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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手記:20年前的“殺人冤案”如何走向重審
來源:南方周末 發布時間:2015-12-18 09:24:00

《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決定書》第1頁 (資料圖/圖)

《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決定書》第1頁 (資料圖/圖)

《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決定書》第2頁 (資料圖/圖)

《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決定書》第2頁 (資料圖/圖)

左二便是張美來的父親,他現在已經去世。 (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左二便是張美來的父親,他現在已經去世。 (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獄中20年,4個“罪犯”都經歷了喪父或喪母的悲痛,但沒人能為老人送終。其間,蔡金森的爺爺奶奶相繼去世,母親在2009年去世,新婚一個月的妻子等了7年之后選擇了離婚。

12月16日,我出差在東北小城通化,天空中飄著雪花。上午10:49,微信里突然蹦出福建省高院將再審20年前一起殺人案的消息,并附上了決定書的照片。

這意味著,在獄中被關押20年的4名“殺人犯”,或許再次迎來了命運的轉機。

1994年1月13日,福建莆田發生了一起搶劫殺人案,當地警方隨后“抓獲”了4名當地的年輕人,他們當時都才20歲上下,警方認定他們就是殺人兇手。 盡管他們否認殺人,并在法庭上辯稱遭到了刑訊逼供,但最終還是被判處死緩。

此后20年,他們的家人不斷申訴。目前已有1人獲減刑出獄,尚有3人仍在服刑。

2013年,我介入此案的報道。通過調查,我認為這是一起沒有作案時間、沒有作案動機、沒有指紋和腳印、“罪犯”口供相互矛盾的案件,當年6月29日,我在自己所供職的《南方周末》刊發了報道,隨后福建省檢察院啟動了復查程序,并鑒定出公安機關當年所作的證人筆錄也有造假。

此后,國內又有數家媒體跟進報道此案。當然,案件能夠再審未必就是媒體的功勞,但這些報道至少見證了再審的推進過程。

在法院做出再審判決之前,尚不能說這就是一起冤案。作為新聞從業者,我本人也沒有專業法學背景,也僅能憑常理作出自己的判斷。

“冤案太多了”

2013年全國“兩會”結束之后,我突然接到一條短信,大意是“錢老弟你好,……我手里有個驚天冤案的材料……”署名“許國珍”。

說實話,我對這條短信并沒有太在意,一則很多當事人自己說的“驚天冤案”,經常有故意夸大的成分;再則這些年見過的冤案數不勝數,可以說有冤案是正常現象,哪一天沒有冤案了才不正常。

過了一段時間,我又收到同樣內容的短信,發信人也是上次的“許國珍”。

說起來,許國珍對我來說并不算陌生人,我和他早在2002年就打過交道,但只有一兩次接觸,之后10多年再沒有聯系。巧在我十幾年沒有換過手機號碼,還能被他聯系上。

我決定與許國珍見面。他告訴我,他跟那4個被抓的人,屬于同一個行政村,他一直在北京做生意,已經幫他們“伸冤”很多年,但一直沒有進展。

通過與許國珍的交流和研究他給我的材料,我慢慢覺得,這可能是個冤案,可以關注。但我還在猶豫,理由仍然是:冤案太多了。

無論如何,我覺得還是應該跟他提到的4個當事人的家屬見下面。沒過幾天,“罪犯”之一——許金龍的三哥許金森趕到了北京。

許金龍被抓時20歲,在4人中年齡最小。另外3人盡管都稱遭到了刑訊逼供,但也“屈打成招”過,中間做過有罪供述,唯有最小的許金龍自始至終沒有招供過,這也是我后來著重提許金龍的原因,而這個案子現在也被同行和律師們稱為“許金龍冤案”。

許金龍的家人也堅持得最久。被抓的4人中,另外3家因經濟條件有限,加之申訴時被騙過幾次,最后幾乎都放棄了申訴,只剩下唯有許家人。

許金龍兄弟四人,幫他申訴的只有三哥許金森,大哥、二哥幾乎不管不問,我此后去采訪過幾次,其大哥、二哥連面都沒露。在許國珍的眼中,許金森是個“老實人”,讓他出錢可以,拿主意不會。為了幫弟弟申訴,許金森至少花費了20萬,雖然他在蘇州、東莞兩地做生意,手頭稍微寬裕,但對一個個體戶來說,20萬也是個不小的數字。特別是最近幾年,為了弟弟,許金森幾乎都呆在老家,顧不上打理生意,窘迫到要借貸,仍不放棄替弟弟打理官司。

實際上,每個人心里都明白,如果許金龍的案子被翻案,另外3人肯定也跟著“沾光”。但許金森不去計較這些,他說,只要弟弟能出來,不在乎另外幾家出不出錢。

許金森對弟弟的這份手足之情,并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讓我覺得應該用自己的方式幫這個中年男人一把。我印象最深的是,許金森說到弟弟時在眼眶中打轉的眼淚。

鄰居的心理陰影

我關注這個案子的原因還有一點:多年以后,“兇手”在申訴時,竟然得到了被害人家屬的配合。

在我與被害人兒子的接觸中,盡管他不像我想象中那么熱情,也不存在“諒解”一說,但他們至少對“兇手”家屬的取證是配合的。這在兇殺案件中難得一見——

多次申訴無果,這些“犯人”的家屬們在北京找了一個退休的刑警,自己調查取證——去被害人的老宅子里對房間構造、室內家具擺放等情況進行測繪、拍照。在這個過程中,被害人的兒子一直表示同意,被害人的二兒子后來甚至還在“兇手”家屬所拍的照片、所做的筆錄上簽字。

2013年6月,我到莆田后采訪的第一站就是去看被害人的老宅子。那房子已經拆了一半,但被害人遇害當天睡覺的房間仍還保留著。當地農村喜歡蓋高樓,普通的住宅動輒四、五層,甚至高達10層帶電梯,這讓被害人家那間灰墻、黑瓦的平房顯得很不一般。

被害人的兒子都在外打工,只有大兒媳在家陪伴老婆婆。去時,他的大兒媳在田間鋤草,一當地人去地里叫她回來。時隔多年,仍能記得當天早上發現公公被害的過程。

這種調查,被害人家屬、同村人自然是配合的。當地有一老太太讓我印象深刻,她的女兒當天曾與“兇手”許金龍相親,正因為許金龍當天還在相親,當地人都從“常理”推斷不可能夜里去殺人。

當晚,許金龍住在鄰居許x春家,許x春的母親古道熱腸,滔滔不絕講起幾個年輕人晚上在他家喝酒、看電視的事情。言下之意,許金龍當晚沒有時間去作案。

令許x春母親感到萬幸的是,當時他兒子許x春也被警方帶走問了幾天,后來放出來了,免受牢獄之災。采訪中我提出想接觸一下許x春,他當時和老婆在外省打工,許母立即給兒媳打電話說起此事。可是,在電話里,許x春的媳婦怒斥婆婆不該接受采訪。可見這件事給他們造成的心理陰影一直沒有消散。

與公檢法機關接觸,無一人接受采訪。這是去之前就能預料到的事情,去之前我建議許金龍的三哥聘請律師,因為律師可以查閱案卷,獲知記者不能獲知的信息。他們聘請了北京天沐律所律師趙毅。

又贊又恨檢察院

2013年6月29日,《南方周末》詳細報道了“許金龍案”,這是此案第一次見諸媒體。

7月中旬,福建省檢察院派員赴莆田,口頭通知許金龍的三哥許金森:檢察院已經在復查此案,并責問他們為什么要鬧到媒體上。這給幾個當事人的家屬很大的寬慰,近20年的奔波終于看到了一線光亮。

此后,一等又是半年。最近才知道,檢察院這半年做了不少工作,對當時公安機關的筆錄做了鑒定,鑒定出證人的簽名屬于偽造,并對獄中4人反映的刑訊逼供進行了調查。

2014年2月,福建省檢察院正式向福建省高院提出再審建議,理由是原來的判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就在幾位家屬感到欣喜、想為檢察院“點贊”時,我和律師冒出了另一個念頭:一個明明可以抗訴的案件,非要以“建議再審”的方式,將皮球踢給了法院,而法院復查又耽擱了一年多時間。

從2014年2月到2015年12月,將近兩年的時間,家屬們多次前往福建高院催問復查結果,一次次失望而返,許金龍80歲的老母親也數次前往,一直沒有下文。

期間,家屬又多次聯系我,希望再聯系媒體報道此事。我告訴他們,既然提出了再審建議,說明檢察人員心中已有是否判斷,這個案子可能就是時間的問題。再說,我對媒體再報道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動案件的進展并無把握。

但經不住家屬的反復央求,我后來還是向一些同行報了這個料,但大多數同行都因“沒有最新進展”,或其他原因沒做報道,其間只有《南方都市報》對案件進行了報道,當然當時也有一個由頭,就是“罪犯”蔡金森剛好減刑出獄。

2015年全國“兩會”期間,我遇到了福建高院院長,聊到了這個案子,她說“許金龍案子我很清楚”,但我們沒有進一步細談。有了福建高院院長的這句話,我覺得這案子可能有希望很快再審了。

今年7月,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殿學介入此案,王殿學此前是一名法治記者。在他介入后又有幾家媒體對案件進行了報道,《南方周末》則第三次報道了此案。

12月16日,當案件再審的決定送達后,“罪犯”張美來的妻子給親朋好友都打了一通電話,遺憾的是張美來的父親沒能等到這一天。2013年6月去采訪時,老人還很健康,但去年農歷2月19日溘然長逝,終年86歲,沒能等到見兒子的最后一面,家貧無法出葬,村人你一百、我二百地湊錢,才讓這位全村最年長的老人入土為安。

獄中20年,4個“罪犯”都經歷了喪父或喪母的悲痛,但沒人能為老人送終。

其間,蔡金森的爺爺奶奶相繼去世,母親在2009年去世,新婚一個月的妻子等了7年之后選擇了離婚。

許玉森的父親于2013年2月去世,同一年94歲的奶奶去世。

許金龍的父親在1996年去世,母親以80歲的高齡數次往返福建高院之后,臥病在床,去年農歷12月初五離世,終年81歲。

昨天晚上,我給一同事看張美來父親的照片,那是我采訪期間攝影記者拍攝的,并跟她講了這些老人的相繼離世,同事感慨:“好唏噓,這時候會希望真的有在天之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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