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索羅斯（GeorgeSoros）近日成為中國媒體關注的熱門人物。緣由在于上周末的達沃斯論壇上，索羅斯高調聲稱自己做空了亞洲貨幣。聯想到不久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連續大幅下跌，人們認為索羅斯說的可能是實話；而想起2015年1月索羅斯表示自己將退休，并不再管理投資這一點來看，人們又認為索羅斯是在開玩笑。
不管世界聞名的“貨幣投機家”索羅斯所言虛實幾何，至少在信息披露環節，此舉堪稱典范。在披露上述并不受到當事人歡迎的“做空事實”這一點上，媒體沒有主動詢問其如此坦率的原因，索羅斯自然也沒有機會向公眾透露其中的奧秘。
倒是我，私下琢磨其中的一二原委。記得2014年，我采訪上海證券交易所首席經濟學家胡汝銀，在談及中國資本市場建設時，胡汝銀提出“專業性、法制完備以及嚴格執行信息披露”這幾個核心點。他認為在發達市場經濟體，上市公司或金融投資機構都能夠自覺履行信息披露義務。只要不涉及商業絕密事項，有必要對投資者或社會公眾披露的，都會很好地及時對外公開。“索羅斯當年狙擊英鎊和襲擊泰銖之后，無一例外都向國際社會主動披露了其做空事實。從法律的角度來說，這能夠很好地保護他自己。”胡汝銀指出。
在胡汝銀看來，索羅斯之所以披露相關信息，是因為他要通過這一舉動證明自己并沒有隱瞞事實，也沒有內幕交易。因索羅斯的投機而遭受損失的國家，如果想要對此進行相關調查或起訴，索羅斯正好就通過這一信息披露的做法表明了他的“歡迎立場”。事實上，當年索羅斯狙擊英鎊及泰銖，自身也承受著巨大風險。但按照他的投資原則，風險是必須要承受的，否則也難以獲得超額利潤。舉例來說，1992年索羅斯打賭英鎊貶值，并從中獲利約10億美元；1997年，他再度狙擊泰銖及港元，引發了亞洲金融風暴。
當然，由于中國內地的強有力支持，索羅斯襲擊港元的企圖并未成功，鎩羽而歸正是其風險表現之一。但我們從來沒有誰說索羅斯這些做空或做多的行為觸犯了法律。這一點，與近年來我國金融體系頻發的涉嫌內幕交易、權錢勾結，最后東窗事發的案件迥然不同。
索羅斯的中國事務私人顧問、《與索羅斯一起走過的日子》一書作者梁恒近日撰文稱，索羅斯“不關心小道消息”，不能將其與內幕交易聯系起來。梁恒表示，索羅斯花費很多時間與各國的央行行長、財政部長以及政治經濟界一些很重要的人物電話或當面交流，索羅斯的金融理念建立在他的哲學理念之上，并對政治生態氣候變化的“盛衰論”持堅定態度。對這些資訊的掌握，索羅斯有他自己的一套評判和評估方法。
那么今天索羅斯所說的“做空亞洲貨幣”，指的是什么呢？
這個還是應該去查看一下Bloomberg記者采訪他時英文原話的完整翻譯。原文顯示，記者問他是否預期中國經濟會硬著陸？索羅斯回答:“不是預期中國會出現經濟的硬著陸，事實是硬著陸已經出現，我們只是在觀察它。但是中國可以應對這個問題，它有各項資源。中國政府的政策制定空間比其它很多國家要大，因為它有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
對于Bloomberg記者接著有關“這種環境下，您如何進行市場操作？”的提問，索羅斯表示自己“做空了標普500指數，做空了原材料生產國家和亞洲國家的貨幣兌美元匯率，并增持了美國政府債券。”
遺憾的是，國內部分媒體并沒有完整轉述索羅斯的回答，這使得大家把前段時間的美元兌人民幣走強，單純理解為人民幣“被做空”，這本身就有不自信和缺智慧的成分。實際上，當中國經濟處于下行預期時，人民幣對包括美元在內的一籃子貨幣出現貶值，原本是一種對經濟基本面的正常反應，更是經濟周期的自然循環罷了。
相反，索羅斯的投機行為，都是基于對該國或該地區政治經濟、社會生態等各項因素綜合考慮的結果。作為私人投資機構，他必須要對自己的行為承擔后果。
對索羅斯主動披露其“做空亞洲貨幣”等細節，有人認為是虛晃一槍的“煙霧彈”。這一點當然不能否認，但可以肯定的卻是他“如實信披”的附屬結果，而非首要目的。任何行為都可能導致一系列附屬意義，也可以帶來市場對其的各種揣測，但事實是他披露了“做空”這一可能招致非議的真實情況。
對于國內股票市場來說，由于胡汝銀此前所強調的“監管機構足夠專業性”和“法制建設足具公信力”的暫時缺失，導致了行為主體信息披露自覺性的缺位。事項越復雜，就越不容易被查出來。因此，不進行真實信息披露可能帶來的后果也就顯得不那么可怕了。（朱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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