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人口規模又超出原規劃以后,北京再次提出“十三五”期間全市常住人口總量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的新標準。然而,基于以往北京人口規劃“屢設屢破”,最近網上出現“調控無效論”說法:北京從人口800萬的時候就說要調控,現在變成2000多萬人,這不就是無效了嗎?
“這種說法是值得商榷的。”楊開忠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城市人口增長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的某個時點,城市最適宜的人口受這個時點相應的經濟、社會、技術、交通、土地、資源、環境條件的制約,其增長應與這些制約因素的變化保持協同。這種協同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決定作用;但應該看到,即使在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場經濟體中,也并非完全能夠通過市場機制自動完成,需要政府良好的調控。現代城市人口正是在這種市場決定和政府調控綜合作用下增長的。
不僅是中國,幾乎所有的國家對城市人口的增長,都有相應的調控措施。據記者了解,美國對城市人口調控采取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城市成長邊界管制”,即在一定時期內,城市提供有限的土地,而土地供應量的多少就會影響地價和房價,以此來調控和引導人口的遷入或遷出。“從美國來看,這個過程不能完全交給市場來做,因為市場不是萬能的,也有失靈的地方。政府調控必不可少。”楊開忠說。
人口調控是在趕人?
今年,北京市政府加大了人口的調控力度。6月召開的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會議,東城、西城及定位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通州等7個城區,紛紛曬出了各自的“瘦身健體”方案。
其中,東城區按照常住人口下降3.5%的指標,即凈疏解常住人口3.2萬人,疏解影響人口12.9萬人;西城區,今年全年計劃疏解人口3.6萬人;作為北京面積最大的朝陽區,今年常住人口要控制在85.7萬人以內,較去年底調減9.8萬人,在此基礎上,朝陽還將在年內調減25萬流動人口;海淀區今年則計劃將全區常住人口凈減少12.9萬人。
按照部分城區已公布的人口調控指標,今年北京至少要疏解30萬以上人口。另外,備受矚目的通州,將有效疏解中心城區約40萬的人口,且按照北京城市副中心規劃,未來通州總人口將不超過200萬。
7個城區的人口疏解,也引發了誤讀,甚至有人得出了“非首都功能疏解等于人口疏解,北京正在‘趕人’”的結論。
楊開忠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介紹,人口調控的方式大致可以分為直接調控和間接調控。直接調控就是政府代替個人和家庭決定遷入還是遷出這個城市,個人沒有抉擇權;而間接調控則是政府通過一定的杠桿來影響個人和家庭遷移決策,“在這種情況下,個人和家庭的遷移是自愿自主的,不宜稱為‘趕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人口遷移調控逐漸從直接調控轉變為間接調控,目前已基本實現間接調控,這是大家都能看到的。”
非首都功能疏解等于人口疏解?
北京的大城市病已成共識。當前,北京由于人口和功能過度聚集導致的“大城市病問題”,使得北京的功能優化與品質提升受到阻礙。
去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調整經濟結構和空間結構,走出一條內涵集約發展的新路子。同時,會議強調,要嚴控增量、疏解存量、疏堵結合調控北京市人口規模。
但部分人將非首都功能疏解,解讀成了“疏解人口”,對此,楊開忠表示,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協同發展國家重大戰略的重中之重。“近3年來,按照‘多點一城、老城重組’的思路,已經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績。盡管疏解非首都功能包括人口調控,但不能把它僅僅解讀為人口調控,其實已經遠遠超出人口調控的范圍。”
什么是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意指那些與首都功能發展不相符的城市功能。當北京重新定義為“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四大首都功能,要疏解非首都功能,就是要瘦身健體、轉型升級。
于是,我們看到,北京的一些工廠外遷了,北京動物園服裝批發市場疏解了,還有一些商品交易市場、一般性制造業和倉儲物流基地等也被清退了,醫院有的也挪到了郊區,還有的到京外開分院了,職業學校校址也有騰退計劃,未來一些行政機關和事業單位也會陸續到城六區之外的地方找新家。
按照規劃,未來5年里,北京市將通過“禁、關、控、轉、調”5種方式來完成疏解非首都功能目標,如嚴格按照新增產業的禁止和限制目錄,就地關停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企業;對不符合首都城市戰略定位的勞動密集型、資源依賴型一般制造業實施整體轉移,對高端產業中不具備比較優勢的制造環節實施調整,主動在京津冀進行全產業鏈布局等。
正像楊開忠所說:“疏解非首都功能,遠遠不止所謂的人口調控,而是要著力解決北京城市可持續發展問題,使北京成為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都,形成以首都為核心的世界級宜居城市群,帶動北方腹地發展,平衡中國南北方關系,惠及京津冀地區、北方和全國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