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啊，一起做學渣啊”，近日一篇名為“南京家長已瘋”的網文被刷屏，也引發網友熱議。在文中，作者聲情并茂地“描述”南京正在推進的減負政策效果，并感慨：也許用不了多久各位的孩子就會成為一個活潑靈動、熱愛生活、輕松愉悅、心智健康的“學渣”，“南京家長在快樂與痛苦的交織中，終于瘋了”。
10月28日，浙江省教育廳會同省委網信辦等14個部門聯合起草《浙江省中小學生減負工作實施方案(征求意見稿)》。同樣，引起了強烈的反彈。
減負，遭到了部分家長的激烈反對。雖然“南京家長已瘋”此類網絡熱文對其中的矛盾和焦慮實際有所放大，不盡真實，仔細看南京規定，實際上也不是簡單一刀切，但是背后反映了大家對個別地區減負一刀切做法的反彈與焦慮。
最近20多年來，減負是繼治理應試教育之后，教育部門持續不斷強調的教育大政方針之一。減負肯定是對的，但是，政府殫精竭慮的減負政策，卻不斷遭到一些家長反對。在減負上，出力不討好的情況已經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為什么?顯然是個別地區在實際操作上簡單一刀切的做法，尤其是封頂的做法需要檢討。
首先，這種一刀切的做法，和很多中國家長的期望相左。
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多數家長對孩子的期望值是很高的，而高期望值，也必然是辛苦的，無論是在美國還是中國。美國著名記者愛德華·休姆斯曾經寫過一本書——《美國最好中學是怎樣的》。在這本書的第一章，記錄了舊金山著名中學惠尼中學一名高三學生的一天——魔鬼數字4：睡4個小時，喝4杯咖啡，考4.0的GPA。這位同學如此辛苦，原因就是對自己有很高的目標與追求。
這世界上，從來不可能輕輕松松就獲得成功的，“幸福的生活是奮斗出來的”!
目前個別地區這種一刀切的減負，顯然與一部分對自己有高期望的學生或對孩子有期望的家長存在嚴重沖突。因此，對于這些學生與家長，我們的確不應該限制其追求，至少應該給他們辛苦的機會。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個別地區這種一刀切的減負，也不符合教育的基本規律：因材施教。
人是有區別的，對于一部分同學學起來吃力的東西，對于另外一部分人卻是吃不飽。一刀切的做法，顯然是無視這種區別的。如果承認中國絕大多數家長對孩子有著更高的期望，如果承認人是有區別的，那么我們就知道，在減負上絕對不能一刀切!我們有必要在學校體系里，對那些有較高期望的學生，對有天分、學有余力的學生，提供多學多教的機會，而不是一刀切地不允許。
遺憾的是，伴隨近年一些地方一刀切的減負措施，學習負擔大規模向課外輔導班轉移，形成了所謂的課內減下來，課外加上去，客觀上造成了課外輔導機構的風光無限。
2018年減負的“大刀”砍向了課外輔導機構，回看幾家上市公司的財報，只能得出一個結論：沒有用!無論新東方還是好未來，收入與在學人數大幅躍升，根本原因還在于老百姓樸素的追求、需求。這些培訓機構的錢，都是家長自己排隊繳的，沒有人逼，顯然是現實需求。
不給課內機會，就轉課外，負擔沒有減下來，卻增加了經濟負擔。從一個維度看，這種減負，實際上進一步加大了教育的差距，影響了教育公平的實現，這的確是減負政策推行時所沒有料到的，也需要考量。
江蘇著名中學海安中學校長呂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驕傲地說：海安中學方圓幾公里內沒有培訓機構，海安中學沒有一個孩子會去課外輔導機構補課。因為海安中學根據家長與學生的需要，在學校里提供了多種機會，即便周六也可以選擇到學校上學(據說不是強制的，是自選的)。
海安中學在某種程度上給了我們一個良好的示范。最大程度的減負，可能不是絕對地做減法，強制性地降低標準，而是在正確認識負擔的基礎上，實事求是，面對中國特殊的國情文化，面對家長哪怕是不合理的、過高的教育追求，提高學校教育的質量，最大程度地提供更多的選擇，包括多學一點，多教一點，最大程度把負擔降到最低。
正如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副司長俞偉躍近日在教育部新聞發布會上回應各地減負措施時所說的，推進減負工作必須保持定力，遵循規律，綜合考慮各方的訴求，有增有減，把握好度。(陳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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