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供給側改革是在2015年底家喻戶曉的,但早在兩年前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提出之后,后者的改革便帶有強烈的供給側色彩,可以說是不自覺地做了前者的先聲。
2014年2月2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座談會,專題聽取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匯報,要求打破“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抱成團朝著頂層設計的目標一起做。以此為起點,被注入最高動力的京津冀協同發展開始了功能大疏解、產業大挪移的兩年,利益堅冰開始打破。
京津冀協同發展之所以在延宕數十年之后陡然加速,就在于這次是在供給側上做文章、放大招,旨在建立起一套打破行政利益藩籬和遵循統一市場規則的體制架構。它以交通一體化和大氣治污作為先手保駕護航,繼而為資本、技術、產權、人才和勞動力等要素自由流動清障,最終推進市場一體化。任何改革,如果不能將內生的、持久的動力嫁接在市場之上,要么成本巨大,要么功虧一簣。
因此,京津冀協同發展從一開始就帶有新供給的影子,從一開始就是向制度要空間,向改革要紅利。當前,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對準五大“殲滅戰”,即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降成本和補短板。京津冀協同發展,也面臨著類似的“殲滅戰”:要將扭曲的市場成本降下來,要將北京不合時宜的產業功能去掉,要將天津、河北的產業短板補齊,既要治理北京的“大城市病”,也要為津冀城市的“肌無力”開出方子。
歸根結底,京津冀協同發展所致力于的目標,就是提升全要素生產率,降低市場的制度性成本,形成京津冀大市場,優勢互補,互利共贏,摒棄以鄰為壑和“虹吸效應”。過去兩年,我們看到,跨區域軌道交通獲得長足發展,斷頭路正消失在歷史舞臺;大氣治理的聯防聯控步步為營,最新進展是三地將統一重污染天氣的紅警標準;產業的疏解搬遷,則解決了重要的稅收分享問題。對于中央政府和京津冀地方政府而言,協同發展向前邁出的每一步,都是在制度深處削權放權,都是在既得利益處用于斷腕割肉,都是先解決供給問題,然后敞開大門,推動需求被激活。
從新常態到供給側,其實都可以追溯到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全面深改,追溯到“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市場被行政權力干預分割的程度越小,市場有效分配資源的能力就越大。而京津冀協同發展走上正軌的標志,便是京津冀市場一體化步入良性循環。
兩年時間,京津冀協同發展已經做了很多,但在接下來更多的“兩年”里,還需要做更多。改革偷不了懶,也沒有捷徑,你耕耘一分才有一分收獲,供給側雖然很痛,卻是要努力進去的“窄門”。中外歷史上,很多人很多國想要進這個“窄門”而不能,京津冀協同發展有這樣一個機會,改變歷史。(韓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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