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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穴位穩增長對癥下藥

業內人士預計，經濟增速下滑的態勢有望在明年上半年結束，下半年逐步回升，全年料呈現“前低后高”態勢。

興業證券宏觀分析師王涵表示，目前經濟仍處于轉型的“陣痛期”，下行壓力主要來自傳統經濟驅動引擎減速；2016年初受出口、地產、企業盈利、壞賬等四大因素影響，經濟“開門紅”的概率將受到制約。但王涵認為，受益財政和信用的雙寬松，2016年經濟有望走出“前低后高”的趨勢。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中國經濟正在觸底，增速下滑的態勢有望在明年上半年結束，此后將出現逐步回升走勢。

李稻葵坦言，本輪中國經濟增速下滑是一些短期的周期性因素所致，這并不表明中國經濟長遠的潛在增長速度是下滑的，也不能認為中國經濟目前應該簡單的順從下滑趨勢。因此，政策應該相對積極一些，解決經濟短期下滑矛盾。如果這些短期因素不加以解決，經濟增速再進一步下滑，很多原來可以被增長所消化的問題，可能被不成比例的放大，小問題演變成大問題。

李稻葵建議，應有針對性的采取一些“點穴位”的應對政策，有三個穴位應該抓住。第一個穴位，應該切實采取多種改革和政策應對措施，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當前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居高不下，直接傷害了投資的積極性，這里面很多舉措值得研究。比如，適當擴大長期債務發行的規模，依次減少對銀行貸款的依賴。第二個穴位，應該針對部分地方政府措施不利的現象提出正面激勵。鼓勵地方政府加快落實已經推出的各種穩增長措施，包括一些經過科學論證、非常有效的、沒有太多爭論的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的落實。第三個穴位，應該緊緊抓住若干個重要的改革措施盡快加以落實。如，國有企業改革應該盡快地推出若干個國有企業改革的案例，成為典范，讓資本市場、讓投資者看得見、摸得著，知道國有企業怎么做，感覺到國有企業改革能真正帶來紅利。再比如，在城鎮化方面，應適當加快，包括農村的土地轉讓等。適當加快新型城鎮化建設，以此營造新的增長點。“通過這些措施，中國經濟有望在明年下半年企穩回升。”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祝保良表示，考慮到經濟政策有一定的滯后影響，2015年出臺的宏觀調控政策和改革舉措還會繼續發揮穩定作用，消費需求會保持穩定，基礎設施投資、服務業和高技術產業投資保持較快增長，中國經濟仍將保持平穩增長態勢，預計2016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5%左右，實際經濟增速略低于7%的潛在增長率。

補短板需強化有效投資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近日表示，明年要實現“十三五”良好開局，必須繼續從供需兩端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

業內人士稱，需求端的結構性改革將從兩大領域展開，一方面是增加有效投資，另一方面是推動消費升級。需要強調的是，新常態下的投資是有效投資，投資的目的是更好發揮政府資金對社會資本的帶動作用和放大投資的乘數效應，加快補短板項目建設，支持新型城鎮化、產業升級、重大民生工程等，立足長遠實現投資綜合效益遞增。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日前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國內可進行有效投資的部門非常多，如中低端產品升級中高端品牌、高端制造業研發生產、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

在他看來，中國可在四大領域增加有效投資。一是產業升級。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產業基本上在中低端，可以往中高端升級。2014年，中國進口的制造業產品多達1.3萬億美元。這些進口的產品都是國內短缺的，如果中國往這些產業去投資的話，就不會出現產能過剩的現象。二是基礎設施。過去，高速公路、高速鐵路、飛機場等方面的投資非常多，但主要是連接城市與城市的跨城際交通基礎設施，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還相當短缺，比如地鐵、地下管網等基礎設施還不完善，這部分的投資也有很高的經濟和社會回報。三是環境改善。經濟高速增長付出的代價是環境污染非常嚴重。要改善環境，應在現有的生產基礎上改進技術，采用節能環保的新技術，這方面投資的社會和經濟回報會非常高。四是城鎮化。中國要向高收入國家邁進，還要不斷地城鎮化，人口進入到城鎮，需要住房、交通基礎設施等一系列公共服務，這方面的投資也會有很高的社會和經濟回報。

促消費六領域釋放潛力

加快補短板項目建設也是增加有效投資的重要方面。市場人士認為，地下管網、城際鐵路等新一代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是國內短板項目建設的重點。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表示，有效投資的新方向是深度城鎮化，投資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提升未來2.7億農民工以及現在既有的5億城市人口的綜合生活質量，這需要新一代的公共基礎設施，例如城際鐵路、地鐵、地下管線，以及新一代互聯網、教育、醫療、文化設施。“關鍵問題在于投資的有效性。”邵宇稱，預計新一輪以人為核心的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政府加大對教育、對公共服務的投入，以及在核心圈城市中的基礎設施建設，包括智慧城市、海綿城市等一系列的重大項目將有新進展。

作為需求端結構性改革的另一方面，消費升級備受關注。業內人士認為，以前的消費是所謂“排浪式、模仿式”消費，未來農民工以及已經在城市的數億人口，總體來說可以定位成一個正在崛起的中產階層，他們對消費與服務有了更加多樣化的需求，比如購買產品更追求精致化、品牌化、個性化，購買公共服務如養老、醫療、保險等更加人性化。如果產品與服務不能夠滿足他們日益增長的需求，那么不可避免地會造成消費外流。

相關部門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過去十年，對于整個奢侈品行業的增長，中國消費者貢獻了70%，其他國家貢獻了30%。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83%的奢侈品牌在國內出現了各種形式的關店行為。因此，如何推動消費升級，釋放國內消費潛力成為需求端結構性改革的關鍵。

邵宇認為，傳統消費的升級就是品牌化、體驗化，健康服務包括一些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日常化，以及信息消費科技化、互聯網化。此前，國人到日本大量購買馬桶蓋甚至買創可貼，這種現象與國內廠商不能提供相應高品質的商品有關，而高品質的生活是正在崛起的城市中產階層的核心消費要求。今年以來火爆的電影票房和山寨真人娛樂節目也是另外一類文化消費熱潮興起的佐證。

國務院日前發布的《關于積極發揮新消費引領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的指導意見》從服務消費、信息消費、綠色消費、時尚消費、品質消費和農村消費六大領域為消費升級指明了具體方向。

中信證券研究部最新發布的報告預測，明年一些傳統消費將放緩，但新興消費表現會比較亮眼，整體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將超過60%。

去產能合理做好加減法

在需求側改革繼續發力的同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將加快推進。業內人士表示，有了新需求必然也要有新供給，供給的核心是一個生產函數，生產函數決定生產可能性邊界，以前中國的高速增長主要是靠要素投入，特別是廉價要素投入，包括勞動力、土地、資本、資源等。中國正在從密集要素投入過渡為要素效率的提升，然后再到創新驅動的新發展模式，因此要積極擴大有效供給。

如何擴大有效供給、推動供給側改革？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鶴日前在廣東考察時表示，要大力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視“供給側”調整，加快淘汰僵尸企業，有效化解過剩產能，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預示著，在產業層面，淘汰僵尸企業，化解過剩產能，激發企業活力，將是“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

劉元春認為，供給側改革的難點一是存量的阻力，特別是僵尸企業、高債務企業以及滯銷房地產；二是政府簡政放權以及功能性重構，一些地方要大范圍放松管制，但一些領域需要強化監管；三是權衡市場與政府間的關系，在一些結構性調整中要順應市場發展的內在規律。

國資委副主任張喜武近日表示，處置僵尸企業將堅持分類處置，積極地推動兼并重組一批、強化管理一批、淘汰落后一批。國資委總會計師沈瑩表示，要對虧損企業分類處置，才能夠使得治理效率最大化，除上述“三個一批外”，再加上技術改造提升一批。

祝保良建議，下決心建立過剩產能退出和市場出清機制。一是制定破產法實施細則。研究人員安置、企業資產核銷、資產處置等指導意見和具體措施。出臺財政金融支持措施，解決人員安置和資產處置的資金。二是結合國企改革，輔之于環保、技術等標準，推進企業兼并重組。

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徐高表示，供給側改革一方面要釋放新的增長活力，另一方面又要對存量、過剩產能、僵尸企業做減法。但目前產能過剩程度非常大，做減法在短期內可能會帶來較大的負面沖擊。

謀創新產業升級待提速

業內人士表示，擴大有效供給的另一方面是要繼續運用好結構性減稅等手段，推動“雙創”和“中國制造2025”、“互聯網+”行動計劃，促進服務業、先進制造業發展，扶持小微企業成長，發揮制度創新和技術進步對供給升級的倍增效用。

“雙創”激活發展動能，促進服務業發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表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將激活經濟發展動能。他表示，這一輪創業創新活動與“互聯網+”深度融合，推動技術、人才和資金等高端生產要素的聚集，催生一大批需求導向和大眾參與的創新型企業。百度、阿里、騰訊、京東等已成為全球排名居前的互聯網公司。傳統企業“觸網”，深化線上線下融合，眾籌、眾包、眾扶、眾創等雙創支撐平臺加快發展。深入推進商事制度改革，激發了大眾創業活力。數據顯示，前三季度，全國新登記注冊企業315.9萬家，同比增長19.3%，其中三季度平均每天新增1.2萬家。

王一鳴表示，在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移動互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推動下，我國服務業技術、管理、市場和商業模式創新層出不窮，新興業態將不斷涌現。

如何加快創新驅動，實現產業和產能的升級，發揮技術進步對供給升級的倍增效應是業內人士關注的焦點。邵宇認為，這可能會沿六個方向展開，也就是所謂的“六新”。

邵宇表示，首先是新技術和新產品，這兩個“新”更多代表的是原創，包括在“中國制造2025”中的一些內容，是對新技術和新產品的突破和創造。突破性科技或者說技術革命的出現，有很高的不確定性。

其次，是新模式、新組織、新業態。這塊主要是圍繞著現在最熱門的“互聯網+”領域展開，就是用互聯網去改造傳統的制造業。

最后是新制度。用什么樣的方式連接生產要素，這就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包括簡政放權、財稅體制改革、國企改革、土地改革、戶籍制度改革等。這與人口紅利相關，戶籍制度改革有助于緩解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從每年的工作時間長度來看，目前農民工平均工作時間為9.8個月，在城市定居的農民工每年工作時間會延長至12個月；從城市打工者平均工作年數上看，約為8至9年。一旦解決了戶籍和社保瓶頸，這一數據仍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間。如果從2014年開始計算，那么2014年至2020年戶籍改革紅利對GDP增速的拉動作用平均在每年1個百分點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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