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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去年11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首提“供給側改革”，一天后，后李克強總理在“十三五”《規劃綱要》編制會議上，又強調“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發力促進產業邁向中高端”。今年年初，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習總書記將這項改革形容為“十三五”時期的一個發展戰略重點，是“衣領子”“牛鼻子”。

那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含義是什么？當前為什么要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哪些重點任務？《思想者》副刊特刊發幾位學者來稿，談談自己的學習體會，以饗讀者。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繼承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傳統，也吸收了西方經濟學中的有益思想。最關鍵的是，這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深刻總結歷史經驗和面臨新問題的基礎上，理論聯系實際、立足中國實際所提出的適應和引領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新主張。

供給側結構改革的內涵和創新

供給、需求、價格是經濟學的基本概念。所謂“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總需求由消費、投資和凈出口“三駕馬車”組成。所謂“供給”是指生產者在某一時期某價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夠提供的商品或勞務，總供給可近似用總量生產函數來表示，由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產率共同決定。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

“供給側”包含兩個基本方面：一方面，生產要素投入，如勞動投入、資本投入、土地等資源投入、企業家才能投入、政府管理投入，分別對應著收入法計算的GDP中的工資、利息、地租、利潤、稅收；另一方面，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由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等“三大發動機”決定。隱含在其中的還有三個重要的供給側因素：一是主體發展，包含勞動力或創業者、企業和企業家、投資者、政府管理者等主體素質的提高，及其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二是產業發展，含產業結構優化、產業升級、新興產業成長等；三是區域發展，包含區域創新、區域結構優化、區域新增長點的形成等。結構性問題主要包括產業結構問題、消費結構問題、區域結構問題、要素投入結構問題、排放結構問題、增長動力結構問題、收入分配結構問題等。

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不妨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一個公式來理解，即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幾乎包括所有重要的改革，如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產權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國有企業改革、財稅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價格制度改革、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生態制度改革等。可以說，從“需求側”轉向“供給側”相當于從“政府調控側”轉向“全面改革側”。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很多國家和政府求助于凱恩斯主義。凱恩斯主義強調需求側管理，它因有效應對上世紀30年代美國的大蕭條而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核心流派，但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后刺激需求政策未能達到預想的效果，且造成了增長的持續低迷，各國復蘇乏力，證明凱恩斯主義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這一現象在我國也或多或少地存在。這表明，中國經濟中的矛盾已經不僅僅是短期的、周期性的、外部的沖擊，而且是中長期的、結構性的、內生性的問題。對總需求進行管理的刺激性政策對前一種情形短期內有效，但對后者尤其是長期的結構性矛盾卻束手無策。因此，應該及時轉變思路，從總需求管理轉為對供給側調整與需求側管理相結合的結構性改革，才能重新激發創新的活力。

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的著力點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抓住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是制勝要訣。主要是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

一去產能。產能過剩的載體主要是僵尸企業。所謂僵尸企業，一般存在于國企中，它們長期受到政府保護，缺少市場競爭，盡管已經無法產生效益，但在得到政府背書后它們仍能繼續得到貸款，用貸款來發放工資、償還利息，久而久之這些企業便形成僵尸狀態。僵尸企業的存在一方面吞噬了太多的流動性，擠占了市場信用，另一方面拖累了整個產業，造成“幾個人沒飯吃，大家都沒飯吃”。對此，政府要主動從市場干預中退出來，要利用市場的力量強行去杠桿，讓“僵尸企業”破產的破產，關門的關門，重組的重組。

二去庫存。一提到去庫存，很多人認為，現在水泥、鋼材等原材料太多，要去庫存。水泥、鋼鐵等原材料庫存是很多，但通過經濟周期變動，是可以釋放出需求的，此外開拓其他新的用途、用替代方式也可以消化這些庫存。比如、鋼鐵、水泥多了，造路、造橋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但我們要建設海綿城市、地下管廊等，都是需要水泥、鋼材的。還可以開辟新的、有真正社會需求的投資渠道，包括環保、教育、養老領域的投資，都可以帶動原來庫存的消化。現在最大的庫存是房地產；去庫存，主要是化解房地產庫存。要按照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過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擴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庫存，穩定房地產市場。

三去杠桿。經濟學意義上的杠桿，即通過借債，以較小規模的自有資金撬動大量資金、擴大經營規模。在結構性矛盾中，如虛擬經濟、房地產的膨脹，都是杠桿在起作用。適度加杠桿有利于盈利，但如果杠桿率過高，債務增長過快，還債的壓力就會反過來拖累發展。所謂去杠桿，具體來說，就是在提高生產效率、推動經濟增長中改善債務結構，通過行政力量與市場手段并舉，以可控方式和可控節奏逐步消化泡沫和杠桿。經濟運行中，杠桿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問題是要規范，要有監管，要把握“度”。

四降成本。高成本是供給側最致命的硬傷。在經濟下行壓力大、需求潛力有限的大背景下，唯有減輕成本負擔才能改善企業盈利，提升資本回報率。為此，要開展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行動，打出“組合拳”。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進一步清理規范中介服務。要降低企業稅費負擔，進一步正稅清費，清理各種不合理收費，營造公平的稅負環境，研究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要降低社會保險費，研究精簡歸并“五險一金”。要降低企業財務成本，金融部門要創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環境，為實體經濟讓利。要降低電力價格，推進電價市場化改革，完善煤電價格聯動機制。要降低物流成本，推進流通體制改革。

五補短板。現在經濟結構中的短缺是層次性短缺，主要是高層次短缺。要彌補這種短缺可能需要整個產業鏈一起補短板，而不是過去那種某個產業部門補短板就可以解決。近年來，我國居民境外旅游中出現的“海淘”等境外購物現象，就是當前層次性短缺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境外購買的日用品，其層次與品質高，不僅是工藝精湛，而且也與所用材料有關。因此我們要補這個短板，就不僅是生產這類日用品的部門，而是與提供原材的上游產業部門都有關系。因此補短板，要提高上游部門產品的層次與質量，改進生產部門生產工藝等等，整個產業鏈有系統、有關聯地進行科技創新，最終將整個產業鏈的品質提升上去。此外，除了商品的短缺，當前服務的短缺更加嚴重。“互聯網+”更多是解決消費者服務問題，就是擴大了消費者的需求、增加了消費者服務的供給，但涉及生產者的服務短缺還很大。

以上五大重點任務之間既相對獨立，又相互配合；在實踐中，要正確把握，按照中央提出的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要求，制定實施適合本地實際的政策措施，努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提高投資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發展動能，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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