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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撰文指出，這些年的經濟實踐表明，最遺憾的就是忽視了企業家這個群體，好像政府自己才是經濟發展的主體。因此，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到處碰壁，政府叫得響，但因為企業家的缺位，導致政策空轉。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在任何社會，企業家都是經濟活動的主體。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以“市場化”為主題的經濟改革方案，在中國經濟活動中，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盡管這并不表明政府會完全退出經濟活動（主要指國有企業部門的活動），但表明要把更多的權力下放給企業，把更多的經濟活動讓渡給企業。政府成為經濟活動的監管主體，而企業家則是直接主體。要實現這個目標，就需要提供有利的政治、制度和政策環境，為企業家提供動機和動力去專注于經濟活動，推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里既包括國有企業，也包括民營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這些年的經濟實踐表明，最遺憾的就是忽視了企業家這個群體，好像政府自己才是經濟發展的主體。因此，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到處碰壁，政府叫得響，但因為企業家的缺位，導致政策空轉。

在設計供給側改革計劃的時候，關鍵是要從企業家的角度來考量，具體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討論。

第一，企業家和家人的人身安全，因為安全是任何人最基本的需求。不管什么情況，如果企業家感到其個人和家人人身安全都成了問題，企業如何發展，對其就毫無意義了。

第二，與之相關的是財產安全。企業家是資本的主人，資本的本質也就是多數企業家的本質。大部分企業家對環境極其敏感，一旦覺得不安全就需要尋找新的安全地方。

保障企業家的人身和財產安全，是中國政府多年所努力要實現的目標，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有兩種。第一，為企業家提供穩定而有利的政治環境。例如“三個代表”理論容許和鼓勵民營企業家加入中共，給他們提供正常的政治參與管道。第二，更為重要的是制度建設，尤其是法制和法治。中國已經修改了憲法，憲法承認民營企業的合法性和保護合法的私有財產?！段餀喾ā犯菫槊駹I企業和私有財產提供了具體的法律保障。

制度化的政商關系

第三，市場機制。企業家依靠市場而運作，沒有市場，企業家就沒有活動空間。在這方面，企業家面臨的困境至少有二。一是市場空間的壟斷狀態，在一些領域是國有企業壟斷了市場，在另一些領域則是大型民營企業壟斷。即使居于壟斷地位的企業，也是簡單地擴張市場，并非提升已有市場的質量。在沒有反壟斷法的情況下，市場機制很難發育，提升質量，而往往是相反。二是行政干預。政府行政權力仍然過大，不僅沒有把很多權力下放給企業和市場，而且隨意干預市場。和西方市場經濟相比較，中國仍然是“府內市場”，即市場被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盡管這并不是說政府永遠有能力控制市場，但行政的強力干預讓市場變得畸形不堪。

第四，制度化的政商關系。企業的長遠發展需要非人格化的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系，而非企業和政府官員個人之間的關系。在任何社會，政商關系既不可避免，也是經濟發展所必須的，因為政府必須依靠企業家來發展經濟。但企業面對的必須是作為組織和制度的政府，而不是一個個政府官員，官員只是政府的代表。企業所需要的是可以繼承下去的制度化了的政商關系，而不是不能繼承的人（企業家）與人（政府官員）之間的關系。中國的政商關系基本上是企業家和政府官員個人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不能制度化。一旦政府官員流動，這種關系也就會中斷；再者，一旦企業家二代接班，這種個性化了的關系也往往難以為繼，甚至會變得惡化。一些企業家無奈，只能一方面對建立這種關系“樂此不?！?，另一方面則厭惡這種關系，把小孩送到國外，不想把這種惡劣的關系傳遞下去。中國企業很喜歡和外國公司做生意，因為公司之間都是法律之上的契約關系，而非個人之間的關系。

第五，金融的平等。直到現在，國企與民企、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之間的金融條件是不平等的。國家控制的國有銀行系統基本上都是為國有企業服務的，它們很難有動力去為民營企業服務，更不用說是中小型企業了。這就要求大力發展民營銀行，尤其是為中小型企業發展服務的地方性銀行。

第六，為中小企業的發展提供各方面的制度條件。在任何社會，中小企業的發展至為重要，盡管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會太大，但它們是就業機會的主要提供者，而充分就業是社會穩定的前提條件。要發展中小企業，除了上述金融服務，還需要包括稅收、投資空間、咨詢提供、人才培養、市場關聯等方面的服務。這些方面政府責無旁貸。

企業要承擔社會負擔

第七，稅賦的平等，不同的稅種要維持在合理水平，企業不能承擔高過其實現可持續發展能力的稅賦。對企業要減稅，減稅才能擴大企業的投資動機，而企業的經濟活動的擴大表明稅基的擴大。同時，合理的稅賦水平為企業家提供不逃稅、不做假的動機?，F在因為過高的稅賦，很多企業都千方百計地逃稅，同政府玩“貓捉老鼠”的稅收游戲。在這樣的情況下，調整稅收就成為必要。實際上，通過減稅來促進經濟發展是西方供給學派的核心之一。

第八，合理的社會負擔。企業要承擔社會負擔，這具有普遍性。不過，今天中國企業的社會負擔，也就是“五稅一金”實在太重。一般上，社會負擔為企業總體負擔的百分之二十，甚至更多。和過重的稅賦一樣，過重的社會負擔也促使大企業作假、逃避社保，甚至在感覺不安全的情況下轉移財產，避免日后被政府追責甚至“清算”。

過重的稅賦和社會負擔使得中國企業的生產成本過高。中國現在只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人均國民所得7800美元），但生產成本幾乎已經趕上發達經濟體（包括人均國民所得5萬多美元的美國），在一些產業甚至高于發達經濟體。這種現象繼續下去，很難促成經濟可持續的發展。多年來，中國的決策者和立法者越來越呈現出教科書式的決策方式，只是從概念和理論出發，而不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來立法?！秳趧臃ā肪褪堑湫偷睦?。中國需要立法保護勞動者的利益，不過必須真正從勞動者的利益出發。現行的《勞動法》不僅沒有切實保護勞動者的利益，反而促成資方的作假、作弊和逃避，用各種變相的方式于勞動者不利。這里盡管有資方法律觀念淡薄的因素，但勞動法的不切實際也是重要因素。

誠然，一個社會的目的也并非是經濟增長和發展，經濟面而非社會的全部。政府決策時需要考量各個社會群體的需求，要在各種需求中間保持平衡。不過，經濟還是社會政治的基礎，如果經濟出現了問題，社會政治都會出現問題。這并不是說，政府的供給要傾向于企業家。企業家和社會群體之間的關系既可以是“零和游戲”，也可以是“雙贏游戲”，政府的政策供給是關鍵。政府必須在“親商”和“親民”之間實現平衡，傾向了任何一方，就會出現的“零和游戲”局面。（文章來源：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