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首席記者 肖菁 本報實習生 沈筱婷
17歲胃癌晚期的劉旺在去世時捐獻了自己的眼角膜,前天他的媽媽接到騙子電話,以民政部門要補貼喪葬費用為名,要劉旺媽媽拿一張常用的銀行卡去ATM機操作。接下來騙子的手段我們也能夠想象,跟其他電信詐騙一樣,在他的指導下,卡內的錢就會被莫名其妙轉出。幸好劉旺媽媽從騙子帶南方口音的普通話中聽出異樣,沒有受騙。但是劉媽媽的心里難受呀,她在電話那頭慟哭“我們這樣的家庭他們為什么還忍心下手”。
而記者了解到,至少已經有六七個捐獻過器官的病人家屬接到過騙子電話了。
這樣的騙子讓人忍不住想開罵,都是為人父母或者為人子女的,為了騙錢,竟然能如此喪失人性的底線。
報道在錢江晚報和錢江晚報官方微信同步推送之后,網友們表達了強烈的憤慨,而且理智地希望深究個人信息流出的源頭,能不能重罰這些騙子。
逝者信息、家屬信息
騙子掌握的個人資料非常豐富
經過我們的報道,昨天又有新的受害人跟我們聯系——
袁曉恩是臺州市天臺縣的注冊義工,常年活躍在各種愛心活動中。2012年,她患上腸癌,直到2015年病重去世,生病中依然熱心公益。她被稱作天臺“最美義工”,曾入選“中國好人榜”。她丈夫吳立紅說,他也接到過詐騙電話,對方對袁曉恩的信息了如指掌,而且還知道他的手機號碼,這讓吳立紅很想不通。
還有幾位捐獻者家屬,有富陽的,蕭山的,還有杭州市區的。騙子都報出了更為詳細的信息,有姓名、年齡、病情、去世時間,還有家屬身份證信息,家庭住址,家屬電話等等。
一位李女士來電,她的父親去年在某醫院過世,就醫和治喪登記的都是弟弟的手機號。不久,弟弟接到了詐騙電話,父親姓名,年齡,病情,去世的日期和醫院,騙子都一清二楚。
捐獻者信息
可能流經的渠道
接到騙子電話的受害者中,有好幾個是曾經經過媒體報道的。
比如劉旺、袁曉恩,騙子跟家屬核實的信息主要也是捐獻者的名字,病情和去世時間,救治醫院。
有可能,騙子的信息來源之一是媒體報道,根據有限的信息,設局套取更詳細的信息,以博取信任。這倒真是防不勝防了,作為媒體,我們渴望也有責任報道這些好人,傳播這樣的正能量,我們想讓他們的親人以他們為傲。沒想到,這也能被騙子利用。
而其他受害者,并未經過媒體報道,而有時候騙子掌握的信息也更全面,有姓名年齡病情去世時間,還有家屬身份證信息,家庭住址,家屬電話等等。
那么這么詳細的信息哪些渠道可能掌握呢。
浙江捐遺協調員朱強榮說,作為協調員,只要是跟他聯絡的捐獻者,這些信息他都保留一套,是他個人保存的。而后,他還會把這些捐獻者的資料報告給轄區紅十字會,紅會又會把這些資料報給市春風行動辦公室,春風行動辦公室會依據名單選擇慰問。
另外,有讀者來電告訴記者,在醫院救治時,看到過某些護工來打聽病人隱私,有的甚至打著以“有人要捐助你們”,“家屬去世以后要不要我來幫忙,留個詳細聯系方式給我”,讀者說不排除護工中有些不夠謹慎的或是為了些蠅頭小利的,傳播了病人的個人信息。
警方披露電信詐騙的
個人信息來源非常復雜
記者就此事咨詢了杭州市刑偵支隊的警官。他們說從以往破獲的案例看,個人信息泄露的渠道非常復雜,有的是騙子通過網上交易直接購買的,個人信息倒賣已成為產業鏈。
像這類如此精準專門瞄準捐獻者個人信息的,只要掌握信息的渠道都有可能泄露,而很多時候并不是直接參與的工作人員泄露,而是因為系統聯網,能接觸到信息的人非常多,不排除其中個別人另有企圖。
所以后來在分析信息泄露渠道時,不排除醫院、社區、街道、殯儀館等有可能獲悉個人死亡信息的環節。但量大面廣,很難查。
相似案件能夠破案很大的抓手是被騙款項是在哪里被提取的,由此去布控查找。
記者了解到,出賣個人信息,其實是非法行為,罪名就是“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也有過相關的案例判罰。
比如,上海一家房產評估公司的員工周某,辭職前拷貝走了一堆加密資料,拿到6000多條客戶資料,賣給了房產中介馮某,馮某又在QQ叫賣這些信息。周某和馮某就被判“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
按照浙江省構罪量刑的標準,獲利5000元以上,或非法獲取特定的20名以上公民個人信息,就有可能構罪。
在這里記者還想多說兩句:
雖然看起來查出到底是誰干的,有點難。
但這件事傷害到的不僅是劉旺的媽媽,也不僅是遺體捐贈者的家屬,而是當下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信任感。
我們想追查出事件的始末,不僅為了查出可惡的騙子。更是想請所有“個人信息”的接觸者們自問,我是不是信息的泄露者,我的一舉一動應該怎么做。
對社會來說,美好,來自于每個環節的道德建設和自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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