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輿論關注的旅客機上突發急病事件,或許更多折射出中產階級的不安全感:終日憂慮的看病難延續到了自己的遠距離出行,即便是選擇了最貴的民航,哪怕坐在頭等艙里,也不能放心,更無法像在家里撥打急救電話自己掌握生命。
急病旅客為何地面求醫難?
只有在民航局層面著眼解決旅客突發急病,才能破解難題:至少不會再出現上天備降易,落地求醫難的怪象
時隔半年,又一起民航旅客突發疾病事故發生。相同的不幸是,兩名旅客都是在地面病重卻未能得到及時救治,而非天上;不同的是,之前那名急性腸梗阻的旅客撿回來一條命,而這次發病的旅客最終不治逝世。
在南航急救門一事引來社會巨大的關注之后,沒有哪家航空公司會不重視旅客生命安全。就在今年1月5日,國航飛往紐約的CA981航班起飛后不久,機上旅客疑似心臟病發作.國航為確保旅客生命安全決定返航北京,為此空中放掉的燃油價值上百萬,也未見航空公司以此宣傳,航空公司視旅客生命安全為己任可見一斑。在缺醫少藥的天際,航空公司尚能堅決地作出返航的決定,為何在醫療資源豐富的一二線城市機場地面,危及生命的旅客疾病事故一年內發生兩起,更有旅客不幸殞命?
事實上,中國的民航業放眼全世界都是安全的,這種安全也覆蓋對機上旅客生命安全的重視。空乘人員每年都要進行復訓考核,考核的內容也包含各種對疾病的判斷與機上急救術。備受社會輿論壓力的南航,事發后其內部一直在加強管理,不斷擴充各種緊急預案。在“急救門”半年之后,南航更是作為國內第一家航空公司效仿了德國漢莎公司的機上醫生制度,自發推出“機上醫療志愿者計劃”,為自愿加入機上志愿者的醫療工作者提供了網下登記,并給予航空里程激勵;結合我國民航系統的特點,可以做到機組人員在起飛前就能拿到醫療志愿者名單及座位號,突發緊急醫療狀況時第一時間響應。這種征集志愿者提前到航前場景,并擴充到醫生以外的醫療工作者范圍,在全世界范圍內都屬前列。
南航“機上醫療志愿者計劃”的細節尚未公布,但漢莎和全日空航空公司承諾已經投保第三方保險免除醫生的后顧之憂。事實上,不僅醫生,航空公司的空乘人員在面對旅客突發疾病也受掣肘,擔心施救引發的責任與后果。為此,許多國外航空公司也已經為空乘人員投保第三方保險。此外,國外還有許多航空公司簽約第三方空中醫療專業指導機構,在發生空中醫療緊急狀況時尋求電話指導,為做出返航備降決斷提供專業意見。可見,航空公司投保第三方商業保險可以破解機上員工與醫療志愿者施救旅客的責任難題,更可在發生備降返航時索賠燃油等經濟損失,不失為一種解決民航醫療事故的出路。這也指明了,民航醫療難題,不應僅停留在航空公司層面,以一己之力解決,醫療一事是整個民航業的問題。
有研究表明,平均每604次航班就會有一起醫療緊急狀況發生,這意味著每天從北京首都機場起降的航班里面就有2到3人可能遇到較為嚴重的緊急狀況,這顯然不是某家具體的航空公司能“抗”得起來的。只有在民航局層面,甚至更高,著眼解決旅客突發急病,才能破解難題,至少不會再出現上天備降易,落地求醫難的怪象。
國家更應從立法角度入手,為商業保險公司承保航空公司應對旅客機上突發疾病可能造成的財產損失提供法律基礎;也為醫療志愿者在機上非醫患關系下可能出現的責任與義務提供法律意見,例如美國的《好撒瑪利亞人法》與德國刑法典第323條。
我國的民航業一直處于較快的發展速度,5年來吞吐量增長了62%。雖然旅客突發疾病的基數增長了,但行業一味的擴張發展,管理理念卻不曾與時俱進。作為國內公共出行方式,民航依然屬于較貴的;而對只有中高收入人群才能問津的國際出行,民航幾乎是唯一的選擇。備受輿論關注的旅客機上突發急病事件,或許更多折射出中產階級的不安全感:終日憂慮的看病難延續到了自己的遠距離出行,即便是選擇了最貴的民航,哪怕坐在頭等艙里,也不能放心,更無法像在家里撥打急救電話自己掌握生命。這口黑鍋,怕是哪一家航空公司,也背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