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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有四千多萬女性消失了。

在正常狀態下，人類的出生性別比（注：出生性別比=男嬰出生數/同期女嬰出生數×100）在105-107范圍內。根據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我國的出生性別比為120.5，其中第二胎、第三胎、第四胎、第五胎的出生性別比分別高達143.2、156.4、141.8、132.8——而與這畸形的出生性別比相伴的，是同樣失衡的嬰孩死亡率性別比：在正常狀態下，0歲嬰兒和1-4歲孩童的死亡率性別（注：嬰兒死亡率性別比=男嬰死亡數/同期女嬰死亡數×100，1-4歲孩童死亡率同理）比分別為120-130和100-120，在我國，這個數字是80和84。

畸形的出生性別比數字背后的直接原因，是以性別選擇為目的的流產、遺棄女嬰、對女嬰出生的瞞報。其中，性別選擇性流產是最主要的直接原因。而導致嬰孩死亡率性別比畸形的直接原因，則是男嬰與女嬰在獲得營養和醫療上的不平等：男孩比女孩更容易獲得更好的營養、更及時的醫療救治。

——這一切背后的根源，則是根深蒂固的性別偏好與性別不平等。

流產、到遺棄與死亡、到醫療和營養上的忽視，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這一串數字，都是帶血的。然而在這血淋淋的數字面前，當我們談起這些“消失的女性”，關注點又是什么？

光棍危機：“大事不好男人娶不上老婆啦”

“農村男孩結婚有多難難？（微博 @新浪河南，這個微博熱門話題的標簽為＃寡婦都很搶手＃）

“中國光棍危機2020年或全面爆發：單身男性上千萬”（搜狐新聞）

“我國性別比例失衡全球最嚴重 存3000萬剩男風險”（南方都市報）

“光棍”危機大于“剩女”問題 大大增加社會不穩定風險 （人民網-人民日報）

……

這樣的標題和報道角度屢見不鮮。在這套話語邏輯里，性別比畸形之所以是問題， 是因為有一部分男性娶妻難，導致“剩男”“光棍”的大量存在，對于社會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潛在不穩定因素。在這套話語邏輯里，女性的存在僅僅是工具性的——她的身體之所以被需要，在于男性有對于性與婚姻的需求，在于國家有維護家庭與社會穩定的需要。

然而， 出生與死亡性別比失衡值得關注，不是因為在平衡狀態下男人都能娶上老婆社會不出亂子，而是因為女性同樣是人——她的生命與康樂同樣該被捍衛。換言之，就算沒有“剩男”危機“光棍”風險，性別比畸形本身與這畸形中折射的結構性性別不平等與對女性的戕害本身就值得高度重視與反思。

　　可是，那些“消失的女性”，對她們作為人的命運與權利本身的關注，在如今的話語討論中，再次消失。

人口買賣：嫁給大山的女人感動中國；越南新娘逃跑老鄉受騙可憐。

性別比失衡往往伴生著人口買賣——一部分男性于當地娶不到老婆，就只能去外地、或是外國（例如越南）買。2014年曾有過一條熱點新聞“邯鄲百名越南老婆集體失蹤”，報道的副標題是“家人懷疑遭遇騙局警方立案偵查”——通讀全篇講了這么一個故事：“本地媳婦太貴了、只能去娶越南媳婦、倒霉老鄉遭遇騙局”。

彼時初讀之下，簡直難以置信：媒體對此事的報道，居然能夠徹底無視其中“買賣人口”的元素。更讓人震驚的是郜艷敏的遭遇——以她為原型的電影《嫁給大山的女人》，竟能從拐賣人口的黑血里硬是扒拉出了點“感動”，將一個女性被拐賣的遭遇，變成了“最美鄉村女教師”的故事。而最可怕的是，郜艷敏的遭遇并不是孤例，這種從膿瘡里找情懷的做法也不是個案，央視節目《等著我》里，倪萍為“兒子尋母”極盡煽情，卻完全忽略了所尋找的母親，正是被拐賣的女性。

　　“本地媳婦太貴，越南媳婦便宜”，在這樣的敘述里，女性的身體成為了明碼標價的貨物。而在這些對買賣婦女的報道敘述里，我們看到的是“本國姑娘不夠分，不買娶不上老婆可如何是好”，是“母親如何被娶進門的不要緊，要緊的是兒子需要你”，是“被拐女貢獻鄉村教育，感動中國”，在這樣的思路里，女性的存在同樣是工具性的：她能被用來生育、能被用來生產（比如教書），卻唯獨沒有被當成“人”來對待。

遺棄女嬰：萬里尋親“我的中國根”

與性別比失衡、性別偏好、性別選擇緊密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遺棄女嬰。女嬰遭棄的新聞，年年都有、屢見不鮮。這些女孩被遺棄在廁所、商場、菜地、火車站……其中活下來的一部分中，有些會被跨國收養。這部分女孩長大后，有些會來中國“尋親”。2012年“耶魯女孩”去武漢尋找生身父母，曾有44個家庭前去相認，最終皆未果——“尋親”與否乃是個人選擇，外人無法評判。然而，在對這樣事件的報道中，媒體選擇的關注點與視角卻值得商榷。

近期一條新聞，報道一位被美國夫婦收養的女孩，回南京尋親。全篇新聞的落腳點，在女孩不忘“中國根”，文章寫得“溫情脈脈”，對女孩父母在第一胎生下女兒后，為生男孩而遺棄第二胎女嬰的行為，以及這背后折射的根深蒂固的性別偏好與不平等，一筆帶過。

正如前文所說，根據2005年數據，我國的嬰兒出生性別比，在第二胎、第三胎時達到峰值。實際上，從1982年到2005年的人口普查數據看，我國的嬰兒出生性別比，在第一胎時，其實皆趨于正常水平，在第二胎后，則穩步升高。這背后，折射出的，恰恰是某種近似于“不生出男孩不罷休”的執念。

與“一定要生男孩” 緊密關聯的是根深蒂固的“養兒防老”觀念：兒子常常被視為年老后唯一的保障和依靠。而“養兒防老”的根源，則是父權制下的婚姻與家庭制度。從這個意義上說，從被遺棄的第二胎女嬰、從畸高的第二/三胎出生性別比、從“不生男孩不罷休”的執念中，我們該看到的，是諸多需要考量的現實決策性問題：是老年人口的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是女性的財產與繼承權的保障與實踐，甚至是全面開放二胎后，對出生性別比可能產生的影響與應對措施。

是嚴謹審慎地直面問題，而不是用虛假的“溫情”掩蓋問題，不是用面目可疑的感動，將鮮血包裹成鮮花。

女性消失了——這本身就是問題，而不是因為她們的消失，對一部分男性與社會本身產生了負面影響，才成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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