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協調合作是各國的必然選擇。應該根據各自國情采取必要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促進全球經濟增長，維護國際市場穩定。在這一過程中，各方應該特別注意加強彼此政策的溝通和協調，防止負面外溢效應。特別是經濟大國，則更需要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充分考慮對他國的影響，提高透明度。
●現在和未來幾年，對我國來說，最大的風險是“中等收入陷阱”。要吸取拉美一些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訓，毫不動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實現“十三五”年均6.5%以上的增長目標；并警惕民粹主義的政治思潮和排除過度經濟福利主義主張的干擾。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通過改革創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融入產業發展，注重需求引領，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躍升，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和中高速增長。
世界經濟形勢：六低一高
當前世界經濟仍然處于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中，其特征有六低一高：低增長，低貿易流動，低投資，低利率，低通貨膨脹，低物價，高債務。
第一是GDP低增長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6年1月19日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稱：預計2015年全球經濟增長3.1%，為近6年最低。其中，美國經濟增長2.5%，中國經濟增長6.9%，歐元區經濟增長1.5%，日本經濟增長0.6%。預測2016年和2017年全球經濟將分別增長3.4%和3.6%，均較2015年10月該組織發布的預測數據下調0.2個百分點。其中，美國2016年和2017年經濟增速均為2.6%，均較上次預估值下調了0.2個百分點；歐元區今明兩年的經濟增速均為1.7%，其中2016年預估值上調0.1個百分點，2017年增長預期不變；日本今明兩年分別增長1.0％和0.3%，其中2016年增長預期不變，2017年增長預期下調0.1個百分點。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連續第五年增長率下滑。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總裁拉加德所說，世界經濟陷入“新平庸增長”。
第二是低貿易流動
2016年2月26日《金融時報》報道，2015年全球貿易總額下滑逾14%，表現為金融危機以來最糟糕的一年，波羅的海干散貨指數等全球商品貿易指標都接近歷史性的低水平，國際貿易增速連續4年低于世界經濟增速。根據WTO數據，按美元計價，2015年前10個月，全球貨物貿易額同比下降11.3%，其中貨物出口下降11.0%；進口下降13.0%。2015全年按照美元計價，中國出口下降2.8%，但美國出口下降6.8%，德國出口下降11.2%，日本出口下降9.4%，印度出口下降17.5%。WTO還預測，2016年世界貿易量將增長3.9%，增速不僅大大低于1990年以來5.1%的年平均增長水平，而且低于4月預估的4.0%。
第三是低投資
2014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流入總量為1.23萬億美元，較2013年下降了16%。5000個世界上最大的跨國公司的現金儲備到2014年底達到4.4萬億美元，幾乎是金融危機之前的兩倍。2015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量雖然同比大幅提升36%，達1.7萬億美元，但主要原因是跨境并購凈交易額超過6437億美元，同比驟升61%，特別是制造業領域的跨境并購交易金額激增132%，達3390億美元，而2015年全球綠地投資同比僅增長0.9%，基本上陷入停滯。其外資流入量的增長并未轉化為有效的生產性能力擴張。此外，一部分并購交易僅屬于“公司重置”行為，即出于避稅和安全原因而搬遷公司總部，其生產活動并沒有發生大規模轉移，特別是對美國公司的并購交易受稅收規則因素推動較大，使反向交易金額激增。
第四是低利率
美國實行了數年的量化寬松政策使聯邦基準利率幾乎接近零，2015年12月美聯儲把基準利率提高了25個基點，2015年4季度美國經濟增速大幅放緩至0.7%，導致全年美國經濟增長率低于預期，為2.4%，這使原來打算2016年3月再次加息的概率大大降低。歐元區中央銀行基準利率2014年9月從0.15%降至0.05%后一直維持至今。日本2015年第四季度經濟折合年率下降1.4%，全年僅為0.4%。2016年2月16日日本央行開始正式實施負利率。
第五是低通貨膨脹
2015年全年，美國CPI僅增長0.7%，為50年來第二慢增速。與此同時，美國PPI累計下跌1.0%，為2010年以來最低。2016年1月份其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環比上升0.3%。與去年同期相比，美國1月份核心消費者價格指數上升1.4%，創2014年10月以來最高的同比升幅。分析人士認為，因能源價格持續走低，會延長通脹水平達到美聯儲設定目標的時間。歐元區消費物價指數2016年1月僅上漲0.3%；1月PPI下降1.0%。日本央行預計2015年財年核心CPI上升0.1%，之前預計上升0.7%，2016年核心CPI上漲目標僅0.5%。
第六是低物價
2015年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跌幅較大。除棉花、白糖價格略有上漲外，小麥、玉米、大米、大豆、天然橡膠、銅、原油及成品油、天然氣、煤炭、有色金屬、鐵礦石及貴金屬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能源、鐵礦石價格跌幅最大，12月同比跌幅超過30%；有色金屬次之，價格跌幅超過20%；小麥、玉米、大豆、豆油、天然橡膠、金、銀等商品價格同比跌跌幅也在10%左右。較長一個時期來，糧食、大豆、棉花、天然橡膠、原油、金屬等大宗商品價格處于金融危機以來的低位，其中個別品種如布倫特原油、鐵礦石價格已經跌至10年來的低位。預計2016年油價整體波動區間在每桶25－50美元范圍內，上半年較弱，下半年較強。美國商品調查局大宗商品CRB價格指數到2015年底跌至380點，比上一年最高位下跌24%。2016年1月份，該指數繼續向370點下跌，正在接近全球金融危機時2008年底至2009年初300點的水平。2016年2月8日-12日，美國、歐洲、日本、韓國、香港股市都劇烈波動，大宗商品價格再急劇下挫，原油價格每桶最低逼近26美元。
一高是高債務
2008年至2014年，美國債務增長1倍，達到6.8萬億美元，新興市場非金融企業債務增加2倍，達到2.6萬億美元，占生產總價值80%，全球公私債務高位累積。美國、歐元區和日本政府債務余額占GDP比例分別為104.9%、93.7%和246.2%；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2015年財政赤字與公債均略有上升；財政赤字和國債余額占GDP比重4.3%；44.4%。根據麥肯錫調查，全球總債務不斷創歷史新高，從2007第四季度到2014年第二季度，全球債務總額增加57萬億美元，達到199萬億美元，債務與GDP之比提高到260%，其中日本517%，西班牙401%，美國269%，巴西則因債務違約被惠譽將評級降為BBB-。2015年末全球有7.6萬億以美元貸出的國際債務，其中絕大部分集中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匯率、債市、資產價格過度波動和資本大規模異動，導致2015年流出和撤離新興市場的資本為1200億美元。
應對世界經濟形勢挑戰：需從兩方面努力
如何應對世界經濟形勢的嚴峻挑戰，需要從國際經濟治理和保持我國自身穩定發展兩方面努力。為了盡到大國責任，我國應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爭取改善國際經濟治理。為此，第一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溝通和協調，形成政策和行動合力。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協調合作是各國的必然選擇。應該根據各自國情采取必要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促進全球經濟增長，維護國際市場穩定。在這一過程中，各方應該特別注意加強彼此政策的溝通和協調，防止負面外溢效應。特別是經濟大國，則更需要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充分考慮對他國的影響，提高透明度。第二，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激發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力，重振貿易和投資，讓世界經濟這兩大引擎重新高速轉動，這應成為國際經濟治理的另一個重點。第三，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公平包容發展注入強勁動力。消除貧困和饑餓，不僅是共同的道義責任，而且是釋放有效需求的新動力。
保持我國自身穩定發展，做好自己的事情是更重要的。2016年是我國邁入“十三五”新發展階段的開局之年，力爭完成2016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各項目標任務，不僅為“十三五”目標奠定基礎，還是有效防止世界經濟可能產生的危機風險沖擊的堅實保障，也是應對某個大國經濟政策可能產生負面外溢效應影響的防火墻。為此，
第一，應深入學習和理解習近平總書記系列講話、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和2016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十三五”規劃綱要精神，深入認識和理解黨和國家的頂層設計，深入認識和理解“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五大發展理念的新思想、新理念，并力求在各項工作中融會貫通。
第二，要有防范風險的底線思維。現在和未來幾年，對我國來說，最大的風險是“中等收入陷阱”。要吸取拉美一些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訓，毫不動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實現“十三五”年均6.5%以上的增長目標；并警惕民粹主義的政治思潮和排除過度經濟福利主義主張的干擾。
第三，在政策組合上要貫穿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總體思路。這五大支柱政策需要協調配合、相互支撐。與過去相比，政策組合中增加了產業政策要準和改革政策要實這兩個要求，這與我們在宏觀經濟調控思路上適度增加社會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方向是密切相關的，因此，產業政策和改革政策的設計和實施應充分考慮現在和將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著力點和各個步驟的銜接。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關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非常豐富，既要減少無效供給，也要擴大有效供給；既包括調整存量，改造提升傳統功能，也包括擴大有效增量，培育發展新動能。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通過改革創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融入產業發展，注重需求引領，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躍升，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和中高速增長。
第四，要下大氣力繼續貫徹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2016年“三去一降一補”的重點工作任務，并把這些工作任務與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緊密結合。根據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的精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突出八項舉措：1、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簡政放權、實施負面清單、優化公共服務、推進國企改革、支持非公經濟繼續發展）；2、激發人才活力（推動雙創、實施人才引進新舉措）；3、驅動權益投資：發展天使、創業、產業投資；4、深化和繼續推進價格改革；5、繼續化解產能過剩，處置“僵尸企業”，中央財政將安排1000億元專項獎補資金，重點用于職工分流安置；6、提升商品供給水平，提升消費品品質和高端裝備制造業產品；7、擴大服務供給；8、發揮“互聯網+”的乘數效應。
2016年3月全國兩會審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三五”發展規劃綱要，對于做好2016年工作以及未來五年發展做出了詳細安排和部署，只要我們上下一心，堅定不移地一張藍圖干到底，就一定能夠實現未來五年年均經濟增長率6.5%以上的目標，實現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和邁上經濟發展中高端水平的新目標。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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