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富裕程度看，東盟十國分為三檔。新加坡和文萊屬于高收入國家，2015年人均GDP分別高達52889和36608美元。馬來西亞和泰國屬于或基本屬于中等收入國家，人均GDP分別達到9766和5816美元。印尼、菲律賓等六國屬于低收入國家，人均GDP在1000至3500美元的區間內。
從未來人口紅利看，東盟十國普遍具有可觀的人口紅利。印尼和菲律賓人口過億，2015年分別達到2.58億和1億，越南人口也達到9170萬。泰國、緬甸、馬來西亞和柬埔寨人口均超過千萬。老撾、新加坡和文萊在狹小的國土上也承載著較多的人口。
從通貨膨脹形勢看，東盟十國兩極分化趨勢嚴重。緬甸、印尼通脹形勢較為突出，2015年CPI分別達到10.8%和6.36%。馬來西亞、菲律賓、老撾和柬埔寨CPI大致在1%-2%的區間。而新加坡、泰國和文萊的年度CPI均為負增長。
(2)東盟國財政債務狀況基本健康。從一般政府凈借出/借入占GDP比重來看，根據IMF的數據，除文萊為-9.85%，越南為-6.54%外，東盟其他國家均在較低的范圍內，新加坡、柬埔寨和泰國政府收入均為正數，說明財政狀況良好。從一般政府總債務占GDP比重來看，新加坡比例最高，達到98.24%，其余九國均在可接受的范圍內。
(3)中國與東盟經貿往來快速發展。自1991年起，中國與東盟的關系發展迅速。1991年，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額僅63億美元，2015年中國-東盟雙邊貿易額達4722億美元，中國已連續七年成為東盟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進口來源地，而東盟連續五年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目前是中國第二大進口來源地和第四大出口市場。
(4)中國與東盟雙向投資穩步增長。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投資協議》于2009年8月正式簽署，原先相對滯后的區域投資合作獲得了新的動力。截至2014年末，中國和東盟累計雙向投資總額達1269.5億美元。其中中國企業累計在東盟國家投資總額為352.1億美元，東盟國家累計對中國投資917.4億美元。
(5)中國與東盟金融合作不斷深化
目前東盟與中日韓(10+3)根據清邁倡議多邊化(CMIM)協議，設立規模達2400億美元“共同外匯儲備基金”，中國連同中國香港出資768億美元，占“共同外匯儲備基金”總額的32%，與日本出資額相同，并列第一。2009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先后與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和泰國等東盟國家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還與越南、老撾兩國簽署了雙邊結算合作協議。截至2016年6月末雙邊本幣互換金額達6500億人民幣。
中國還分別授權中國工商銀行新加坡分行、工銀泰國有限公司、中銀馬來西亞在新加坡、泰國和馬來西亞提供人民幣清算服務。
中國-東盟金融機構之間的合作步伐也不斷加快。中資銀行業金融機構在東盟地區的發展已逐步形成了“以新加坡為中心，逐漸向周邊國家發展”的金融服務網絡。
2.中國與東盟經濟金融發展機遇
第一，“一帶一路”倡議及國際產能合作為雙方經貿合作注入新的活力。
中國與東盟具備產能合作的良好基礎。中國是制造業大國，在產能領域有裝備、技術、施工、資金、管理經驗等優勢。東盟國家正在積極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對引進設備、技術、資金有迫切需求。
中方可與東盟在電力、工程機械、建材、通信等更多領域開展國際產能合作。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將為東盟國家互聯互通建設提供長期、低成本融資服務。雙方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促進雙方產能合作，有利于中國優勢產能轉移，也有利于東盟國家加快工業化進程，提升東盟產業在全球的競爭力。
第二，東盟共同體建成及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為實現雙方經貿融通增添助力。
2015年12月31日，東盟正式建成政治安全、經濟和社會文化三個共同體。東盟經濟共同體將促進域內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資本和人員的自由流動，東盟經濟增長有望換擋提速，也為中國—東盟經貿關系發展創造了新機遇。2015年11月，中國與東盟簽署的自貿區升級版《議定書》體現了雙方深化和拓展經貿合作關系的共同愿望和現實需求，中國和東盟之間的經貿投資及技術合作將進一步得到提升。
第三，不斷擴大的民間交往構筑起雙方民心相通的重要橋梁。
中國與東盟建立了“中國—東盟文化部長會議”等機制，中國還在東盟國家開辦了30多所孔子學院，東盟國家來華留學生從2010年的約5萬人增長到2015年的7.1萬人，中國赴東盟國家留學生從2010年的1.7萬人大幅增長至2015年的4萬人。
3.中國與東盟經濟金融發展的挑戰
第一，政治安全因素復雜。
東南亞地區的政治安全困境是制約中國-東盟強化合作的重要障礙。當前，美國、日本、俄羅斯、印度等大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博弈十分復雜。中國與東南亞個別國家關于南海若干島嶼的爭端、東盟內部國家之間、東南亞小國與區域大國之間等也有復雜的利害沖突，從而對中國-東盟發展經貿金融關系形成了掣肘。
第二，經濟結構性矛盾突出。
東盟成員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從東盟內部看，區域內成員國的發展不平衡和經濟差距大，將會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和阻礙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發展。此外，在承接發達國家產業轉移、吸收FDI投資以及勞動密集型產品加工、出口方面，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矛盾漸顯。各成員國在區域內外的貿易與投資的競爭，也會制約中國-東盟經貿關系的發展。
第三，社會、民族、文化多樣性較大。
東南亞國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其多樣性在全球首屈一指，宗教、文化、種族等千差萬別。本地區民族、宗教與文化的多元性和巨大差異性增大了區域內國家之間相互理解、增進信任的難度。
4.進一步發展中國—東盟經貿金融關系
機遇與風險并存，中國和東盟應全力推動中國—東盟經貿金融關系換擋提速，取得新進展。
第一， 深入挖掘產能合作潛力。
東盟是中國優勢產能“走出去”的優先承接地。中國同東盟應繼續以綜合產業園區等為抓手和平臺推進中國—東盟產能合作，找準機會集中建設一批裝備制造、礦業冶金、通信科技等產業園。中國的鐵路、通信、核電、水泥、平板玻璃等產業技術和裝備先進，具有國際競爭力，在東盟市場上可以大有作為。
第二，積極發揮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與絲路基金的作用。
目前，東盟很多國家正處在工業化、城市化的起步或加速階段，面臨建設資金短缺、技術和經驗缺乏的困境，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及絲路基金的成立，將有利于提升中國在包括東盟在內的亞洲地區的金融話語權，促進東盟乃至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和互聯互通建設，推進亞洲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
第三， 加速人民幣在東盟區域的國際化進程。
未來，中國與東盟各國應以打造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為契機，以強化金融合作為切入點，先行先試，率先在東盟區域內實現人民幣區域化。為此，需要進一步推動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支持銀行開立境外機構人民幣結算賬戶，辦理跨境人民幣國際結算業務;擴大中國與東盟國家本幣互換規模，完善貨幣互換機制;開展跨境個人人民幣結算試點;支持與東盟國家人民幣投融資合作;設立人民幣海外投資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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