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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官方數據，還是民間估算，都充分表明當下中國房地產庫存量是極其大的，并且呈不斷上升的趨勢。這，對始于1998年的中國第一輪房改而言，特別對2003年以來正式確立的“房地產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霸道地位來講，是不能接受的。同時，對分外迷戀和過于依賴“土地財政”的官方來說，也是心驚肉跳的。

然而另一方面，億萬普通干部群眾卻由于房價太高，所以無法或難以現實其基本的“住有所居”之中國夢。即使已經擁有自住房的不少人，也基本都是度日如年的“房奴”。

從一定意義來講，這就像昔日地主富得流油、吃得肥頭大耳，而農民卻家徒四壁、餓得皮包骨頭一樣。

面對此尖銳的現實矛盾，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2015年12月10日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時罕見地明示道，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持續健康發展。

201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進一步明令，“要化解房地產庫存，通過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推進以滿足新市民為出發點的住房制度改革，擴大有效需求，穩定房地產市場”。

誠然，在其前后，無論是房地產開發商，還是地方黨委政府，以及有關部委等方面，都在“千方百計地消化庫存”，甚至一再突破某些政策“紅線”——有意無意地助漲房價，但是，房地產庫存量依然節節攀升，而億萬普通干部群眾還是望“房”興嘆。

實際上，財政補貼購房也罷，松綁住房公積金貸款也罷，還是其它的救市方式也罷，不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解決有關矛盾或問題，而且還會帶來更多、更大、更嚴重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等方面的一系列問題。這些，不少人都非常清楚。譬如，僅最近兩年來，筆者羅豎一就撰寫并發表過諸如《樓市“去庫存”的最佳方式是一降再降房價》、《“以價換量”是中國樓市去庫存的正道》、《降低房價是去商品房庫存的多贏方式》《中國“去庫存”切不可抬升房價》、《中國樓市“去庫存”切莫抱薪救火》之類的時評文章。

然而，一定層面的某些官方，卻一直“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成天在那里一意孤行而有意無意地維系高房價———危害普通干部群眾的切身利益———損害黨和政府的形象。

不過，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終于旗幟鮮明地指令道，要鼓勵房地產開發企業順應市場規律調整營銷策略，適當降低商品住房價格。

顯而易見，這一中央層面的共識，跟2011年11月6日，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所講的“中國下調房價是國家堅定的政策”，其實是一脈相承、遙相呼應的。其都是對億萬羲黃子孫，以及中國經濟、中國政治、中國社會和中華民族的高度負責。同時，也都是盡可能滿足億萬中國普通干部群眾的合理訴求。

眾所周知，2015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指出，要按照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過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擴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庫存，穩定房地產市場。要落實戶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許農業轉移人口等非戶籍人口在就業地落戶，使他們形成在就業地買房或長期租房的預期和需求。要明確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滿足新市民住房需求為主要出發點，以建立購租并舉的住房制度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擴大到非戶籍人口。要發展住房租賃市場，鼓勵自然人和各類機構投資者購買庫存商品房，成為租賃市場的房源提供者，鼓勵發展以住房租賃為主營業務的專業化企業。要取消過時的限制性措施。

家喻戶曉，2011年、2012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曾連續強調“堅持房地產調控不動搖”。然而，有關房地產調控、保障性住房的字眼，在2013年、2014年連續兩年沒出現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會后公報中。201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沒有提“房價”，2015年也沒提。

可是， 2015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不僅提到房地產、房價等，而且用了322個字的單獨段落的篇幅。顯而易見，中央層面此次對房地產、房價等的表態，是何其謹慎、何其認真，其是具有非同尋常之意義的。

另外，跟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意“交叉”召開——時隔37年后重啟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也強調道，推進城鎮化要把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作為首要任務。要加強對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戰略研究，統籌推進土地、財政、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住房保障等領域配套改革。

婦孺皆知，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不管是官方層面，還是民間層面，普遍對農民等非戶籍人口“去庫存”給予了厚望。

譬如，2015年12月22日，在深入學習領會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學習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等重要會議精神，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李克強總理的重要講話精神和重要批示指示要求的“全國發展和改革工作會議”上，中國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就明示，2016年將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中就包括制定實施1億非城鎮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方案。

事實正像1998年中國房改課題組組長、曾任中國房地產開發集團董事長、萬里秘書孟曉蘇所講，中央提出“通過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推進以滿足新市民為出發點的住房制度改革”，意味著新一輪房改啟動。滿足農民工變成新市民進城居住的住房制度改革，這是比1998年城鎮房改更加意義深遠的重大改革。

但是，縱觀有關新聞報道，至今鮮有地方積極地落實 “降低商品住房價格”之中央指令，甚至連一些花樣文章或作秀場面都難以見到。即使身為中國最大的專業住宅開發企業萬科——號稱“最受客戶、最受投資者、最受員工、最受合作伙伴歡迎，最受社會尊重的企業”，目前主要忙于股權之爭，而其董事會主席——曾任朱镕基房地產顧問的王石，以及總裁郁亮等管理層，也把主要的精力和時間用于跟寶能系的利益爭奪戰上。至于“降低商品住房價格”，似乎跟其根本毫無關系。

其實很多明眼人都知道，如果上述中央政令不暢，那么，無論是中國樓市“去庫存”，還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等會議的有關精神，都會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空中樓閣、水中月、鏡中花。

不可否認，有關層面力推的財政補貼購房等救市措施，在短期、局部范圍內，確實能起到一定的“去庫存”作用，但其金融風險等也是不可小覷的，而中央確立的2016年的經濟工作任務之一就是，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比如，有的地方現在居然能對一個購房者財政補貼到數十萬元人民幣——本質上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拆西墻補東墻”——助漲高房價——危害民生。這樣的做法，如果說不會出現金融風險等，那真是活見鬼了。

當然，正如著名經濟學者馬光遠所講，要讓成為新市民的農民工變成買房的主力人群，必須在戶籍制度、中小城市的產業發展和公共服務上著力改進。農民工只有在一個城市里有就業、子女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能夠跟上，買房對他們才有意義。

除此以外，還值得世人注意的是，2016年是“十三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其能否落實好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等會議的有關精神，是非常關鍵的；而且，當下中國正處于從農業社會向城市社會轉型的關鍵期，亦需要更加謹慎地為之。

綜上所述，筆者羅豎一認為，降房價“去庫存”當成各方共識，而且該盡快地一一落到實處。否則，于國于民都是害處多多，而且是后患無窮。（文/羅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