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普通的上海市民，宋錚從沒想過自己的家庭會有什么特別。直到有一天，她聽說，解放前紹興老家的花廳里，辦過一個向公眾開放的圖書館。圖書館的主要創建人之一，正是父親鮑世遠。
1947年，在風云變幻的時局中，通過家庭圖書館，身為大學生的鮑世遠，無意間改變了紹興老家一批年輕人的命運。而在將近70年后，通過重建這一圖書館，宋錚也重新認識了自己的家庭。
作為一個普通的上海市民，宋錚從沒想過自己的家庭會有什么特別。
與很多上海人一樣，她從小就和父母姐妹擠在一間20多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她的記憶里藏著食物匱乏、衣服上打滿補丁、腳趾頭露到布鞋外面的生活。雖然上世紀80年代以后，曾有親戚回憶“家里從前有個五進五間的大宅子”，可當她跟著長輩們跑到據說是“我們家”的地方一看，只見到滿地瓦礫。
直到有一天，她聽說，紹興老家的花廳里，解放前辦過一個向公眾開放的圖書館。
圖書館的主要創建人之一，正是她的父親鮑世遠。
1947年，鮑世遠是上海復旦大學法律系學生，他與同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讀書的兄弟們，把能找到的“好書”送回老家，供大家庭里的年輕人閱讀。
在風云變幻的時局中，他的這一舉動，無意間改變了紹興老家一批年輕人的命運。而在將近70年后，通過重建這一圖書館，宋錚也重新認識了自己的家庭。
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家人朋友之間恢復了聯系，她才漸漸發覺，長輩的沉默背后，有許多前塵往事
宋錚已經不記得是在什么時候第一次聽說“家里辦過圖書館”這件事的，她只能肯定一點：這件事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才有人說起。
那之前，長輩們從來不提紹興老家的事情。
她印象里，家里一直都“很清貧”，直到出嫁，她才離開自家那間住了5口人的小屋子。父親鮑世遠是上海文化局的干部，按理有資格分配大房子。宋錚聽姐姐說過，父親曾帶著大姐去過一處“公房”，在一個常年蝸居的小孩子眼里，那間屋子簡直大得可以騎自行車。而父親對組織說，這房子太大了，我們不能要。
于是全家人一直住在那間20多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沒挪窩。
“文革”時，家庭成分更是敏感話題。不僅父親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就連早已離開老家紹興、多年不工作的祖父鮑頎孫，也被要求寫詳細的家庭情況交代，其后更被居委會叫去開批斗大會。
1970年，稀里糊涂被重新歸入“人民群眾”隊伍的老人問居委會：我究竟是什么成分？
對方說：“家庭工商地主，本人銀行職員。”
他這才算明白了自己的性質。
在紹興，他們家世代居住于城內的前觀巷，那里有兩座五進五間的大宅院，院落里還有池塘花園。鮑氏祖上是鹽商，卻偏偏看上了明代文學家徐渭（字文長）的故居青藤書屋，把宅子買在書屋邊。門口墻上，還刻著四個字：青藤舊鄰。
到上世紀40年代，這個宅院里住著四世同堂的60多口鮑氏族人，以及40多個男女仆人。
然而這些都是宋錚不曾見到的過往。她隨母姓，自小在上海長大，家里充滿革命氛圍，大人們與地主家庭堅定地劃清界限。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家人朋友之間恢復了聯系，她才漸漸發覺，長輩的沉默背后，有許多前塵往事。
母親當年師范的同學與他們相見，不止一次說，“那個圖書館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啊”。親戚間互相交流的小冊子上，也有人寫，“家里那么多人參加革命，都是因為有個圖書館”。事實上，《紹興人民革命史》里也記載了這個圖書館：“紹興聯合圖書館，在存在的兩年時間里，以革命的、先進的思想，滋潤和培育了鮑家的青年一代和他們的許多同學。”
名為“聯合圖書館”的這個“革命文化團體”，是當年鮑家大宅院里的年輕人一起辦起來的私立圖書館。
最初只是寒假在家無事可做的學生們把各自的書湊在了一起。家里原有一處藏書樓，是花園邊上的花廳，名叫“萬卷樓”。這些年輕人便“聯合起來”，將萬卷樓的一樓拿來收為己用，把“聯合圖書館”的招牌，掛到了大門口的“翰林第”匾額下。
“那個年代，對我們來說，書是很珍貴的，我們都是一本書幾個同學交換著看。”1947年，聯合圖書館初建的時候，它后來的讀者夏春娟正在紹興簡易師范讀書。這個當時只有16歲的姑娘記得，她是從同學口中聽說，紹興城里有那么一個圖書館，里面有好多進步書籍，別的地方都沒有。
于是她跟著同學一塊兒上門，從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老舍的《駱駝祥子》，一直讀到了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
這些“進步書籍”，都是鮑世遠兄弟幾個從上海帶回來的。
“我就是想給他們打開一扇窗。”12月初，在上海蘇州河邊的一棟居民樓里，宋錚的父親、當年“聯合圖書館”的創建人之一鮑世遠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但那之后的事情，我是萬萬沒有料到的。”
在上海為未來的民主、自由而奮斗的時候，他也想到了老家的親人們——怎樣能讓家里的年輕人感受到這里的氛圍呢？
聯合圖書館誕生之時，正是內戰局勢風起云涌之際。用鮑世遠的話說，“那局勢，一觸即發”。
他是復旦大學法律系的系會主席，在學校里吃著摻沙子的糙米飯，看著國民政府腐敗透頂，特務滲透到校園中抓捕學生，覺得忍無可忍。1947年，名為“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學生運動爆發，鮑世遠投身其中，在學校里罷課、“反對美國扶植日本”，還與同學們一道上街游行——那次游行，上海的所有學生通通上街，大家不分彼此，“都團結在一起”。
鮑世遠至今難忘那些歲月。當特務沖進校園捉拿學生時，有進步教授站出來保護學生，攔下闖入者；當學生們辦活動，卻被校外闖進來的軍警在小禮堂里圍困了一天一夜的時候，也有好多同學在窗口偷偷給他們遞糧食、點心。
“那時候，復旦大學里人才濟濟。”他說，“特務混在集會的人群里要抓人，學生上臺演講，幾句話就把現場鎮住，讓特務不敢輕舉妄動。你能不能想象這場面？”
在上海為未來的民主、自由而奮斗的時候，他也想到了老家的親人們——怎樣能讓家里的年輕人感受到這里的氛圍呢？
也許讀書是最好的辦法。
“現在看回去，你會覺得非常驚訝：一戶鹽商家庭，都是做實業的，吃穿不愁，他們怎么這么重視讀書呢？”宋錚說。
鮑氏萬卷樓樓下掛著一塊匾，上書“頑石點頭處”幾個大字，取的是“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的典故。
差不多在40歲之后，宋錚開始關心與這個圖書館有關的故事。那之前，她和父親“好像沒有太多交流”，父親還未退休，她也一直忙于自己的工作。“也就這十多年，他退休，我也老了”，父女兩人終于有時間坐下來，聊聊過去的事情。
1947年，鮑世遠的六叔鮑亦皆，正在紹興讀中學，他被一眾兄弟姐妹們推舉出來做圖書館的館長。鮑館長年紀雖小，但是手巧。他自個兒動手，刻了“聯合圖書館”的印章，給一本本書蓋上戳，還準備好了“借書證”。運營的經費不夠，他就帶著弟妹去附近街市上募捐，反正開店的多半是自家親戚，籌來了錢，就去買書。最多的時候，這個小圖書館里的藏書有一千多本。
“我其實就是覺得好玩。”如今年過八旬的鮑亦皆，說起當年做過的淘氣事，兩眼瞇成月牙。
鮑家大宅里上學的叔叔、侄兒、兄弟姐妹，大約有30多人，分布在紹興的各個中學。宋錚的母親宋佩新那時已經嫁過來了，也在紹興簡易師范讀書。這些人各自帶著書去學校里讀，很快吸引了大批同學來借書。
圖書館里的收藏既有魯迅、茅盾等作家，也有蘇聯文學，甚至趙樹理、丁玲的著作……當年，這些書籍在紹興其他地方根本沒辦法看到。
在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中，紹興城里的年輕人讀到了這樣的話：
“他們（國民黨政府）在各方面都采取這樣的兩面政策。例如：一面在口頭上宣稱要發展中國經濟，一面又在實際上積累官僚資本，亦即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資本，壟斷中國的主要經濟命脈，……一面在口頭上宣稱實行民主，還政于民，一面又在實際上殘酷地壓迫人民的民主運動，不愿實行絲毫的民主改革。”
“自由是人民爭來的，不是什么人恩賜的。中國解放區的人民已經爭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應該爭得這種自由。中國人民爭得自由越多，有組織的民主力量越大，一個統一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這種聯合政府已經成立，它將轉過來給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
參加了幾次“聯合圖書館”時事講座的鮑有庚回憶說，除了這樣的途徑，當時他們再沒別的法子了解政治局勢。
鮑有庚也是簡易師范的學生，與夏春娟一樣，他出自貧苦的家庭，但通過聯合圖書館的書，看到了一種嶄新的生活可能。
“就是要為民主，爭自由。”鮑有庚說。
“里面的活動，就跟解放區差不多——都是我從大學里學來的”
很多個傍晚，吃過晚飯，因“聯合圖書館”而聚集的年輕人會在鮑家門外，一塊兒唱歌。《團結就是力量》《坐牢，算什么》和《山那邊呀好地方》等進步歌曲，都是他們的選擇。
其中一首《茶館小調》，是這么唱的：
“晚風吹來，天氣爽啊！東街的茶館真熱鬧……有的談天，有的吵啊，有的苦惱，有的笑啊，有的談國事呀，有的發牢騷。只有那，茶館的老板膽子小，走上前來，細聲細語說得妙：諸位先生，生意承關照，國事的意見，千萬少發表，引起了麻煩，你我都糟糕……”
最后的歌詞幾乎成為了怒吼：“倒不如干脆大家痛痛快快的談清楚，把那些壓迫我們，剝削我們，不讓我們自由講話的混蛋，從根鏟掉！”
鮑亦皆的妹妹鮑紫珍現在已經記不起在聯合圖書館里看過什么書，卻記得自己拉著妹妹惜珍，在活動現場久久不愿離去。鮑世遠暑假回家的時候，還會在家里辦晚會，鮑紫珍看得激動不已，回屋了都睡不著覺。
“關上大門，外面人也不知道我們在干什么。”鮑世遠說，“里面的活動，就跟解放區差不多——都是我從大學里學來的。”
鮑亦皆記得自己在家里緊閉門窗，偷偷聽新華社的廣播，當聽到解放軍渡長江，“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掃清了腐朽的一切，激動得幾乎要流淚。
“人的一生應該這樣度過。”另一位聯合圖書館的老讀者鮑有庚，至今還能背誦《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里面最經典的那段話，“當回憶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在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事業而斗爭’。”
這本書，他也是在聯合圖書館，才第一次讀到。
“我們那個時候，大家想事情，跟現在不一樣。”他說。
鮑世遠的妹妹鮑越曾回憶，自己當年和簡易師范的同學討論“婦女如何擺脫身上的枷鎖”，在一旁默默聆聽的宋佩新突然說了一句：“婦女的解放，離不開全民族的解放；只有全民族徹底解放，婦女才能求得自己的解放。”
這句話深深地啟發了鮑越，她在心里暗下決心：“等待時機，沖破這個束縛，走自己的路。”
紹興解放后，她與同班幾名同學一起離開學校，走向解放戰爭前線。
在黎明即將來臨的時分，她與兄弟哄騙家里的看門人打開大門，一去不返
不管是鮑世遠、鮑亦皆，還是夏春娟、鮑有庚，到今天，都還能清晰回憶起他們與解放軍相遇的那一天。
眼看著當官的都跑了，夏春娟和鮑有庚跟著一位老師跑出城去迎接解放軍，鮑亦皆和妹妹則在紹興的街上見到了進城的解放軍。紫珍記得，解放軍男男女女很平等地在一起，文工隊里都是和她一般年紀的年輕人，看上去開朗活潑。盡管年邁的父親命下人關緊大門，他們還是找機會溜出大宅，和解放軍待在一起，唱唱跳跳。
她暗暗在心里下了決心，告訴家里一個“看起來應該是地下黨員”的侄子說：我想參軍。
瞞著家里，她跟部隊離開了紹興。
臨行前，哥哥鮑亦皆送她出門，從口袋里掏出兩塊銀元，塞給她，弟弟也把身上僅有的兩角錢都給了她。16歲的鮑紫珍，就這樣離開了家庭。
“聯合圖書館是我啟蒙的地方。”她說。
那兩年，鮑亦皆數了數，鮑家當時30多個年輕人中，走出家門參軍、參干的，大概有25個左右。宋佩新在簡易師范的同學，也有一大批去參軍的。她與他們許多人都保持了終生的友誼。
“我怎么也沒有想到，解放前后，也沒人動員，他們就會有那么多人去參軍。”鮑世遠說。
“我覺得有一點感到欣慰的，就是我們家里那許多年輕人，都自己走上了革命道路，改變了人生。”回想起來，在不可思議之余，他又感到慶幸，“我們家里的女孩子，能有這樣的變化真不容易。沖出去，參軍，自由戀愛，這和從前完全是兩個世界。如果沒有這樣的變化，她們可能就像我姐姐那樣，被包辦婚姻，嫁給一個沒有感情的丈夫，逃不脫上一輩的命運。”
在行軍途中，身體瘦弱的鮑紫珍多次被政委勸說回家。“像你這樣的大小姐，會受不了的。”但鮑紫珍不愿意：付出了這么大代價才逃出家庭，怎么能就這么回去呢？她堅持跟著部隊一起走，一晚上步行100多里路，腳底長滿了血泡，也不喊累。
下一回，政委見到她不再勸說，只遞過來一根枯樹枝，讓她當拐棍用。
“我已經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母親。”在寫給哥哥的信中，鮑紫珍興高采烈地宣布。
“我想如果不是讀過那些書，她的革命信念不會那么堅定。”鮑亦皆說。
紹興解放了，他回到學校，重見同學，樂呵呵地和大家都來了個擁抱——不論男女。這在解放前是不可想象的。也有同學看見這架勢就避道而走，但鮑亦皆并不在意，對于當時的他來說，前方，是滿滿的希望。
很多年后，鮑紫珍回憶自己偷偷溜出家門參軍的那一天。在黎明即將來臨的時分，她與兄弟哄騙家里的看門人打開大門，一去不返。
跨出鮑家大門前的最后一刻，她回頭望了一眼，在黑夜中，萬卷樓靜靜矗立，分外莊嚴肅穆。
“對我來說，這個事情從來沒有結束。這是我們這代人的一個夢，一個振興家國的夢”
這兩年，宋錚攬下了一個任務：恢復當年的聯合圖書館。
鮑家前觀巷的宅院早已不復存在，但當地政府另外撥給了他們一處場館。同樣是上世紀鮑家的產業，位于紹興郊外馬山鎮豆姜村。一片再普通不過的當地民居里，矗立著一棟帶有洛可可風格裝飾紋樣的小洋樓。
為這個新圖書館出力最多的，是仍然住在紹興的遠房叔叔鮑世濟。“可能對一些人而言，這件事已經是過去時了，但對我來說，這個事情從來沒有結束。”他說，“這是我們這代人的一個夢，一個振興家國的夢。”
剛開始著手恢復圖書館的時候，鮑世濟曾面臨一個抉擇：可以把這個圖書館交給公家辦，那就不用愁經費的問題了；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辦，那樣就得自己籌經費。
盡管不知道費用從哪里來，他還是選擇了后者：“如果只是掛塊牌子，那這個圖書館和普通的鄉圖書館、村圖書館，就沒有任何區別了。這可不行。”
又一次，鮑氏的兄弟姐妹們翻出家里的圖書，送到“聯合圖書館”。
有一個念頭，負責場地布置的宋錚一直很堅持：要體現出這里是個“家庭圖書館”來，為此，她在書柜旁放了沙發、臺燈，讓現場看起來就像一個客廳。
讀建筑的叔父，憑記憶做出了一座前觀巷鮑氏祖居的模型，宅院中央的萬卷樓，被貼上了顯眼的紅色標識。
“我們現在的想法，可能和老一輩不一樣了。”宋錚說。
“對他們來說，指引人走上革命道路，是圖書館的主要成就。可是了解了這段歷史后，最打動我的，是書籍的力量。就像萬卷樓里原來掛的那塊匾寫得那樣，書本可以令頑石點頭。”
舊聯合圖書館的最后一點活動，是在國民黨的監視下偃旗息鼓的。1949年初，兩個自稱是“青年救國團”的國民黨軍人闖進鮑家，正在閱讀進步刊物的鮑亦皆被逮了個正著。之后，家人多方奔走才把他保回來。
解放后，鮑亦皆把圖書館里的書全打包了，捐給了公家。
如今，他們竟然還能從魯迅圖書館里找出七八本舊書，上面蓋著樸拙的、不甚規整的橢圓形印章：浙江紹興聯合圖書館收藏。
早在1949年，圖書館的讀者們就想過要復館。在那年他們編輯的油印刊物《麥青新一號》上，大家已經討論好了“新的借書方式”。編輯們甚至告誡讀者“書要看得快”：“我們的書籍太少，讀者卻很多，為了讓大家借書時不碰頭，使書籍流通得快，請讀者把書看快些。”
副刊上還教了一首新歌：東方紅，太陽升，中國人民翻了身，不愁食米，不愁衣呀，年年快樂享太平。
這些材料都陳列在如今的新館之中。
但上面的那些愿望并沒有實現。很快，大家或參軍參干，或隨著學校遷往鄉村，四散各地，從此失去聯系。
在籌辦圖書館的過程中，宋錚覺得，自己把祖輩走過的路看得更清楚了。
“老一輩人的想法就已經很對了：讀書是最重要的，有學問才是家族興旺的關鍵。”她說，“是因為老一代重視讀書，重視學習，又把他們送到上海讀大學，才能讓他們接觸到革命、政治。”
她看著父輩在“文革”的時候，紛紛跟大家族劃清界限；又看到如今他們老了，回望一生，到底還是感激祖輩，在毗鄰青藤書屋之處，給了他們一片這樣的安寧讀書地。
如今，這個圖書館并沒有太多遠道而來的讀者。然而，它有一批固定的小讀者——來自附近一所農民工小學的學生
上世紀80年代初，在回憶錄里，鮑世遠的父親回憶了他對萬卷樓的最后一瞥：
“1950年，我家要補繳農業稅，再要繳付地產稅，應付有困難……適值有田姓友人前來聯系，國家糧食公司想要我們兩宅房屋……他們愿以一千兩百擔米為代價，每擔米以人民幣十七元五角計算……追憶遺唐公遷居城中以來，半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先后幾經擴展添造，一宅而兼有兩宅。形勢變幻，月換星移，不堪回首。我在離開老家前觀巷最后一瞬間的感想，久久不能自已！”
29年后，他回過一次紹興，特意去改成農機廠的老宅看了看，從大門外面望到“萬卷樓依然高聳存在”。但數年后等他的孫女宋錚第一回探訪祖宅，那里已經是滿地廢墟。
他一邊難舍，一邊又慶幸自己賣祖宅賣得早：“當時我家將住屋售脫，輿論諸多非議，不到一年，形勢關系，親友家在故鄉的房屋也紛紛步了我們后塵；而代價越來越低，才認為我家有先見之明。”
2014年，當紹興聯合圖書館新館落成的時候，當年的創立者與讀者，“只要還能走的”，都到齊了。
為了趕過來，住在紹興城里的夏春娟“轉了好幾班公交車”，才抵達這個圖書館。
“我心里想著，這下好了，我要再借兩本書回家看看。”
因為地理位置與經費的原因，如今，這個圖書館并沒有太多遠道而來的讀者。然而，它有一批固定的小讀者——來自附近小學的學生。那是位于紹興鄉下的一處農民工子弟小學，學生來自18個省份。他們未必知道這個家庭圖書館的淵源，但每周總有一天，他們能在這個建筑中，盡情閱讀其中的書籍。
圖書館墻上掛著一幅字。那是宋錚向“聯合圖書館”的老人打聽了從前的環境后，特意布置的。
就五個字：頑石點頭處。
紹興城區，前觀巷鮑家祖宅如今已變成一處居民區。鮑世濟繞到小區旁的巷子里，指給記者看：這里就是原來我家的后門。
傳統式樣的黑色臺門，臺階上停著一輛電動車；褪色的門板上，掛著五顏六色的送奶箱，四個報箱，和一兩個塞滿了繳費通知單的小匣子。
2007年，紹興青藤苑小區的一處花壇里，豎起了一方“紹興聯合圖書館舊址”紀念碑。
萬千的風云，最終都隨時間湮滅無痕，只留下這句鐫刻在石碑上的話：
此地是當年鮑氏萬卷樓的舊址，以鮑亦皆為館長的紹興聯合圖書館在此成立，為推動一大批青年走向革命，迎接解放，作出了貢獻。謹立此碑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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