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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天河公園，每周周末的萬人“紙上”相親會蔚為壯觀。

某相親交友活動現場。（受訪者小七提供）

大、中、小城市結婚成本差距逐漸擴大

十年間廣東人婚齡推遲5歲

12月18日下午，廣州天河公園內的家長相親活動如期舉行。每周周末下午2點到6點，這里都會上演一場現實版的“非誠勿擾”，翠湖邊數十米長的坡道，熙熙攘攘擠滿了前來為子女找對象的家長。許多未婚男女的資料被掛在樹與樹之間的繩子上。這些資料多為父母為自己的孩子填報，希望通過這個平臺為孩子找到合適的另一半。相親活動的一位組織者告訴記者，活動于2013年開始舉辦，如今每周周末被掛出來的資料已有上萬份，其中30~35歲的青年人占了大約七成。

近日，華中科技大學范紅忠教授和李名良博士通過數據分析發現，城市規模對中國適齡青年結婚概率有明顯的影響，城市規模越大，結婚越難，大、中、小城市適齡青年結婚成本的差距逐漸擴大，保持單身的收益或更高。

婚姻大事背后，已然是一本經濟賬。

文/圖 廣州日報記者練情情 實習生蔡詩萍

“我想再確認一遍，你兒子的房子供完了是吧？”記者在天河公園頻頻聽到家長談論房子問題。

家長：先談房子

張先生是湖南岳陽人，22歲那年，他到了深圳發展，后來輾轉到廣州，做過房產中介工作，目前從事汽車配件銷售行業。如今15年過去了，他一直未成家。

“還沒房。”談及自己至今仍然未婚，他給出了簡單明了的答案。30歲那年，他遇到了一個想相伴一生的對象，但最后因為住房問題兩人的關系破裂了。張先生說，她是老師，年齡也不小了，希望能擁有一套屬于兩個人的房子，過上穩定的生活。其實，他自己也想有一個屬于自己的住所，但當時實在無能為力。“分了就不說了。”對于這件事，他不愿提及更多。

上海社會科學院家庭研究中心主任徐安琪女士曾在上海、哈爾濱對3200名已婚男女入戶訪問，研究上世紀六十至九十年代中國人擇偶標準的變遷，發現人們對住房、財產積蓄、收入、贍養負擔等經濟因素的關注度明顯提高。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前的很長一段時期內，‘物質利益’和‘金錢萬能’曾被視作萬惡之源屢遭批判，加上在計劃經濟年代，從事何種職業由組織統一安排且為終身制，個人無選擇自由，而薪金收入更是平均主義大鍋飯。”徐安琪認為，在這種條件下，人們在擇偶時自然不會很注重物質條件。

本人：頂不住催婚

楊先生家住天河公園附近，他于1980年出生，已經超出了傳統意義上的適婚年齡。五六年前，家人開始給他介紹對象。“我想找一個在心靈上可以交流的。”面對父母的催促，他說，他也急不來，只能順其自然。

21歲那年，小七（化名）大學畢業，在老家工作了一段時間，那時急切地想結婚。“老家結婚早。當時我表妹都結婚了。不結婚感覺挺不好意思的，我妹妹的小孩都大了。當時就想著隨便找個對自己好的人結婚算了。”

后來，她在廣州遇見了很多人和事，感覺自己的觀念也發生了變化。“人并不是圍繞著結婚這種生活過一輩子的。我覺得你可以有自己的追求。”她認識了一些30多歲甚至40多歲的單身人士，他們一個人也可以過得很開心。

她也考慮過父母的感受，大齡未婚會讓她父母沒面子。但對她而言，如果隨隨便便找個人結了婚，產生很大的家庭矛盾，那將會是最大的不孝。所以她決定抗拒父母的催婚。

中山大學社會學和社會工作系副教授丁瑜認為，楊先生和小七的想法反映了現代青年人擇偶觀念的變化，“在大城市這樣的陌生人社會中，沒有了三姑六婆，青年人在婚姻方面受到的輿論壓力變小。”

學者：城市擴倍結婚率降10.5%

范紅忠教授和李名良博士對大齡單身青年的定義是:女性31歲以上和男性33歲以上的未婚者。

他們研究發現，2002年城市規模增大1%，適齡青年結婚概率下降0.075個百分點,2007年城市規模增大1%,適齡青年結婚概率下降0.105個百分點。這意味著2007年，城市規模擴大1倍,適齡青年結婚概率將下降10.5個百分點。

造成這一結果主要原因是，隨著城市規模的增大,包括住房和子女撫養成本在內的婚姻成本迅速提高,并進一步造成結婚的凈收益下降。城市規模對適齡青年結婚概率的影響強度有隨時間增大的趨勢。

他們得出的結論是，第一，大、中、小城市適齡青年結婚成本的差距逐漸擴大。第二，大、中、小城市男女青年保持單身的預期收益的差距逐漸擴大。第三，大、中、小城市男女青年的結婚收益在發生變化。此外,大、中城市男女青年生活工作節奏變得更為緊張,結婚后從閑暇共享中獲得的收益也可能變得更少。

專家：婚姻變遷將漸利于女性

記者統計2000年和2010年廣東省人口普查數據發現，這10年間，男性和女性初婚年齡為30~39歲的人口比例分別提高了4.56%和3.86%。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系教授李偉民曾研究過上世紀末廣東城市居民的婚姻變遷，發現1990~2000年間廣東城市居民的婚齡推遲了將近5歲。近日記者對李偉民教授進行了專訪。

房子仍是關鍵

廣州日報：有學者研究發現，改革開放以來人們擇偶時越來越關注對方的經濟條件，尤其是住房。

李偉民：市場經濟激發了人們對物質的需要。具體到住房問題，首先，中國“居者有其屋”的觀念由來已久。

改革開放后，隨著市場經濟發展，住房成為一個很重要的資產，它的價值和意義會表現得非常突出，看一個人的生活水平怎么樣，可以看他有沒有房子，房子成為了一種標簽和符號。

在住房觀念上，中西方存在較大差別。西方國家的人對住房有要求，但對住房一定要屬于自己的觀念不是很強烈。哪怕一輩子都是租房住，他們也覺得無所謂。

廣州日報：婚姻和物質條件掛鉤，給男性造成經濟壓力。

李偉民：是的。在傳統觀念里，男性是家庭的經濟支柱，要承擔家庭物質生活需求滿足的責任和義務，這確實加大了男性的壓力。

話不投機不結婚

廣州日報：除了經濟因素，你之前也提到，對婚姻家庭的觀念變化也是造成大齡未婚現象越來越普遍的原因。

李偉民：年輕人對于婚姻家庭的價值觀發生了很大改變，基于個人的感受和追求，青年人在婚姻選擇上會考慮很多因素。一個人可以無所憂慮，可以全身心地追求自己的理想，結了婚后，一個人的理想、人生設計、發展目標會受到很大影響。很多人都在自己的事業起來之后才考慮婚姻，可能也有這方面原因。

很多年輕人不是不想找對象，而是沒找到符合內心理想和追求的對象。

廣州日報：這種觀念的變遷是否反映了家庭的社會功能在發生變化？

李偉民：是的。過去，家庭有一個人或人群生產勞動的功能，子女教育、養老、情感需求的滿足等等的功能。但到了工業社會，家庭的很多功能會剝離出去，家庭最后剩下成員情感的溝通和交流。

觀念對女性壓制更多

廣州日報：在傳統觀念里，女性到了一定年齡就得結婚生子，年輕人觀念的變遷是否意味著女性受到的挑戰更大？

李偉民：從選擇權利的多和少來說，男性對婚姻變遷的承受力更大。比如說，因為各自生理和遺傳因素的影響，男性可以選擇年齡跨度更大的對象。但對女性來說，過了一定年齡，在選擇配偶時會出現一定的困難，比如對方的家長出于家庭生育的角度不選擇她。

這跟傳統的觀念、價值和文化有關。男性和女性擇偶時有很多觀念和看法，當然，這些有很多都是從生活當中積累總結歸納出來的。但當婚姻的觀念發生更大的改變或根本性的改變時，婚姻家庭就是兩個人的事，跟各自的家庭、跟生育沒什么關系，逐漸地婚姻變遷會有利于女性。還有，隨著有的問題可以通過科學技術來解決，傳統觀念的考慮也會淡出、被消解，婚姻的變遷也會逐漸有利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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