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王海被譽為"職業打假第一人"算起,職業打假人這個行業已經走過二十多個年頭。
職業打假人曾經是一個孤獨的職業,他們因給企業"挑刺",為消費者"掃雷"的行為曾被視為"英雄"。
在人們的印象中,職業打假人一直是強勢的存在,但他們和企業相比,只不過是消費者這個弱勢群體里的相對"強勢者"。他們也是些凡人,不過是比普通人多一些勇氣而已。
隨著越來越多職業打假人的出現,同時伴隨著新消法的出臺,以及一系列相關法律法規變得完善,消費者維權開始進入一種常態化。
曾經的打假"英雄"們在"為錢打假"與"公益打假"的爭論中,漸漸卸下了"光環"。對"個人英雄"式的打假乃至職業打假人這個群體,社會評價已悄然發生變化。從耳目一新到司空見慣,從交口稱贊到褒貶不一,從被視為"有益的補充"到"添亂、搶飯碗"。一位律師更是直言:職業"打假"和職業"假打"的界限,已經開始被模糊。
對職業打假人群體來說,這不啻是一個無聲的打擊。這是不是意味著,職業打假人的"黃金時代"正在遠去?
1995年,戴上墨鏡的王海出現在媒體的鏡頭前。今天,他在面對鏡頭時依舊戴著眼鏡,只是對他而言"打假和正義無關,賺了錢才能更高尚"。
43歲的王海,平頭,中等身材,一身休閑裝,兩部手機鈴聲此起彼伏。面對提問,大多數時候,他只是平靜有序對答,時不時會爽朗一笑。談及人生轉折的“津成事件”、“發瘋事件”,他臉色一變。自2000年后,王海就宣布退出個人買假索賠,與其他職業打假人分道揚鑣,專事公司打假。他擁有四個職業打假公司, 30多個雇員,打假的“起步價”在30萬元。
這個曾被稱為“打假第一職業人”的王海,如今仍舊在路上,只是角色定義悄然發生著轉換。
“干這行,越神秘越安全”
第一次見王海,他正應電視臺要求拍攝“315”宣傳專題片,直到下午一點多才結束。匆匆吃完盒飯之后,一聽要求采訪,他欣然應允,只是用商量的口吻要求去咖啡店談。
面對鏡頭,王海仍舊是熟稔地戴上墨鏡。這樣的他,搭配著職業打假人的工作性質,一層冷靜詭異的色彩始終在籠罩著他。他總說干這行,越神秘越安全。
交談中,他很愛笑,會露出一排潔白的牙齒,態度溫和沉穩,禮貌自然。這些很難讓人將他和他的過去聯系在一起,似乎很違和。
從1995年3月,22歲的王海在北京買了12副索尼耳機,依據消法第49條提出了雙倍賠償的要求,被冠以“打假第一人”走進公眾視野。
2000年,王海遭遇了打假人生的第一次重創。隨著飽受爭議的“津成事件”、“發瘋事件”,不足而立之年的他,迅速淡出公眾視野。
“別人的觀點, 我覺得不重要”
“我一直對自己都有很清晰的定位,從來就不容易受外界影響。”對此,他始終強調外界對其打假的褒揚和假打的質疑,從來都是一廂情愿。自己始終很冷靜理性,始終按部就班,從容前行。“沒有反思。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呢?對我沒有任何影響,內心要強大。公司的業務、收入、所做的事情都沒有影響。別人的觀點, 我覺得不重要。”
真的沒有反思嗎?事件回放至2000年,“津成事件”之后,他曾在接受采訪時明確表示,外界說其“黑吃黑”,自己感覺很冤枉。“發瘋事件”后首次接受采訪,王海更是直言:“我們不怕壞人,不怕假貨,但我們怕冤屈、怕誤解,尤其怕好人對我們的誤解。”
往事是否真如煙?
采訪時,他突然向記者提及16年前的一句話,“我當時接受采訪時就說了,個人是靠不住的,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個人身上”。
“跟一群蒙昧的人沒法兒對話”
趟過歲月,有人在苦中淘得金,于是笑著和歲月握手言和;有人被苦澀麻痹,于是風沙迷了眼,哭著去告別。也有人,被歲月的風侵蝕,變了模樣,遂直接斬斷過去。顯然,王海屬于最后一種。如今,他在自己和大眾之間筑起了一道墻。
事實上,王海被外界當作英雄的時間不過五年光景,他始終認為自己是因為蒙昧而誤傷。從1995年到2000年,他始終在輿論的話鋒上鋌而走險,還意猶未盡時,卻遭遇了措手不及的潰敗。只是現在,他不再承認從輿論中心抽身而退里夾裹有無奈成分。
“很多人都是蒙昧的,跟一群蒙昧的人沒法兒對話。”交談中類似這樣的話語高頻次出現。面對蒙昧混沌,他只是一再強調無所謂。他反倒說,打假多年,要感謝這種蒙昧。“比如,她的兒子就是骨科醫生,而她相信那些聲稱可以治療腰間盤突出的虛假廣告,竟然被騙。”他表示,蒙昧制造出了很多不可思議,而這些成就了他。
打算網上開課教個人打假
從最初沾染英雄草莽氣息的單個打假人,再到如今發展成行當的打假業。作為吃螃蟹者的王海,踏實淡定地站在優越感的風里,只是不再是站著舞臺中心。
伴隨公司發展壯大,他早已不需要再活躍在打假一線。但是他始終未曾離開,甚至替行業號著脈,追求轉型。
自2000年后,王海就宣布退出個人買假索賠,與其他職業打假人分道揚鑣,專事公司打假。但是,每天仍不斷有消費者打到其北京大海商務有限公司的免費熱線尋求咨詢幫助。而他的微博總是被各種被侵權當事人主動@。
不過,王海的行業地位逐漸受到了很多后入行者的質疑,有同行詬病其打假未免點到為止,不夠徹底云云。
“我們和他們的側重點不一樣,我們是修橋鋪路,希望促進制度的建設。從根本上去解決問題,增加消費者的福利。不僅僅限制在掙點錢,我們之間沒有可比性。大家關注的問題和努力的方向不一樣。”他答道,但拒絕評價同行是否出于逐利。
職業打假行業人員良莠不齊,忙于打假的王海最近正計劃培訓一兩百名職業打假人。將采用不定期網絡遠程教學,教那些個人打假者如何提高技術、控制風險,初期定價1萬元,大概三四節課。“聽的人應該不少”, 他自信地說。
公司打假“起步價”30萬
如今的王海,早已不是單兵作戰的“打假英雄”,很多人愛叫他王老板。外界一度盛傳王海身家千萬,他始終笑而不語,僅透露2015年全年,公司網購打假索賠入賬400多萬元。
王海有四個職業打假公司,分別設在北京、天津、南京、深圳。四個分公司專職打假的雇員一共30多個人,主要是律師和項目經理。公司打假的“起步價”已經提高至30萬元。
每個公司的側重點各不相同。其中,北京、深圳分公司主要是做知識產權打假,幫廠家查造假窩點;天津分公司則主要是做物業維權,幫小區業主維權;南京分公司是做政府采購打假,專門打擊欺騙政府采購的造假案件。
王海直言三塊業務中成功率最低,收入最不理想的是政府采購打假。盡管這塊業務面并不廣,多半停留在自來水管打假等領域,但遭遇重重阻力。
“很多事情都不可能一步到位或者如你所愿,所以你要學會妥協。我們就算是理想主義、完美主義,但社會建設是慢慢逐步推進的,所以我們要妥協要協商。”他講述著自己的策略。
談及自己最大的個性,他脫口而出,“較真”,而后立刻改成了“較真和妥協相結合吧!”
“您覺得自己結合得好嗎?”
“還可以。我們要先披露,可能一下子解決不了,那我就分好幾步、好幾年,慢慢搞,要批評、遏制、打擊。”正如他所說的,當年的憤青,如今也學會了和自己的內心對話。
“非盈利不等于不收錢”
打假一旦公司化運作,就免不了逐利,至少會被貼上逐利的標簽。2015年,王海就說過:“打假和正義無關,賺了錢才能更高尚。”如今,他對此則笑著說道,“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為社會做一些事情。”他認為,打假不是一種商業模式, “因為它本質是非盈利行為。”
“我們是社會價值優先的,并不是說只盯著經濟價值。如果單純追求盈利的話,就要選擇效率高的,流水快的,這樣才算賺大錢啊。”他繼而又論述道,“非盈利是目的,盈利是結果,非盈利不等于不收錢。我們的業務是非盈利,但我要保證我的員工,保證我的團隊正常運轉。如果想盈利的話,我大可涉足房地產、涉足金融。”
“按照您這樣說,您就是一個社會公益人士呢?”
“那當然了!”他又是笑著說道。末了,他又補了句“我是說我對自己的定位,別人對我怎么評價沒有關系,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觀點。 但是我有我的追求,就是做這個社會建設者。”
近年來,除了公司正常運行外,王海也的確一直在做兩個公益項目。一個是“王海熱線”,另一個是“和諧社區發展中心”項目,旨在幫助業主成立委員會,保護合法權益不受侵害。
他一再舉例說明,勢單力薄的消費者如果都可以尋求到消費者組織去和相應的商家博弈的話,很多消費領域的陷阱就可以高效率低成本地規避。
微商打假成為王海公司今年新增的一塊業務。他認為互聯網給一些假貨插上了翅膀。從去年開始,他就在著手這方面的打假摸索。目前著手的一單數額較大的食品領域微商打假,勝算較大,或帶來百萬計的收入。
這個自評99%近乎純理性的人,沉浮20多年之后,樂觀的情緒在膨脹著、沸騰著……
1994年,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正式實施,消費者維權的歷史從此轉變。
該法的第四十九條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第二年,王海走進了人們的視野。1995年3月,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廈買了兩副索尼耳機,他意識到這可能是假貨,緊接著又買了10副,依據第四十九條提出了雙倍賠償的要求,被稱為打假第一人。
在他身后,一大批效仿者將打假做成一門行業。
新快報記者 劉子珩
“刁民”還是“啄木鳥”?
22歲的王海為12副耳機申請賠償時,面對的環境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不久,但是一些人法律意識淡薄,買到假冒偽劣產品時仍選擇忍氣吞聲。
在王海申請賠償時,他的動機引起了社會討論,中國消費者報社原社長李學寅回憶,1995年11月,中國消費者協會在北京召開“制止欺詐行為,落實加倍賠償”座談會。王海究竟是“刁民”還是“啄木鳥”?在那次會議上,兩種觀點針鋒相對,爭論激烈。
當時各地法院在適用懲罰性賠償條款時,尤其是消費者知假買假時經營者是否存在欺詐,有很多爭議。一些法院駁回了知假買假者的懲罰性賠償請求權。
不過,王海一案被國家相關部門注意到后,被選擇為推廣消法的契機,面對商家和社會部分人群指責王海行為是欺詐的指責,國家工商局、國家技術監督局、全國人大法工委、中國消費者協會等紛紛表態:王海現象符合既定方針,應該予以肯定。
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學研究會會長河山對這些事的印象頗深:“當時全國假冒偽劣商品大行其道,‘退一賠一’的懲罰性賠償規定曾一度引發人人爭購假‘茅臺’現象。王海們在獲得高額回報的同時,也讓很多廠家和經銷商聞風喪膽,一些廠家竟然喊出‘防火、防盜、防王海’。”
職業打假人的風險
在王海打假成功獲賠之后,全國各地一大批效仿者開始出現,楊連弟、劉正軍、劉政全兄弟、張磊落、李承吉、吳勝、童宗全、喻輝、郭振清……1996年,王海接受希望集團總裁劉永行10萬元贊助,注冊成立北京大海商務顧問有限公司,打假開始成為一個職業,有了公司化運營。隨之而來的就是有了運營模式,購假索賠,以及受雇于深受假貨侵害的知名企業。
民間打假人在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繁榮后,遇到了接二連三的大事件。
2002年2月27日凌晨,打假人劉殿林公司三名調查員工作時,潛入一個村莊,準備調查一家造假黑工廠,不料被當成賊圍困在屋頂。從三米多高屋頂跳下時,調查員田春懷崴到腳,被幾十個村民一頓拳打腳踢,右手掌被人撅到骨折。
2003年12月13日,黃立榮受雇調查紫禁城國醫館,在進行偷拍時,被對方發現,幾個人將其毆打致死。隨后警方確認,這是北京首例民間調查者在偷拍活動中死于非命的案件。
職業打假人的風險性引起關注,再次改變了這個行業,打假公司在招聘調查員時,退伍軍人優先考慮。
打假人進軍互聯網
2013年9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修正案通過。
新消法規定,消費者為生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權益受本法保護。但問題隨之而來,在判斷消費者的身份時,若苛求消費者證明自己是“為生活消費需要”而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缺乏可操作性。
當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其中第3條規定,因食品、藥品質量問題發生糾紛,購買者向生產者、銷售者主張權利,生產者、銷售者以購買者明知食品、藥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因為這條法規,沉寂多年的職業打假人葉光決定重出江湖:“這是歷史性的巨大進步,法律首次用一個‘購買者’的定義,將爭論了近20年的打假者身份問題踢入歷史的角落里。”
也是這個時候,電商時代開啟,打假有了新的領域,開始同步進軍互聯網。
2015年1月23日,國家工商總局網絡監管司發布2014年下半年網絡交易商品定向監測結果,此次監測共完成92個批次的樣品采樣,其中有54個批次的樣品為正品,正品率為58.7%。其中,某電商網絡平臺的樣本數量最多,為51個,但正品率最低,僅為37.25%。
這些良莠不齊的商品讓打假人蜂擁而至,尤其是2015年,隨著新廣告法實施,此前采用夸張的宣傳廣告如使用“最”、“一流”、“獨家”、“超”、“100%”等絕對性用語,都成了新一代打假人索賠的理由。
如今,距離王海第一次打假已經過去了21年,針對消費者的權益保護在不斷提高,留給職業打假人的空間還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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