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國際戰略研究室主任薛力撰文指出，既然中國真心相信“一帶一路”的實施既利己也利人，并為此傾情投入，就沒有必要因為戰略一詞的某種軍事色彩而不敢大膽使用。外人在意的是中國所做的，而不是中國所說的。中國有足夠的信心昭告世界：“一帶一路”是我們的對外大戰略，一個大國陽謀。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一帶一路”是新一屆中國政府確定的對外關系頂層設計，這沒有疑義。但是，到底是戰略還是倡議，則意見不一。學者層面，出于內外有別、減少外界疑慮、弱化中國色彩等考慮，許多人主張最好不用“戰略”，而用“倡議”，或者即使用，也限于國內交流時。許多中國學者還在國際會議場合專門對此進行解釋。官方層面，自從2015年兩會記者招待會將之翻譯為倡議（initiative）后，大部分的官方文件都按照這種說法進行外譯。但9月份新華社授權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若干意見》中，則明確使用了“加快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的說法。
那么，到底用那種說法好？筆者反復思考，認為還是用“戰略”為好。
《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對“戰略”的解釋是：決定全局的策略。對“倡議”的解釋是：首先提出的主張。“一帶一路”系由最高領導人宣布、中央層面成立專門機構負責、有關部委分工合作、地方政府競相參與的“一帶一路”，是一個有規劃、有落實手段、全面系統、將持續相當一段時間的對外關系整體性策略，且志在必行，這是典型的國家對外大戰略，而不是可做可不做、缺乏保障措施的政治宣言或主張。
從國際上的反應看，美國認為中國推出“一帶一路”是為了應對亞太再平衡。中國周邊國家中積極回應者眾，有些國家則消極應對乃至采取針對性措施，非洲一些與中國關系密切的國家則有失落感。不同反應體現的共性是：比較重視“一帶一路”，認為是中國的一項重大決策，或者是中國發起的一個重大規劃，而由于中國的實力，將對全球產生重大的影響。很少有國家認為這是一個可以不予理會的單方倡議。筆者接觸的各國學者與官員，也普遍將“一帶一路”理解為中國的國家戰略。中國國內更鮮有人認為這是一個倡議。一種中國人普遍不信的說法，卻希望外國人相信，有可能乎？
因此，把“一帶一路”解釋成一種倡議，除了看上去比較好聽外，實際作用不大，很難起到減少疑慮、弱化單邊色彩的作用。有些人主張“內外有別”，這種做法不適用于“一帶一路”戰略，堅持那么做只會讓外人覺得中國政府言不由衷乃至言行不一。與其如此，不如大大方方承認，這是我們的對外大戰略。重要的不是是否采用戰略一詞，而是讓人覺得可接受乃至歡迎這一戰略的實施。也就是說，讓沿線國家切實感受到，這不是一個僅僅服務于中國國家利益的戰略，而是一種旨在實現共贏、體現中國大國責任的整體設計。“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積極推進沿線國家發展戰略的相互對接”不是迷惑人的口號，在參與的過程中將切實體會到對自己的益處，不參與是損失。同時，中國也沒有強迫任何國家參與其間。時間或將證明一切。
許多國人對陰謀論缺乏抵抗力，覺得國家之間總是充滿了爾虞我詐，不可以對外界展示自己的真實意愿與行為動機，戰略乃國之利器，不可輕易示人。因此，即使“一帶一路”是戰略，也不宜明說。這是不自信的表現，一種弱者思維，與近代以來中國長期受辱的歷史有關。但是，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崛起的中國已經不是弱者，沒有國家可以欺負中國，倒是許多國家因為不理解中國、國力相對弱小等原因，對中國產生了敬畏感。
中國現在面臨的一大挑戰是：學習如何做大國與強國。大國、強國的處世之道迥異于小國、弱國。小國與弱國在面對大國時，需要掩飾自己的不足與弱點，展示自己的優點與強處，因而政策上強調內外有別、保持神秘感等。對于大國與強國來說，有足夠的自信展示自己的真實面目，包括優點與弱點。在制定對外戰略政策時，反而覺得陽謀是好事：對內容易凝聚共識，落實政策；對外有利于樹立威望與信譽，也便于他國的理解與應對（包括配合與對抗）。
這方面美國是現成的例子。二戰后的美國在全球治理上奉行的是“大國陽謀”原則：建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貿總協定等國際性經濟組織，確定美元的國際地位，都是先挑明原則與目標，包括自己的領導地位，讓其他國家判斷是支持、參與，還是反對、不參與。最典型的例子是冷戰時期的對蘇戰略，完全是“明人不說暗話”的風格，明確宣布對蘇聯實施遏制（圍堵）戰略，并通過一系列政策措施來實施：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北約、第四點計劃、多個雙邊軍事同盟。
而冷戰后，美國對華戰略整體上屬于兩面下注（hedging），表現為既接觸（engagement）又防范(prevention)。從卡特到小布什，總體上以接觸為主，歡迎與鼓勵中國的對外開放，寄望于把中國拉入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防止中國“脫軌”或者“另起爐灶”。最近幾年美國發現，中國在快速崛起的同時并沒有變得更加“民主化”，反而在外交上日趨強硬（assertive），甚至有自己“另搞一套”的苗頭，于是，對中國防范的一面在增強，2010年通常被認為是個轉折點，“防范中國”的聲音在華府開始占上風。即使如此，美國也沒有放棄接觸的一面。美國官方與學界都很清楚，中國不是蘇聯。當然，也有人認為“美國冷戰后對華推行的是遏制政策”，但這種判斷不屬于中美兩國的主流認知。
新一屆中國政府希望推進中國的崛起進程，為此制定了對內對外的發展計劃，對內主要有長江經濟帶與京津冀協調發展兩大國家戰略。對外則是“一帶一路”戰略，并為此進行了大規模、全方位的謀劃與投入，投入的資金堪稱規模空前。許多人擔心，四萬億副作用巨大，“一帶一路”的巨大投入，經濟效益很可能還不如四萬億，巨大的投入最后制造出巨大的國際性爛尾工程。不能說這種擔憂沒有道理。問題在于，以中國目前所處的階段與環境，推行“一帶一路”是比較合理的選擇與設計。對于“一帶一路”的實施，不能只算經濟賬，還要算國際政治賬、國家與國民安全賬、大國責任賬、全球與地區發展賬、民族信心賬，等等。因此，不能寄望項目普遍獲益。最終結果很可能是：有些項目經濟效益不錯，有些項目基本持平，有些項目肯定沒有效益，但也要做。實施“一帶一路”戰略過程中，只要經濟投入整體上在國力所能承受的范圍就行。
以中國巨大的體量與能力，通過“五通”的實施，帶動周邊一批國家的發展是可能的。一旦顯示成效，就將證明中國是在踐行“自己發展起來后，爭取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值得注意的是，這并非中國勒緊褲腰帶去幫助別人，而是謀求共同發展。當然，中國在實施“一帶一路”的過程中，也應避免急躁冒進，為樹立樣板而揮灑外匯儲備與國家能力。“一帶一路”是謀求共同發展的長期戰略，與其求快不如求穩，因此，在實施的過程中，除了中國擅長的有形工程外，還應該注重無形工程、軟實力工程、民心工程的建設。
為此，中國非常有必要倡導并力行一種能為沿線國家普遍接受的亞洲價值觀。任何國家制定的戰略都存在這樣的問題：有可能給其他國家帶來利益，但不容易引發其他國家的精神共鳴。一個國家的存在與發展需要人民擁有共同的價值目標，一個地區、一群國家的合作與發展也離不開共同價值目標的引力與凝合。基于亞洲的政治、地理、經濟、文化等特點，亞洲價值觀至少應該包括以下內容：多元共存、自主自愿、謀求發展、重視共享。筆者將專文闡述這一問題。
總之，既然中國真心相信“一帶一路”的實施既利己也利人，并為此傾情投入，就沒有必要因為戰略一詞的某種軍事色彩而不敢大膽使用。外人在意的是中國所做的，而不是中國所說的。中國有足夠的信心昭告世界：“一帶一路”是我們的對外大戰略，一個大國陽謀。（文章來源：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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