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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回鄉當“新型農民”

回鄉當農民,并不是像父輩那樣“刀耕火種”，而是有著更多規劃

父親：威逼斷絕關系

離開農村，做一個城市人，才是成功

20年前·沖突

20年前，羅強不顧父親反對，離開農村進城打工，父親三年未與他聯系——因為父親希望兒子能通過讀書進入城市，而不是僅僅在城市打工。好在，兒子經多年打拼在城里安家，成為一名“城里人”，父子間的多年芥蒂由此化解。

20年后·沖突

20年后，當羅強攜妻帶女返鄉，準備當個“新型農民”時，父親再次被激怒，堅持要分家斷絕關系：“離開農村，做一個城市人，才是成功。”對此，羅強有些無奈：“人到中年愈發思鄉；根在那里，朋友都在那里。”

清晨8點，炊煙還未散盡，37歲的羅強，帶著一家三口已經進了村。汽車輪子碾過山間的碎石路，發出清脆的咔咔聲。父親老羅在二樓的窗邊看到車來，狠狠跺了一腳，氣鼓鼓地返回屋子睡下。

這是春節后，羅強和家人返鄉種地最平常的一天。身體壯實的羅強穿著厚厚的勞保服和運動褲，從尾廂里拎出膠鞋麻利地換上；愛人小稅換好運動裝，盤起了頭發；年僅六歲的女兒悠悠，也穿著粉紅的小雨靴。

一切準備妥當，羅強問正在煮飯的母親：“老漢呢？”母親小聲應道，“還在賭氣的嘛。”羅強沒再吭聲，收拾好修剪果樹的工具，出門去了。

忙完果園的修剪，回家吃早飯時，羅強還是沒看到父親。就讓女兒上樓叫爺爺吃飯，孩子上了樓又跑下來：“爺爺說他不吃。”聽到老伴又在樓下喊，老羅惡狠狠地回了一句：“吃你們的，我不吃。”

羅強悶頭刨飯，他知道，只要他繼續堅持在老家當農民，他跟父親之間這場已經持續了三個月的“戰爭”，就不會結束。

城市

兩代人的不同向往

羅強家所在的宜賓縣喜捷鎮新河村，距離縣城只有20公里，開車僅20分鐘。羅強說自己當年從農村到城市只用了幾個小時，而從城市回到農村，卻用了整整20年。

羅強出生在農民家庭，是個獨生子，父母農閑時在小鎮上經商，這讓羅強的生活條件略好于同齡孩子。剛讀初中時親戚送他一把吉它，他愛不釋手。“懷抱吉它，哼唱著BEYOND那些粵語歌曲，讓我總想走出去看看大城市。”

實際上，老羅心里，也希望兒子能夠離開農村成為一個城市人，但是他給兒子規劃的路徑不一樣。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是老羅最常教育兒子的話，“只有讀書，才能考上大學；只有考上大學，農村娃兒才有出路”。也因為有這樣的期待，家里從來不讓羅強幫忙干農活。羅父告訴記者，“就希望兒子好好讀書，一定要通過讀書走出農村，不然一點文化都沒有，去了城市也只能打工。”

但到了初三，羅強不想讀書了，叛逆的青春和流行歌曲的誘惑，加劇了他對城市的強烈向往、也就是在這一年，父子之間的矛盾接連爆發。

羅強的初中班主任蔣軍告訴成都商報記者，羅強腦瓜子靈活，成績一直靠前。“還經常給電臺投稿，廣播里偶爾能聽到他寫的詩歌和散文。”但就在初三這年，羅強已經完全沒心思上學，成績直線下降，這讓他多次遭到父親暴打，“兩指寬的竹板子打斷兩次，這讓我跟父親的矛盾越來越深。”

遠走

父子間三年沒交流

初三快結束時，羅強跟父親的隔閡越來越深，遠在重慶打工的同學勸他去重慶打工。

于是，帶著父親給的考試費，羅強偷偷在宜賓北門汽車站買了車票。到重慶后，羅強給鎮上一個親戚打電話，讓其給父母帶個口信。“老頭被氣得火冒三丈，當場在電話里痛罵。”

65歲的老羅有著跟普通農民不一樣的經歷。“我十七歲就開始當記分員，不用干活，掙的工分跟別人一樣多。”老羅對記者說，這樣的經歷讓自己對文化特別看重。

因此，老羅把改變命運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兒子身上。他把家里的旱地全部改種果樹。“雖然更忙更累，但掙錢多點，好供娃娃讀書。”

但兒子的輟學以及出走，打碎了老羅全部的希望。羅強回憶，自己遠走重慶后，幾乎每個月都給家里寫信報平安。可是前三年，父親從來沒有給他回過信。忌憚于父親的心結還沒打開，整整三年，羅強不敢回家過年。

兩三年后，羅強成為了理發師，開始自己獨立開店，經濟一步步殷實起來。

2008年，羅強從重慶返回宜賓，這一年春節，老羅有生以來第一次喝到了五糧液：“不怕你們笑話，我在宜賓活了幾十年，宜賓就產五糧液，但我真是第一次喝。”

之后，通過兩年打拼，羅強在宜賓濱江路最好的地段買了房子，也買了車，并很快結婚。這讓老羅十分滿意，因為小時候學習上從來沒拿過第一的兒子，這次給老羅家掙了個第一，“村子里第一個買車的農民家庭。”

隨著羅強事業步步走高，不但在雅安、成都、宜賓等地經管著多個工地，還開了房產中介公司，父子倆多年的隔閡逐漸消散。

思歸

根在那里，朋友在那里

但2015年，像20年前一樣，羅家父子之間，又爆發一場大戰。

2015年，羅強開始清理轉手城市里的生意，并注冊成立家庭農場，還加入水果專業合作社。他籌劃著，帶著妻女，離開城市，回到農村，重新當回一個農民。鄉下的老羅得知兒子的想法，急了：“城市里生活得好好的，為啥子要回農村？而且還是回來種地？”

對于父親的問題，羅強一時不知從何說起。

首先，“年齡越大，越有漂泊感。”羅強告訴記者，現在人到中年，就愈發思鄉，“根在那里，朋友都在那里。”羅強說，記得以前老家是個院子，五六戶人，吃飯時都把碗端到院子來，和睦得像一家人。“現在的城里，大門有保安、單元有門禁、房子大鐵門，看起來高大上，但我不喜歡。”

羅強說，不僅他有這種想法，和他一起在城里打拼的發小們聚會時，也時常感嘆：適應了城市20年，還是水土不服，“天生沒有城市的基因”。

他提到自己幾年前聽到的一首《鹿港小鎮》，覺得簡直寫到了心坎里：“歸不到的家園，鹿港的小鎮，當年離家的年輕人。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另外，他絲毫不避諱地說，自己在宜賓的事業，也并非父親和鄉鄰看到的那般表面風光。但凡此種種，老羅不理解：“想家了，隨時可以回來；城里打拼辛苦，回來種地就不辛苦？”羅強沒法解釋，只能不說話。

歸來

沒有想象的那般美好

羅母告訴記者，春節前，羅強處理完了城里的生意回到了老家，這徹底激怒了父親，父子倆就此開始持續三個月的冷戰。老羅先是不與兒子說話，后來還向派出所申請分戶口單過，甚至一度威逼要斷絕父子關系。

羅強試圖跟父親解釋，他回鄉做農民，并不是像父輩那樣“刀耕火種”，他有著更大的盤算：先接手父親的30多畝果園和苗圃，然后承包村里其他人的土地，爭取在三年內把果園規模發展到300畝以上；興建魚塘活水養魚，養跑山羊、跑山雞，養糖蜂提取蜂蜜；再發展觀光農業，并通過互聯網把水果、蜂蜜等賣出去。

對于羅強的種種規劃，老羅都搖頭：“再怎么說得天花亂墜，說白了還是種地。”

另一方面，在回鄉幾個月里，羅強逐步發現，“農村也不是想象中的田園生活，更不是天堂。”首先，老家基礎設施差，連接果園和大路的是一條機耕道，遇到下雨汽車根本無法行駛。他琢磨，就算自己把農業搬上了互聯網，將來物流又怎么辦？觀光農業搞好了，就目前這個路，游客又怎么來？

此外，老家沒有自來水和天然氣，妻子和女兒回來后，一直跟他抱怨洗澡不方便。

而孩子，則是羅強必須要慎重考慮的因素。他回憶，剛回農村時，女兒根本不愿在老家住，假裝肚子痛，他只好半夜帶著孩子返回城里。這也讓他意識到，女兒這代人，“血液里已經有了城市的基因”。

孩子的教育問題讓他更加為難。“好的教育資源都集中在城市。”羅強說，開學后，他讓愛人把孩子帶回了城里讀書。“不然，女兒的教育怎么辦？”

羅強感覺有些進退不得，但他不想馬上放棄，“還是再努力一把，如果發展好了，那個時候，老頭也許就能理解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