60個。而根據國家衛計委在2017年進行的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數據，2006~2016年，中國育齡婦女平均理想子女數為1.96個，而育齡婦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為1.75個，可見，中國人的平均生育意愿不但顯著低于日本，也顯著低于韓國。

中國人的生育意愿低迷，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中國大城市的房價收入比偏高。比如，根據《2019年全國50城房價收入比報告》的數據，深圳房價收入比是35.2，也就是說，對于深圳的普通家庭來說，不吃不喝，平均需要35.2年才能買得起一套房子。上海、北京的房價收入比分別為25.1和23.9。高房價極大地壓抑了城市夫婦的生育意愿。

第二，中國的育兒成本過于高昂，原因可能是中國人特別注重教育，除了孩子的衣食住行之外，具有中國特色的應試教育迫使家長不得不花錢上各種課外培訓。在一個典型的中產家庭，養育一個孩子平均每年的花費是3萬元，從出生到18歲就需要50多萬元。在一二線城市，育兒成本更高。比如最近媒體報道，據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的調查研究，在上海養個孩子從出生到初中要付出約80萬元，堪比發達國家撫養一個小孩的成本。然而中國一二線城市的白領工資還不到發達國家的1/3。而且，在中國養育孩子還面臨嚴重的看護困難。相對于其他國家，中國的托兒所奇缺。據原國家衛計委2015年的調查顯示，0—3歲嬰幼兒在各類托幼機構的入托率僅為4%，遠低于一些發達國家50%的比例。

第三，中國女性參加工作的比例高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許多職業女性面臨要升職還是要生孩子的兩難選擇。在職場上，女性被要求和男性付出的一樣多；而女性在生育和家務的角色上，社會也要求女性付出更多。女性的高工作率加上托兒所奇缺，使很多雙職工家庭擔心無人看護小孩，從而壓抑了這些家庭的生育意愿。

第四，中國的流動人口特別多。雖然中國的整體城市化率只有百分之五六十，但是農村戶口的年輕人已經普遍在城市里打工，他們的生育意愿更接近于城市里的年輕人，所以生育的壓力和意愿都不容樂觀。

第五，中國至今存在歧視非婚生育的政策。西方國家近年生育率的提升與非婚孩子比例的增加也有關系。比如，2016年歐盟國家非婚子女比例達到了43%，其中法國非婚子女比例最高，高達60%。這些國家保障未婚女性的生育權以及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權利。盡管中國沒有這方面的官方數據，但可以肯定中國的非婚生子女比例遠遠低于西方國家。中國對非婚生育仍然存在一些歧視性的政策，比如有些地方的計生條例規定，非婚生育要繳納社會撫養費。

綜合以上幾點，可以說，要提升中國的生育率困難重重。而且，中國的現在人均GDP只有一萬美元，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只有60%左右，未來隨著人均GDP和城市化率的進一步提高，生育率將會進一步下降。

現在日韓都在大力鼓勵生育，但仍然無法把生育率提升到1.5以上。有人說，鼓勵生育也沒用，日韓不是例子嗎？但如果日韓不鼓勵生育，現在的生育率會更低。生育率的下降，沒有最低只有更低，所以可以稱為“低生育率深淵”。媒體上總在說日韓少子化問題多么嚴重，生育率多么低，但事實上，由于中國人的生育意愿比日韓低得多，中國將來的生育率也會比日本更低，或許會與韓國和新加坡持平(新加坡近年來的生育率在1.1左右)。按照現在韓國和新加坡的生育率，每代人口會減少一半。況且，人口急劇萎縮，也意味著規模效應的持續弱化和綜合國力的衰退。因此，要緩解未來的低生育率危機，中國必須盡快放開限制并大力鼓勵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