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在上課
朱老師正在給學生們上課
女生聽得很仔細
“不能允許別人碰你的地方是哪里呢？”韓雪梅問。
一名小女孩羞澀地指了指自己的胸部，而那些男孩們說出來的答案出奇一致：下面！
這是發生在北京一所外來務工子弟學校課間的一幕。2分鐘前，這些孩子剛剛結束了一堂與“安全”、“責任”、“權利”、“身體”、“成長”密不可分的課程——性教育課。
日前，15家北京務工子弟小學一項多年的嘗試正通過網絡走進人們的視野——開設“全面性教育”課程，用全新的理念和貌似“大膽”的方式，告訴孩子們什么是科學的“性”。
這項由大學教授、公益組織以及基層教育工作者所推動的嘗試，7年前不以“防性侵”為開始，現在卻因為“防性侵”在社會上的走熱，而逐步為更多的人所接受和推廣。
通往“性教”的村路
1月6日下午，陽光明媚，但，寒風如刀。
離開地鐵站，繞過紛擾的路邊攤，穿過自建房擠占的小道，走出彌散著淡淡腐敗味道的空氣——從位于太陽宮的辦公室到海淀龔村，韓雪梅和她的同伴終于結束了這一個半小時的路程。
在她們面前是隱遁在這個四環外城中村的一所打工子弟學校：海淀區行知實驗小學。看到“終點”的大門，韓雪梅下意識地長出了一口氣。“幸好我們吃完飯再過來的。”她對同伴說。
這是韓雪梅今年最后一次的下村之旅。除了學生們的假期，韓雪梅和她的同伴每周都要經歷三四次這樣的路程，從太陽宮到龔村，或者到韓家川，或者到小湯山……每次這樣耗時1個到2個半小時的路程，他們乘坐的除了公共汽車，還有就是地鐵。
這樣的下村，已為人母的韓雪梅已經走了2年多；而一切的動力始于她曾經在農村做公益時的偶然“發現”。
“十二三歲的女孩月經來了還在吃冰激凌，所以她們特別需要知道如何保護自己。”曾經在企業里工作的韓雪梅現在成為了“新公民計劃”，一家公益組織的社會工作者，她負責的項目叫做“希希學園”。
下村，是這個項目參與者的基本工作，因為她們必須要到打工子弟學校里去旁聽和調研一門課。這門課正是“希希學園”現在所大力推廣的。對于推廣者來說，這門課程將能夠給那些流動兒童帶來全新的觀念，能夠真正和科學地認識自己，至少面對壞人的時候，他們能夠學會說“不”。
“其實這門課也讓我學會了很多東西。”韓雪梅說，“原來，女孩月經的時候是可以吃冰激凌的。”
二年級孩子上的課：“性別與權利”
行知小學二年級一班的教室，容易讓人產生回到上世紀90年代課堂的感覺：平房、老舊的講桌、存放掃帚與簸箕的三角臺、粉筆寫的“元旦快樂”板報……
唯獨黑板上的5個字顯示了時代的不同：“性別與權利”。
朱老師揮舞著雙臂，正在講著這堂課的內容，興奮之處，甚至會下意識地揮揮拳頭：“性別平等意味著男孩和女孩都是一樣的，要承擔一樣的責任，也應該得到同樣的尊重和愛……”
45名學生仰視著老師的講座，由于旁聽者的存在，他們顯得緊張卻又興奮，甚至于在朗讀教材的時候聲音都變得又高又尖：“男孩女孩都承擔家務勞動……”
顯然，這些孩子上課前是做了準備的。他們用小情景劇的方式表達自己對性別平等的認識：周末，一家四口開心地去看電影，但哥哥和妹妹在選擇看哪部影片的時候產生了分歧。這時候，“爸爸”和“媽媽”向孩子們表示：“男孩和女孩是一樣的，家庭在做決策時要尊重每一個人的意見，對于看哪一部電影的問題大家要一起商量”。
孩子們表演的內容全部來自他們的教材——《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這套公開發行的教材要向一到五年級的孩子逐步傳授的，不僅包括傳統意義的性知識，如人體發育、性健康行為、性與生殖健康等，還包括人際關系，價值觀、態度與技能和文化、社會與權利等內容。而它的主編，北京師范大學劉文利教授是一位致力于研究兒童性發展與性教育，關注兒童性權利的實現、社會性別平等及教育實踐的女性專家。
而現在，對于這些二年級的學生們來說，他們需要掌握的除了“性別與權利”，還包括如何認識家庭與朋友、什么是交流、交流的技巧以及了解電視與成長的關系。
“我們推廣的這種課程叫做‘全面性教育’，是按照200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的要求來教學的，這跟防性侵課程是兩回事。”韓雪梅說，“防性侵，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繞不過去的“防性侵”
但預防兒童性侵是繞不過去的話題，因為兒童，特別是流動和留守兒童已經成為了社會的熱點，更是一種社會現象。
2015年，另一家公益組織“女童保護”公布的調查顯示，2014年以來，性侵兒童的惡性案件在全國各地呈持續高發狀態，全年被曝光案件高達503起，平均每天曝光1.38起，是2013年同比的4.06倍。且性侵案件受害人群呈現低齡化趨勢，以7歲到14歲的孩子居多。
另一項統計數字則體現了農村務工人員子女所面臨的高風險：在公開報道中，農村未成年人有171人，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有42人，城鎮未成年人有409人。“這并不代表城鎮兒童被性侵案件比農村兒童更為高發，這恰恰說明農村地區兒童安全監護薄弱。”“女童保護”的負責人孫雪梅曾經對媒體這樣說。
而一所參與全面性教育課程的打工子弟學校校長也坦承正是學校曾有一位學生遭遇他人性侵，從而促使他們更加樂于參與這項嘗試。
“多年前，我們學校有個五年級的女生被媽媽帶著改嫁了，她媽媽經常在外面干活，家里只剩下繼父和她。因為缺乏基本的對性的認識，她被繼父性侵后還不敢確定，也不敢告訴媽媽，只悄悄告訴了自己的一個同學，后來是這個同學的家長聽說了之后向學校的老師報告，我們才知道，才想辦法幫她。”這位校長說。
事實上，參與這項計劃只有兩年的韓雪梅能夠明顯地感到一些學校的變化。“現在會有更多打工子弟學校來主動咨詢我們，態度比以前更熱情。”韓雪梅說通過“防性侵”打開全面性教育推廣的一道門，對于孩子還是公益組織，乃至這項教育本身都不是壞事。
課間的時候，韓雪梅問這些孩子：“不能允許別人碰你的地方是哪里呢？”圍過來的孩子中，一名小女孩低著頭，“偷偷”地指了指自己的胸部；而那些男孩們臉上帶著“壞笑”，喊出來一樣的答案：“下——面——！”
孩子的提問
“老師，什么是賣淫？”去年十月，也是在課下，一名五年級的女生曾經偷偷問過韓雪梅。
韓雪梅感覺好奇，因為他們在授課過程中并沒有使用過這樣的詞匯。從女孩接下來的描述中，韓雪梅知道了孩子是如何知道這個詞匯的——新聞。“這讓我們感覺遇到了新的課題。”韓雪梅和同事們不得不開始有意識地關注社會上的各種新聞報道了。
“現在像‘官員嫖宿幼女’、‘農村留守兒童被性侵’還有‘明星嫖娼’這類的新聞越來越多，孩子們不懂就會問，我們就必須要跟他們解釋清楚。”韓雪梅說如果孩子不在課上提問，老師們則不會在課上公開去談論這些話題，以免這些孩子會因為好奇去刻意關注那些事情或者一些名詞。
而讓志愿者們產生的第二種憂慮就是這些新聞事件以及報道，會讓這些孩子“標簽化”，甚至是“自我標簽化”。“這些新聞事件反映了一點，就是農村兒童是容易受到侵害的群體。而許多的媒體報道總是習慣于把‘性侵’與‘打工子弟’、‘留守兒童’聯系起來談論。”韓雪梅說務工人員的孩子都非常敏感。
“和城市的孩子相比，打工子弟可以獲取正確性知識的渠道太少了。網上確實有很多關于性的知識，但是沒有界限，孩子們很可能會被誤導，產生錯誤的性觀念。”
“他們的父母來自全國各地的城鎮村落：賣菜、擺地攤、收廢品、挖土方、做保姆……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收入微薄、工作時間長，很少把時間花在孩子的教育問題上。”在韓雪梅看來，這些孩子在家庭中正常的文化教育都很難保證，更何況是科學的性教育了。
“因為城鄉結合部居住條件的限制，這些孩子大多和父母擠在一間房子里，有時候孩子會聽見或者看見父母在進行性行為，然而他們自己對性知識又沒有足夠的了解和認識，看到這個會對孩子的心理造成沖擊，也可能會讓他們對性有不科學的認識”，韓雪梅說。
家長的反應
時間退回到韓雪梅未到地鐵站時的海淀龔村附近：1月6日12點30分。
樂，帶著略夸張的扭捏——一位沿街賣烤面筋的大姐并不明白記者嘴里所說的“全面性教育”。“咋還教這個？”這位初來北京沒多久的中年婦女只是覺得當今的社會不能啥都教孩子，“知道點發育和衛生的事兒就得了，孩子要都會了，就更了不得了。”至于她是否知道科學的性知識，記者得到的回應是：“你一大老爺們，咋啥都問啊。”
實際上，韓雪梅也會遇到個別家長的疑問：除了生理衛生知識，那些涉及性、愛以及更多“敏感”話題，是否真的適合孩子。
不過，那些長期在城市里生活的打工者，由于“見多識廣”，對于這種“性教育”便能夠欣然接受了。在北京開餐館的李先生便是其中一位。
44歲的李先生是山西人，20年前剛來北京時曾做過搬運工、廢品收購、送貨員……現在他已經擁有了幾家店面。他的女兒今年10歲，“我和她媽媽都很忙，沒有時間告訴她那些方面的事情。”
李先生說自己是高中畢業，對于性方面的知識也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才逐漸有所了解，有時女兒問及關于胸部方面的事情，他都是推給妻子來解決。而他所以能夠接受學校開設這類課程，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學校里如果不教的話，現在社會上各種這方面的信息太多，孩子萬一學走樣了，就真麻煩了”。
老師要先“脫敏”
如果對照傳統的生理衛生課，這些打工子弟的學生學習的內容很“走樣”：他們會給教材里的生殖器圖片涂顏色，他們還會學習如何預防艾滋感染，甚至他們還會知道如何正確對待“同性戀”人群……
“教材里需要的，對學生有利的，我就會教。”朱老師說在一些人眼里看似“敏感”的話題，她都能夠很正常的對待，“我們都經過培訓，都能夠理解。”
但并非所有經過培訓的人都能接受這些，這也是韓雪梅心中的“痛”。
由于打工子弟學校老師流動性強，很多學校的師資力量難以保證這門課程的持續。所以韓雪梅的團隊在2015年開始募集講課的志愿者，當時報名者有二三十人。
報名者需要參加兩天的教學培訓，而“脫敏”是他們首要的任務。所謂“脫敏”，就是讓講課者能夠坦然面對那些所謂的“敏感”內容。“對于不能認同內容的，培訓過程中自然就離開了；認同內容的需要適應面對學生能夠開口。”韓雪梅說有的報名者即便培訓全過關了，但最終也主動放棄了。
“一些人的理由是一旦家人問起，他們不好意思說自己所教授的內容。”韓雪梅能夠感到安慰的是，現在團隊里還有7個志愿者留了下來，輪流去韓家川的利民學校授課。
郭曉奕是這七個人里唯一的男性。他坦言，對于生理衛生和性行為知識，最初自己“不敢講”，“我擔心萬一講不明白會給孩子們造成錯誤的暗示。”
未來的路
韓雪梅又一次踏上了歸途，腳下的路平坦卻又狹窄。這就如同她負責的“全面性教育”項目，光明卻又需要推廣。
韓雪梅介紹，“最初在學校推行是劉文利老師的項目組自己在做，‘新公民計劃’在12年曾經推動一次，14年又繼續推動，15年成立了‘希希學園’專項項目。”
“但是16年的經費我還沒有著落。”韓雪梅臉上露出了不易察覺的尷尬。她說這個項目的經費是由相關機構和企業長期贊助的，但是現在志愿者們不得不想方設法去籌措資金了，“一名學生接受一學期6節性教育的全部課程成本是30.4元，一年只需要50萬元左右的經費就可以維持這個項目。”
錢囧，不僅體現在韓雪梅負責的項目上，也體現在她的生活上。
與當年在企業的收入相比，韓雪梅現在的收入相當于打了對折。“好在我們對生活品質的要求不那么高。”韓雪梅說，“除了和孩子一起參加活動，看到人家孩子的花費，自己覺得有些酸。”
但是，比“錢”更囧的，是“家囧”。
雖然獲得了丈夫和女兒的支持，但是韓雪梅到現在都沒有告訴遠在老家的父母自己的工作：“他們不會接受我現在的工作，我做公益的時候他們都有疑問”。
“他們會擔心做公益就是會犧牲的那種。”韓雪梅笑了一下，“就像學雷鋒……”
本版文/本報記者 滿羿 見習記者 邢穎
攝影/本報記者 滿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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