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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菲莎河谷大學經濟學教授陸丁撰文指出，特朗普經濟政綱的真正危險，不在于其可能斷送美國的繁榮，而在于推進繁榮后可能帶來的長期環境成本。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特朗普的競選綱領中聲稱要讓美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提高到3.5%以上，讓美國“再度強大”。然而，數百名美國經濟學家在競選最后關頭卻發出公開信警告說特朗普當總統“將威脅到美國的繁榮”。所謂“特朗普經濟學”離主流經濟學究竟有多遠呢?

吊詭的是，盡管希拉里克林頓和特朗普在政治理念上勢如水火，雙方在這場競選中各自提出的財政政策上卻有個 “共識”：都提出要在上臺后積極擴張赤字財政。奧巴馬當政期間，赤字財政已經相當龐大，把美國國債與GDP的比率從35%增加到70%以上。據估算，克林頓的財政方案將在未來十年內把國債比進一步推高到85%以上。而特朗普的方案則會使國債比上升到105%。

在花錢上，兩個候選人都主張加大投資，維修更新老舊的基礎建設。克林頓團隊保證在五年內增加2750億美元使基礎設施投資恢復到經濟衰退之前的水平。特朗普的基礎設施振興計劃則更為雄心勃勃，要在十年內投入一萬億美元全面更新基礎設施。

其實，過去這幾年，多位主流宏觀經濟學家都大力主張采取更為積極的財政擴張政策，重振美國經濟，甚至不惜增加財政赤字和大量舉債。其中鼓吹最力者正是民主黨的著名學者如布萊德(Alan Blinder，克林頓團隊的經濟顧問)、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諾獎得主、專欄名筆)等人。這個主張建立在一個基本判斷上，即美國經濟至今仍然沒有走出八年前那場經濟危機的陰影。

表面上看，自從危機發生后，美國經濟已經復蘇擴張到第九個年頭，失業率也從衰退時的9.6%降低到目前的5%左右，接近所謂自然失業率。但經濟增長依然乏力緩慢。2015年實質人均GDP比危機前的水平高出僅僅3%，全職男性員工的中位數工資扣除物價后仍和四十年前差不多。復蘇以來八年的年均GDP增長率只有1.8%，今年預計只能達到1.5%，遠低于2000-2007年間2.65%和1981-1999年間2.26%的年均增長率。尤其是就業人數對工作年齡人口的比率只有56%，比危機前降低了4個百分點，相當于閑置了一千萬人原本可以創造財富的生力軍。

當經濟成長低于其潛在趨勢時，傳統的凱因斯主義藥方是采取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刺激總需求。八年前，正是因為全球各主要經濟體協調政策，合力擴張，積極刺激總需求，才使世界經濟避免了一場更慘重的災難。不過這八年來，從歐元區到北美，經濟增長疲弱，復蘇步履蹣跚。各國央行利率一降再降，貨幣政策已經耗盡“彈藥”，陷入了零利率的流動性陷阱;財政大擴張遺留下的公共債務爛攤子，仍待收拾。國際貨幣基金的執行總裁拉戈德(Christine Lagarde)指出，目前發達工業國的實質經濟增長仍比危機前1990-2007的年均水平少了整整一個百分點，公共財政和金融體系風險重重，長期低迷的總需求已經傷害到供給側的潛在生產力，企業削減產能，投資意愿低落，長期失業者技能生疏過時，心灰意冷不再求職。因此，她今年以來一再建議各國實施新一輪的財政擴張，投資基礎施，以增長帶動結構性改革，提升生產力。

拉戈德的主張和克魯德曼等經濟學家的主張不謀而合，都認為在零利率的條件下，積極的財政政策會有更大的騰挪空間，由于赤字財政所增加的公共債務負擔是有限且可承受的。只要經濟增長潛力發揮了，收入普遍增加了，將來財政狀況就會改善，不愁這幾年債臺高筑。

其實，這種認為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不僅能刺激短期需求也可以促進長期供給的非主流理論早就萌芽。荷蘭經濟學家佛多恩(Johannes Verdoorn) 在半個多世紀前就曾推導出經濟增長前景的改善會有助于現階段生產力提升的因果關系。根據這個所謂佛多恩定理(Verdoorn’s Law)，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僅能刺激需求改善短期就業，也會增進投資信心，促進生產力，提升長期供給潛力。這一理念啟迪了后來的學者發展出“預期驅動的經濟周期理論”，并提供了數據實證。

這些經濟學的“新”觀念，雖然仍有爭議，但已經問鼎主流。根據這個觀念，在當前經濟長期低迷的形勢下，加大財政擴張力度，大舉投資基礎設施，正是把美國經濟恢復到危機前的長期增長趨勢所必需要做的，是讓美國“再度強大”的上策。

除了雙倍于克林頓方案的財政擴張規模，特朗普政綱的另一大特色是全面削減個人所得稅和公司企業所得稅，并把現有的所得稅率從七階累進簡化為三階累進。尤其是把企業稅率從35%降低到15%，將一舉摘除美國在發達工業國中企業稅率最高的“帽子”，成為稅率最有競爭力的國家之一。用一次性的優惠稅率(10%)鼓勵美國企業將囤積海外的利潤匯回國內，也有助于增拓民間投資來源，改善國際收支。大幅度減稅意在激勵工作和投資，這個供給學派的理念曾在八十年代里根執政時期得到實踐，幫助美國經濟擺脫“滯脹”困局，有效提升了生產力，開啟接下來二十多年的繁榮，也造成了一大波國債的膨脹。據預計，特朗普提出的減稅額規模會超過里根時期占GDP約3%的規模，將高達GDP的4%。加上特朗普打算取消簡化產業規制，尤其是放寬對傳統能源如煤炭和頁巖油氣開發的限制以及放棄美國在炭排放上作過的國際承諾，這些都會讓他更容易重演“里根經濟學”的增長績效。

特朗普經濟綱領中最令主流經濟學家擔憂的是他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特朗普的經濟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認為，只要消除美國年復一年的貿易逆差，實現貿易平衡甚至貿易順差，就可以使每年的GDP增長加快一個百分點，創造更多就業。問題在于，根據宏觀經濟學基本原理，在赤字財政擴張、國內儲蓄不足的情形下，用貿易保護來實現貿易和經常項目平衡，只是舍本逐末，難以奏效。因為財政赤字攀升意味著國債增加、推高長期利率，必然吸引資本流入來填補國內資金缺口，使美元升值，從而鼓勵進口減少出口，增大貿易赤字，導致財政和貿易出現“雙赤字”。美國的經常項目正是在八十年代初里根經濟擴張時期出現龐大逆差，美國從此成為世界最大的債務國。從供給側來看，以貿易保護主義的手段實現貿易平衡，必然搞亂美國產業的國際供應鏈，提高其生產經營成本，即使沒有招致貿易對手的報復導致兩敗俱傷的貿易戰，也會得不償失，阻礙生產力的提升。

不過，正如著名經濟學家羅杰克(Dani Rodrik)最近指出的，主流經濟學界并不否認多年來產業貿易全球化給美國社會財富分配帶來的諸多不利影響，也不認為歷來美國主導的自貿協定都對本國有百利而無一弊。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全球化經濟方略確有檢討修正的必要，特朗普代表了部分民意對全球化的抵制和反彈，也在某種程度上折射了主流經濟學界對全球化的反思。

總之，特朗普經濟政綱的真正危險，不在于威脅斷送美國的經濟繁榮，而在于推進增長繁榮后會帶來的長期環境成本;“特朗普經濟學”和主流經濟學理念的差異，不在于要不要搞赤字財政擴張和調整外經貿關系，而在于如何實現貿易再平衡、避免貿易保護之害。作為一位注重實效的精明富商，特朗普能覺察到這些并做出明智的權衡抉擇嗎?(文章來源：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