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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餐飲協會對美團的“發難”還在繼續，并且愈演愈烈。

4月13日，美團對于傭金問題發聲說，2019年美團外賣八成以上商戶傭金在10%-20%。14日，廣東餐飲協會引用海豐縣小餐飲行業協會的報告稱，該協會共有約120家商家上架美團外賣平臺，2019年無一家商戶的傭金抽成低于20%。

餐飲商家對于外賣平臺的指責不僅是美團，2月以后，各地多家餐飲協會相繼發聲，呼吁美團和餓了么降低外賣傭金。

平臺與商家的矛盾為何這段時間如此密集?雙方各執一詞，矛盾仍未平息，能否有解決辦法?

一位互聯網法律專家告訴經濟觀察網記者，雙方發生沖突的原因，與疫情時期線下餐飲店面臨生死存亡環境有關。但本質原因，和外賣平臺的商業模式有很大關系。互聯網經濟進入到下半程之后，經營的業務越來越沉，當線下成本上升，他們無法內部消化，不可避免轉嫁給消費者和上下游商家，從而造成抱怨，引發成這樣的事件。

商家要求平臺降傭，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劉遠舉認為，這是正常的市場行為。平臺應不應該降傭?他告訴記者，這會是一個相互博弈的過程。

疫情加劇矛盾

“疫情是加劇了矛盾的出現，”上述互聯網法律專家對記者說，疫情較大幅度提升了外賣平臺的用工成本，同時導致線下餐飲商家只能從線上獲客，這進一步激化了平臺與商家之間的矛盾。

今年2月以后，河北省飯烹協、重慶市工商聯餐飲商會和南充市火鍋協會、廣東餐飲協會等均相繼發聲，呼吁美團和餓了么降低外賣傭金。

一位經營100多家連鎖店的京津冀快餐連鎖店創始人告訴記者，外賣平臺抽傭在15%到20%之間比較合理，可以達到店鋪盈利的水平。如果超過20%，店鋪就會很難受。

他算了一筆賬，餐飲店毛利率一般為50%到60%，如果砍掉30%以上平臺抽傭費用，商家只剩20%—30%之間的利潤。這個利潤再用來平攤房租的支出和人工水電的支出，商家幾乎不賺錢，甚至賠錢。

一位研究電商行業多年的大學教授告訴記者，疫情前，餐飲店有堂食和外賣兩個渠道，可以支撐外賣傭金?，F在疫情原因，商家基本只靠外賣，就很難承受。尤其是大型餐飲企業，人員、店面成本等壓力更大。

對于商家要求降低傭金的做法，劉遠舉認為，是商家的正當權利，“任何時候要求降傭，都是合理的，這可以視為市場行為。”

平臺難題

4月13日，美團首次對商家要求降傭的聲音做出回應，作為外賣平臺，美團認為自己也很委屈。4月13日，美團高級副總裁、到家事業群總裁王莆中在采訪中提到，2019年第四季度，美團外賣平均每單利潤也不到2毛錢，平臺的絕大部分收入需要投入在幫助商戶提供專業配送、獲取訂單和數字化建設中。

與阿里、京東、拼多多等實物電商的商家入駐費、營銷費收入相比，美團、餓了么等外賣平臺，主要依靠傭金獲得收入。

外賣平臺傭金由三項資費組成，分別為平臺使用費、技術服務費和配送服務費。其中，配送服務費占到傭金的80%。如果商家不選擇配送服務費而自行解決配送，幾乎所有商家傭金立刻可以減少到個位數，可能會低于5%。

30分鐘送餐到家的配送平臺是外賣平臺崛起的根本，也是沉重的壓力。美團目前最大成本是外賣小哥工資，2019年，美團收入達到 975 億元，餐飲外賣騎手成本為410.4億元，騎手工資占總收入42%。

美團無法降傭的深層原因，是平臺商業模式難題。“有一個比較根本的問題。阿里、騰訊、百度之后，新崛起互聯網經濟的平臺模式，本應該是智能、輕型運營的互聯網經濟，但他們正變得越來越沉。”上述互聯網法律專家舉例說，比如美團、滴滴，以及之前熱鬧一時的共享單車行業，都有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越來越沉。

業務沉重的結果，導致無法迅速消化上升的成本，平臺就會把成本轉嫁給消費者或者上下游其他商家，于是引來這些人的抱怨。

該專家認為，要想根本解決這種沖突，需要在商業模式改進。

能不能解決？

平臺遇到商家的指責，美團不是首次。此前，淘寶商家也曾大范圍指責淘寶，造成“十月圍城”事件。最終，淘寶調整了產品，解決了這件事。

美團能不能借鑒淘寶的做法?上述專家認為，因為美團模式很重，調整的空間非常有限。

商業模式的改進，不是一時半刻能夠完成，現在商家和平臺雙方處于焦灼狀態，有什么有效辦法嗎?

上述專家告訴記者，現在只能通過金融手段支持，平臺引入信貸等其他手段，先幫助商家活下來，再解決其他問題。

但歸根結底，這不是美團一家的事情，“絕不僅僅是靠美團一家解決，可能得是多方面的介入，包括美團、商家，行業協會，甚至包括金融機構，政府的介入，可能會有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圓滿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