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presstv.com微信號：MenaStudies文 | 胡思憶前幾日，很多人被下面一則新聞給雷倒了： 伊朗新聞電視臺網站12月3日發表題為《軍方發言人稱，也門軍隊包圍了沙特阿拉伯的奈季蘭和吉贊兩座城市》的報道稱，隨著也門推進針對沙特致命入侵的報復性行動，也門軍方稱，在民間力量的支持下，它包圍了沙特城市納季蘭和吉贊。
但隨后，就被商務部新聞辦辟謠了：
那么，實際上，到底是否是“假消息”呢，再來看一張圖：
綠色：薩那政府軍控制；紅色：支持亞丁政府的聯軍控制；紅綠相間：兩軍交戰；Najran=納季蘭；Jizan=吉贊從中可以看出，以胡塞武裝為主的薩那政府軍確實占領了納季蘭郊區一些地方，不過距離吉贊倒是還挺遠的。所以基本可以判定：上述新聞來自什葉派媒體（黎巴嫩燈塔電視臺、伊朗國家電視臺等等），三分真七分假，是薩那政府宣傳戰的一部分。（該圖片和內容來自知乎網友“赤坂凌太郎”的回答）
言歸正傳：
也門和平談判重啟
2015年12月15日，備受關注的也門內戰雙方代表即也門哈迪政府和胡塞武裝集團在瑞士日內瓦重啟和平談判，展開政治對話，探求政治解決途徑。雙方在聯合國特使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薩拉姆（Mohammed Abdel Salam）的調停下，達成了為期一周的停火協議并交換了戰俘。
據路透社報道，此次共有360名被關押的胡塞武裝人員被釋放及265名支持哈迪政府的民兵被釋放。與今年6月16日雙方的日內瓦和談無疾而終相比，盡管也門國內局勢穩定及全面政治和解情勢不甚明朗，但僅由也門內戰雙方參與促成的協議結果仍給予未來局勢地樂觀發展以信心。
自今年3月27日以來，以沙特為首海灣國家主導的軍事聯盟對胡塞武裝實施“果斷風暴”空襲行動，已至少造成也門境內5870名平民死亡。目前，也門內戰中以伊斯蘭教什葉派宰德教派分支背景的胡塞武裝集團和忠于前總統薩利赫的軍隊為一方，聯手對抗哈迪支持者，沙特為首的國際聯軍及南方分裂主義勢力，各地部落民兵和遜尼派伊斯蘭武裝分子（包括基地組織半島分支及“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
以下三幅圖展現了自2014年9月以來胡塞武裝組織與哈迪政府軍的對峙形勢：
也門危機的典型性 時至今日，也門國內各方勢力四分五裂呈合縱連橫之勢，以胡塞武裝為代表的國內武裝反抗組織及其較為激進的教派色彩以成為也門國內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就國內局勢而言，胡塞武裝集團在經歷內部三代領導人更替之后，其尋求政治權力（包括議會席位）和保障區域自治的根本政治訴求，通過激烈的武裝斗爭已促使其從幕后走向臺前。在地區層面，沙特為首的國際聯軍對也門境內反動勢力的軍事空襲也代表了中東局勢的深層致因。
外部勢力對主權的挑戰
國內政治國際化，國際政治國內化使得諸多國家的政治發展長期掣肘于外部勢力，國家轉型受制于惡劣的地緣政治環境，進而缺乏對適合本國國情的國家發展道路的現實探尋和對歷史傳統及宗教價值的系統反思，社會變革和宗教革新更無從談起。這也使得西方強權勢力得以借民主改造的口號干預中東國家內政，公開扶持代理人有了更多政治操作空間。這一現象在也門危機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值得玩味的是，時值深層動蕩的中東，沙特召集的盟軍向心力不足。雖然表現積極的沙特和阿聯酋有無需挑明的共同利益：即捍衛扼守紅海商道和貿易運輸要道的曼德海峽和亞丁港的安全，防止也門內部的極端勢力引火上身以及對伊朗在也門危機中不甚明朗的態度的擔憂。
但顯而易見的是，沙特在也門危機中不遺余力地干涉及軍事行動有歷史恩怨亦有現實征兆。其一，在也沙兩國歷史交往中，沙特就有干涉也門內政的慣例。
沙特早在1934年的兩國邊界沖突中態度強勢、獲取也門北部三處領土。在1962年北也門革命中為君主保皇派提供軍事支持和政治庇護并參與政治安排與納賽爾叫板。繼而又在1990年也門南北統一戰爭中聯合多方勢力干預政治導向。
1991年沙特因不滿也門政府支持伊拉克、主張伊科兩國解決和反對美國駐軍海灣的立場發起對也門的制裁，中止對也門的援助；其后沙特又在1994年也門南北戰爭中支持與其意識形態相差甚遠的南也門社會黨，公開背棄薩利赫在利雅得接見也社黨領袖比德。
此外，在2004-2009年薩利赫政府鎮壓胡塞武裝集團的軍事行動中，沙特也姿態強勢，多次為薩利赫提供軍事支持。
不難發現，當前的也門危機延續了也沙兩國歷史交往中的悖論漩渦。此悖論便是：一方面，兩國的民間交往和經濟往來頻繁，多達總人口50%的也門人長期在沙特工作，其中很多人還持有沙特護照。另一方面，沙特屢次對也門內政的粗暴干涉和在國際事務中企圖孤立其反對的也門內部反對派的行為，早已在也門民眾中威信掃地毫無民心。
《也門時報》(YemenTimes)的主編，年輕杰出的也門新女性代表Nadia Al-Sakkaf曾在不久前的采訪中道出了廣大也門青年和民眾的心聲：“很多人都預測也門將最終走向分裂甚至索馬里化，但我們也門人想告訴世界的是，事實遠非如此，我們仍處于同一面國旗之下，我們仍然屬于統一的也門的國民。”
進一步從理論上講，也門危機中外部勢力對主權原則的挑戰也反映了當前中東局勢的典型性。
其一，當代中東民族國家體系由于對國家主權的建構和把控不足，在20世紀70年代真正實現政治、經濟的獨立后，仍頻繁遭到世界強權國家的入侵，和由于政權更迭使得西方強權國在“新干涉主義”理論之下干涉中東國家的內政。
其二，中東地區國家因長期受制于區域國家內部之間領土邊界爭端、地區沖突、復雜棘手的民族矛盾、教派紛爭和海灣霸權的爭奪，此四個要素總體而言均為不確定因素，而致其內部發展長期虛弱。
一方面，受制于國內矛盾的牽制，當代中東國家難以與世界大國建立平等的關系，不得不在經濟和軍事依靠強國的支持，這便客觀喪失了部分主權；另一方面，反之由于根本上缺乏主權的建立過程，中東國家在現有國際關系體系內想要通過借助外部勢力完成主權的完全效力顯然很困難。
然而，若不具備處理內外國家主權、掌握經濟、政治和軍事主權的效力，中東國家則將長期陷入20世紀遺留下來的民族矛盾、領土邊界紛爭之中。
因此，歷史地看20世紀以來中東地區民族國家體系建立的核心原則，即國家主權原則確立和強化的遺留問題，是困擾中東國家內部政治危機、地區爭奪頻繁和外部勢力容易干涉的核心問題。唯有不斷強化主權，拓寬國家主權原則的橫向領域即經濟主權、軍事主權、政治主權等；并強化對內管理和對外抵抗威脅的制度與效力，才是解決諸多現實困境的有效出路。
青年人口主導的社會與政治覺醒
中東國家人口群體的變化使得社會階層變化，其中青年人口在動蕩國家從國家發展有力的人力資本和發展儲備力量淪為社會矛盾集中的危機群體，進而成為各國街頭政治和武裝反抗的主體。他們強調政治參與和社會變革，憎惡權威和老人政治，崇尚自主和民主選舉，有極強的政治動員潛力和能力，代表著中東國家社會與政治覺醒的力量。
以也門為例，其國內15歲及以下人口占總人口60%，青年群體高達70%。在胡塞武裝攻城略地的戰斗中，青年始終是主力軍。與其相對，前總統薩利赫執政33年，現總統哈迪曾任薩利赫政府副總統和也門全國人民大會黨副主席，并早在1997年便晉升為中將。
值得注意的是，胡塞武裝集團經歷了三代領導人更替，其內部組織演變和政治訴求也難以抵擋世俗化、現代化和民主分權的潮流，而發生了顯著演變。
第一代領導人巴德爾丁·胡塞是德高望重，推崇和堅守正統宰德派教義的宗教學者，曾在1962年北也門“九·二六”革命中加入保皇派陣營，捍衛其時伊瑪目神權政治體制，后因革命大勢既定轉而投靠革命政權，與北也門中央政府達成政治和解。
第二代領導人侯賽因·胡塞是巴德爾丁的長子，正是在其領導下，根植于也門北部薩達省的胡塞家族逐步走上了武裝化道路。這一過程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宰德派受到中央政府薩利赫黨派和伊斯蘭改革集團對其的聯和擠壓，以及在伊朗伊斯蘭革命鼓舞下的組織化重振。
毋庸置疑的是，正是在侯賽因胡塞的領導下，胡塞武裝集團走上了思想激進化、行動武裝化、目標政治化和組織制度化的壯大歷程，并于2003年在全國24處設立基地、開展活動。這一階段的發展主題是對抗薩利赫中央政府，保留政治和教派自主權。
其特征是受到外部因素如伊朗與“真主黨”的影響及暗地援助，聯合集團內部武器、資金和地方勢力的系統運作，開展斗爭。其高潮是2004年至2009年歷時六年與中央政府的六場薩達戰爭。該武裝沖突于2009年在沙特應薩利赫政府之請的空襲行動中被鎮壓結束。
第三代領導人是如今充滿斗志血氣方剛的馬利克·胡塞、葉海亞·胡塞和阿里·胡塞。他們本以為贏來“阿拉伯之春”中也門革命后政治參與的大好時機，卻不料與薩利赫同一代人的新總統哈迪及其黨羽并未擺脫“威權統治”和“老人政治”的屬性。
進而，在所謂中東地區民主化浪潮的“阿拉伯之春”中，也門軍方選擇站在了民眾一方，在胡塞武裝集團一路南下攻占首府的酣暢進程中，也門軍方從不干涉態度到與胡塞武裝聯盟，這其中的政治深意不僅是簡單的利益趨同，更有深層的民心所向之潮流。
如今，胡塞武裝組織和忠于薩利赫的軍隊仍在廣泛招募民兵。然而，聯合國2216號決議對胡塞武裝集團實施的武器禁運及對薩利赫本人的制裁及財產凍結，使得“胡塞-薩利赫”聯盟面對沙特為首的海灣聯盟和美國的援助時，幾近彈盡糧絕，難以抵抗數日。
沙特及其盟軍不僅對也門北部實施封鎖，還以貧民窟甚至聯合國人道主義施援點為目標。而哈迪方也經歷了遷都、逃亡和重返的曲折抵抗之后，逐步扭轉局勢企圖扳回頹勢重返薩那。
但哈迪方或許也已意識到，僅靠軍事打擊和國際聲援（西方國家及聯合國一直稱“胡塞武裝集團”為“胡塞叛軍”，并以哈迪政府是民選政府為由堅決捍衛其合法性）無法徹底鏟除胡塞。錯綜復雜的現實困境和力量膠著迫使雙方回到談判桌前，重新商討政治途徑解決危機。
令人唏噓不已且意味深長的是，如果說哈迪政府與沙特聯軍對也門長達九月的不間斷空襲是出于捍衛也門政權合法性的正當利益。那么這場持久的空襲，在客觀上導致表面上勢單力薄且備受鎮壓的胡塞武裝集團真正的走上也門政治前臺，這無疑是對其所謂的正當捍衛本身的莫大(博客,微博)諷刺。
其背后無法忽視的是，胡塞武裝集團所代表的不僅是也門國內交錯了部落酋長、宗教首領等傳統政治勢力，更亟待重視的是，他們的政治訴求在某種程度上符合也門社會青年化的民主政治取向和對老人政治、威權主義及外部干涉的憎惡。而或許正是此，才是也門危機的深層內核，也是胡塞武裝得以順利進攻和頑強抵抗的內因，亦是也門危機在中東局勢中的典型之處。
聯合國之困：2216號決議與人道主義危機救援
在也門危機中，聯合國的行動貫穿始終，其作用與角色應備受稱贊也值得反思，且代表了聯合國在中東地區政治危機治理中的典型性。
其中，聯合國安理會（UNSC）和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OCHA）在危機調停和救援行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前者在4月14日第7426次會議中通過了第2216號決議，后者則一直承擔著也門境內人道主義危機施援工作。但事實表明，無論是在停火調整和政治和解方面，抑或人道主義救援行動中，聯合國現有機制均暴露亟需改革的困境。
首先，2216號決議明確了對胡塞武裝的武器禁運，要求其撤出2013年秋季后占領的所有地區、包括首都薩那，交出從軍事和安全機構收繳的其他所有武器，敦促也門所有各方積極回應也門總統哈迪的請求，出席海灣合作委員會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主持召開的會議，
然而，胡塞武裝與部落聯盟和效忠薩利赫的也門軍方的聯合使沖突持續，停火無效，表明2216號決議的無力。更需稍加深思的是，如果胡塞武裝集團代表的正是也門民眾的某種政治訴求，而這些反抗和訴求卻被以沙特為首的海灣國家，通過聯合國機制鎮壓和制裁，甚至被強加意志，那么聯合國的作用發揮便更值得質疑。
其次，聯合國在也門危機中的身份尷尬和效力乏力既是目前世界范圍內國際政治朝向主權體系的強勢回歸結果，亦是聯合國機構在處理國家間沖突的長期困境。如何在主權國家間的紛爭中實現真正有效的人道救援是擺在聯合國機制的一項重要課題和重大挑戰。
下圖是2015年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對截至12月的也門國內人道危機統計：
結語
就世界范圍內來看，被譽為“阿拉伯半島南大門”，位于阿拉伯半島西南端、西頻紅海緊扼曼德海峽、南臨亞丁灣和阿拉伯海的也門，國土雖小國力尚弱；但其重要的戰略位置、悠久豐富的歷史和復雜嚴峻的政治社會生態足以成為阿基米德撬動世界的杠桿般攪動中東地區的政治安全局勢。
正如此前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e）著名中東研究學者布魯斯·里德爾（Bruce Riedel）所言：“也門重要的戰略地位與其被排除在海灣國家合作委員會（GCC）之外的身份不符，但將也門納入GCC既是也門危機解決的途徑亦是結果。”
可見，全球化時代的國家治理和地區安全早已不是以“國家大小論英雄”，嚴肅對待每一個國家尤其是嚴重落后于全球發展進程的重要地緣政治國家的內需外患是維護地區和平與發展的明智之舉和潮流所向。
政治民主化和國家現代化進程對于也門和中東地區其他國家充滿鎮痛，也蘊含希望。斗爭與沖突本身既充滿血腥和布滿人道主義的創傷，但倘若朝著政治制度化和加速社會整合的方向推進，也不失為歷史機遇。
正如亨廷頓的“強政府論”所言：“在政治現代化這一命題中，究竟會出現政治發展還是政治衰朽本身是不確定的，它取決于政府在推動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動員以整合、平衡新舊社會勢力集團的速度和有效性，能否跟得上政治參與的動員速度。政治秩序尤其重要，并且它不會在現代化過程中自然而然地被建構起來。”
版權申明本文為中東研究通訊研究團隊原創，已授權和訊網轉載，如有意轉載或引用請與中東研究通訊微信公眾號（MenaStudies）聯系。
瑞幸咖啡就財務造假事件致歉
重磅利好出現！金融委再度定
國產耳機品牌Nank南卡重拳出
比特幣年內漲幅超過150% 中
中興通訊科技公司將投資146
寧夏靈武農商銀行一董事又“
打通企業營銷困局 時刻頭條
2017年我國汽車產銷量同比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