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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偉:經濟新常態下供給側管理的重大意義
來源:人民論壇 發布時間:2015-12-22 20:08:00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是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來的新常態下需要樹立的發展新理念。如何有效貫徹這一新理念,需要從多方面入手。就宏觀調控方式而言,引入和加強供給側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國現階段宏觀經濟失衡的新特點及深層次原因,要求引入供給側管理;供給側改革的特點,要求在政策傳導機制和經濟、政治、文化制度和秩序方面進行深入變革。

經濟下行壓力首先來自需求疲軟,但根本在于供給側的結構性失衡

與改革開放歷史上宏觀經濟失衡顯著不同,進入新常態以來,我國宏觀經濟失衡既不是單純的需求膨脹,進而形成需求拉上的通貨膨脹成為突出矛盾的格局,也不是單純的需求疲軟,進而形成市場蕭條的失業率上升成為突出矛盾的格局,而是既有通貨膨脹(特別是成本推動與需求拉上共同作用的通貨膨脹)的潛在壓力,又有經濟“下行”(特別是內需不足及產能過剩共同作用下的“下行”)的嚴峻風險。

形成新常態下新失衡的直接原因,看起來首先是發生在需求側。直接的宏觀層面原因,在于需求疲軟,內需不足突出,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在于結構性失衡。

就投資需求疲軟而言,之所以呈現下滑趨勢根本在于產業結構升級動力不足。一方面,沿襲傳統產業結構擴大投資已經受到產能過剩的硬約束,無論是工業消費品還是投資品,產能過剩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有些產業的產能已經不僅是相對的或周期性的過剩,而是絕對的或持久性的過剩,在去產能壓力不斷增大的條件下,沿襲原有結構擴大投資已不可能;另一方面,在拉動前一期經濟高速增長的產業,特別是房地產業和汽車制造業等增速放緩,產能日趨飽和的同時,新興替代的主導產業群還未真正興起,缺乏新的戰略性主導產業對投資的引領;根本在于自主研發和創新能力不足,產業結構升級動力不足,使得投資者難以找到有效的投資機會,尤其是實體產業的投資需求疲軟,缺乏有效的投資機會,進而對貨幣資本的有效需求不足。

就消費需求疲軟而言,之所以增長乏力,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結構失衡。突出的問題在于居民間收入分配結構上的差距過大,而在差距擴大的各種原因中居首位的是城鄉差距。而城鄉差距之所以較為突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體上是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3倍以上),重要的發展原因在于產業間收入結構上的矛盾,第一產業就業比重為32%左右,而相應的在GDP中占比僅為9%略強,意味著32%的農業勞動力在初次分配時分配9%的GDP,而90%以上的GDP為60%多的非農產業勞動力所獲,這種產業間的收入差距主要是來自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梢?,消費需求疲軟的深層次原因首先在于收入分配結構失衡,而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結構性失衡的重要發展性原因在農產業與非農產業的勞動生產率結構性失衡,進而導致消費傾向的普遍下降,再加上供給側本身的產品質量、安全性、經濟性等多方面的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甚至削弱了人們的消費需求。

可見,經濟下行的壓力首先來自需求疲軟,但進一步看則是在供給側的結構性失衡,產業結構升級動力不足和產業勞動生產率結構性失衡是投資需求不足和消費需求增長乏力的深層次原因,而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間勞動生產率結構均衡主要是供給方面的問題,扼制下行,從根本上來說需要從供給側入手。

供給側管理對緩解我國深層次的結構性失衡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和針對性

宏觀調控上的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有顯著不同。

一是作用對象不同,需求管理政策作用的微觀對象主要是消費者和購買者,供給管理則主要針對生產者和銷售者。

二是作用方式不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調節消費者和購買者的購買力,即有效需求,而供給管理政策主要調節生產者和勞動者的積極性。

三是作用效果不同,經濟失衡時,可以采取需求管理,也可以采取供給管理推動經濟趨于均衡,但這一過程中價格水平的變化是不同的。假如經濟處于衰退,為刺激經濟需采取擴張性政策,如果從需求側入手,需要刺激需求進而活躍市場,企業在給定的生產成本下利潤上升,從而增大產出、增加就業,但同時,價格水平會上升,通脹加劇;如果從供給側入手,降低生產者成本提高其效率,供給增加,但同時價格水平會下降。也就是說,為實現增長,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所付出的通脹代價是不同的,對于既存在經濟下行風險又存在通脹壓力、雙重失衡并存的治理而言,供給管理有著特殊的意義。

四是作用周期不同,供給側調節對于宏觀調控而言,具有短期調控的政策效應,但更具長期效應。一般而言,需求側管理政策在短期即可顯現明顯的政策效果,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對需求的影響短期內即可顯現;但供給側的政策則往往需要更長時間才可顯現,因為影響生產者行為的政策帶來的生產方面的變化需要較長期積累,無論是生產者的效率,還是勞動者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無論是資源配置結構還是產業組織的調整,都是創新的函數;而創新,包括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等都是長期累積形成的,在短期內難以顯現效果。也正因為如此,在經濟失衡時,在運用需求管理還是運用供給管理的選擇上,政府通常(特別是在政府選擇明確短期行為的導向下)首選需求側調控,因為需求側管理政策見效快,而供給側管理則見效慢。與之相聯系,供給側管理不僅涉及增量,同時涉及存量,需求管理則更多地涉及增量,存量方面的產能調整、產業結構調整、產業組織調整、區域布局調整等觸及的矛盾往往是長期積累而成的,因而阻力大。

因此,針對我國新常態下宏觀經濟失衡的特殊性,引入供給側管理具有特殊的意義:一是在雙重風險并存,進而總需求管理政策效應難以統一到單一方向和目標的條件下(或者全面擴張,或者全面緊縮),供給側的管理便成為必然的選擇。因為雙重風險并存的條件下,對總需求的刺激或緊縮都會在扼制一方面失衡的同時,加劇另一方面的失衡;而從供給側入手,則可能在降低生產者成本,提高生產效率的基礎上,同時實現增大產出和緩解通脹的雙重目標。

二是政府可以直接控制供給管理的政策效果,在更大程度上實現政策的精準效應,從而降低宏觀經濟政策效果的不確定性,降低宏觀調控的風險。需求管理政策更多的是就總量而言,供給管理政策則可以體現更多的結構性差異;同時,需求管理政策的市場效應是難以判斷的,而供給管理政策效應,特別是對生產者成本的影響程度是可以做出較為清晰的判斷的。

三是供給側管理給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政策空間。需求管理更多的是中央政府宏觀政策的作用對象,地方政府對于需求管理的政策作用受到較多限制,因為地方政府并無海關限制,地方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刺激需求的舉措,增大了當地居民收入及購買力,但當地居民未必在當地消費購買,可能到其他地區甚至境外購買,因而也就沒有刺激當地市場的需求。地方政府需求管理的政策對當地市場的作用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而供給管理則不同,地方政府對當地供給條件的完善,對當地生產者的優惠,基礎設施等外部經濟環境的改造,對創新的鼓勵和支持等供給方面的舉措,以及相應帶來的就業增加等,其政策效應主要或者首先會集中在當地體現。

四是供給側管理可以直接深入到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從而降低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而形成的經濟增長動力不足和效率損失。需求管理涉及的是總量,難以觸動社會收入分配結構,而供給側管理恰恰是以調節生產者和勞動者激勵條件為政策著眼點,因而可以綜合運用財政政策(稅收)、貨幣政策(利率)等工具,從總量和結構上同時調節收入分配。顯然,供給側管理的特殊意義,對于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下出現的新失衡,特別是深層次的結構性失衡的緩解和克服,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和針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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