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世界廁所日，一則來自地球另一端關于廁所的消息引起人們關注：據美國《發言人評論報》報道，由于大陸游客在美國黃石公園內蹲坐公共廁所抽水馬桶，頻頻踩壞馬桶座。新聞通篇看來，很難證明踩壞黃石公園馬桶的就一定是中國游客，但網絡再次激起一片批判中國游客素質之聲。
從“外國小伙救人被訛”、“盧浮宮前洗腳”到“中國游客因不文明記錄被美國遣返”。近年來，此類傳聞一經報道，“國人素質差”之類的討伐此起彼伏。真相被還原之后，留下的是輿論的尷尬與不服。
為什么事件發生，國人傾向于將責任大包大攬？我們的觀念里什么時候種下了自黑的基因？《法制晚報》邀請學者教您理性面對層出不窮的自黑事件。
媒體曝光不良行為不是反思是搶眼球
過去，媒體對于不良行為的曝光多是為了反思社會不良行為，但由于媒體的娛樂化，它正呈現負面傾向。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匡文波在接受法晚記者采訪時解讀了這種負面傾向的由來：中國傳統媒體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商業競爭，傳統媒體面臨著經營壓力大、市場份額縮小等困境。為了壓縮成本，互聯網反而成為傳統媒體的新聞源。由于少數新聞從業者職業水準偏弱，沒有核實新聞事實，又急于博人眼球，使之在與新媒體抗衡時，唯一的優勢——公信力再打折扣。
新媒體，特別是自媒體，本不具備真正意義上的“把關人”角色，它既沒有核實新聞真實性的利益驅動也沒有這樣的客觀條件。網絡天然的自由性和扁平化也讓網民能夠自由發聲，即新媒體時代，人人都有麥克風。傳播中存在“沉默的大多數”，沉默者中不乏理性者，但是其觀點在新媒體時代反而無法迅速傳播。因此，新媒體中充斥著不少非理性的情緒化自由表達，影響著整個社會對事態的認知。
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黨委書記、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文軍對本報記者說，理解的偏差是源自信息偏差的放大和自身知識儲備的不足。以中國人去海外搶購為例，消費者選購名牌或品質較高的商品是正常的市場行為，也是中國百姓物質生活水平提高的佐證；中國的休假制度也勢必導致國人出行相對集中。媒體過度解讀中國的海外“血拼”現象，反倒讓公眾開始質疑中國游客的購買行為。傳媒的“大驚小怪”與更廣泛的國人缺乏對真相的了解相加，促成了一種畸形的輿論場。
斥責同胞不留情面偏激表達滿足自我
針對近來發生的國人總愛把不文明行為“大包大攬”，遇到問題就一邊倒地斥責同胞的現象，文軍表示，這樣的心態或許并非惡意，而是與我們的文化傳承息息相關。
他解釋道，中國的教育歷來崇尚內斂含蓄，講究嚴于律己寬以待人。由此導致的后果是，即便在當代中國，也通常出現社會學中提到的“分層下移”情形。它是指人們在進行主觀判斷時，傾向于將自己歸于較低水準。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種情緒與謙虛、自律等品質出處一致。所以，并非所有的“自黑”都充滿了敵對與仇視。
公眾對信息的誤讀，是導致自黑事件頻發的又一原因。文軍對記者說，信息的誤讀包括刻意曲解與理解偏差。隨著輿論發聲方式越來越便利，確實有部分人借助媒體歪曲事實，表達偏激的觀點。他們或是為了滿足自我表達并試圖以劍走偏鋒的邏輯引導輿論，或是身為某種利益群體，刻意表達出一種符合自身利益訴求的態度。而由于新媒體鑒別力尚弱，迅速發酵，使得部分偏激的觀點貌似成為了主流觀點。
轉型期群體差異大個體判斷力需提升
文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當今社會所謂的“自黑”行為其實可以分為多種形式：純屬娛樂的自我消遣、借助媒體造勢以期達到特定的宣傳效果、反思和批判社會現象、純屬自暴自棄的埋怨。
他對記者說，每一個社會和每一種文化中都存在各種問題，中國社會正處于轉型時期，社會成員個體之間的差異較大，在群體之間或與別國文化的交鋒過程中，暴露差異性或問題的頻率也會有所增加，這是一種正常的社會進程。加之媒體的快速發展，社會信息被無限放大，“自黑”作為一種情緒表達，在不斷放大過程中，必然影響著公眾的判斷。
他認為，若是理性反思和自省的“自黑”實則有助社會進步，但前提是應提升個體明辨是非，基本區分事件性質的能力。
匡文波對法晚記者表示，傳統媒體、新媒體中的知名媒體，及網絡名人應當肩負起新聞把關人的責任，不能為博眼球刻意放大不準確信息和非理性個案，挑逗公眾情緒。傳播之前必須進行新聞事實核證，保持對事件冷靜而科學的判斷，方能幫助人們糾偏誤入歧途的自黑行為。 文/記者熊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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