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中美金融戰進入高潮的一年。在世界各國和企業因為深受美元體制之害、對美元的信任越來越缺失和越來越多國家參與推動“去美元化”進程的情況下，中美兩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就沖擊和保衛美元本位制，在金融領域的各個層面和方面展開了激烈博弈。本文在此予以簡要回顧。
作為資本的美元及其投放和回流機制
我們首先考察在美元本位制下美美元資本循環與運動的流程。隨著美國經濟的金融化，依托美元本位制的美國資本全球循環體系同樣金融化。美聯儲的印刷美元是美元資本全球循環與運動的起點。在這里，美聯儲作為最后貸款人向美國壟斷財團的企業貸款，提供的美元被這些企業開始運用，從而與掌控它們的人或者社會組織一起成為美元資本的現實形態，美元一旦進入市場體系，也就是資本形態的物的部分。美元資本流出境外并且開始它們的資本循環，要么投資境外金融市場，構成美國的對外投資部分，要么在境外的商品市場開始循環，構成美國的對外商品與服務的采購，這些采購相對于采購地國家而言就是對美商品出口，世界商品和資源因此流向美國，供美國企業和個人生產與消費。
流出境外的美元在投資地或者采購地形成這些地方國家、企業或者個人的外匯。在全球資本流動自由化的背景下，美國又要求掌握美元外匯的國家投資美國，這其中包含兩種情形，一種是對美出口商品獲得美元外匯的國家、企業和個人對美直接投資；另一種是對美出口商品獲得美元的國家、企業和個人用獲得美元向其他國家采購，比如向歐佩克國家采購石油，再由這些國家對美投資；美元資本因此回流美國市場，在美國經濟金融化的前提下主要是回流美國金融市場。因為美國華爾街財團在本土的金融市場具有主導地位，美國金融市場也就成為這些回流美國的外國資本的絞肉機，美國金融壟斷資本對這些資本進行絞殺。擁有這些美元的外國政府、企業和個人在金融市場的損失也就成為美國金融壟斷資本的投機利潤。
美元回流美國本土市場有三種方式，一是外國政府、企業和個人投資美國金融市場，二是美元資本在海外循環獲取利潤后回流；三是美國的商品和服務出口所導致的美元資本回流；其中以前兩者為主要方式，美國的商品出口反而因為在金融化的經濟中所占比例較小而成為次要方式。因此在美國的國際收支平衡表上，經常項目必然地長期處于赤字狀態，而在資本項目上一般處于黑字狀態。經常項目的赤字之所以被資本項目黑字所部分抵消，就是因美元資本的海外循環的利潤、美國金融壟斷資本在本土市場對外國政府、企業和個人資本絞殺所獲的利潤所致，美國從海外商品與服務的凈進口由這兩項利潤來沖銷，美國因此從全球獲得資源和財富。這就是美國特有的金融生存方式。
美國企業或者金融機構的美元資本在這個體系中獲利后再歸還美聯儲。如果美國在海外市場循環的本金和利潤的回流超過了所在國的美元外匯的支付能力，就會引起美元的跨國貸款（包括國際金融機構貸款，比如IMF附件政治條件的貸款）或者債務危機，而跨國貸款一般通過該國的對美商品出口來償還。美元流出美國本土的數量超過美元從海外回流本土的數量，構成世界其他國家政府、企業和個人自留的美元外匯。美聯儲向美國政府購買國債只不過多了一個中間環節，美元通過美國政府采購和投資進入市場體系，同樣成為美元資本，其歸還美聯儲的基礎是美國政府稅收。
這就是美元全球流動的基本過程，也是石油美元本位制的金融層面。
強勢美元政策
隨著美國經濟的金融化，美國經濟復蘇和重新走向繁榮，其中的一個重要支撐就是美國金融市場繁榮。雖然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上任后提出了“再工業化計劃”，但是因為美國工程師、技工和熟練產業工人隊伍的工業訓練得經過一兩代人的時間，美國“再工業化計劃”非短期內能夠見效。美國經濟的快速復蘇也就只能期望于美國金融行業和市場的重新繁榮；這毫無疑問需要大量的非美資本流向美國本土金融市場，不僅為美國資本提供市場對手和利潤來源，而且也為美國提供就業機會。
2014年，美國挑動了“烏克蘭危機”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制造地區動亂、恐嚇歐洲國家資本，以避險為名引誘歐洲國家資本大規模流向美國金融市場，以便美國金融資本對這些資本羊群進行絞殺。作為引誘手段之一，美國啟動了美元升值進程，提供避險對象——堅挺的美元和美元資產。歐洲國家察悉其奸，即使后來美國通過操縱的恐怖勢力在歐洲多次進行恐怖威脅的情況下，也沒有如美國資本所期望的那樣涌向美國。歐洲國家反而東向亞洲，加強了同中國的金融戰略合作和相互策應，主要有三點：一是歐洲國家加入亞投行，中國加入歐洲復興開發銀行；二是中歐組建聯合證券交易所，三是中歐將雙方的貨幣互換協議擴容。美國企圖對歐洲資本剪羊毛的圖謀落空。
強勢美元政策就是在這種背景和現實需要下產生的。一般而言，盡管強勢美元政策出現的基礎是美國經濟狀況好轉，不過因為美國通過“統計會計魔術”創造了美國經濟已經“復蘇”的“證據”，玩“預言催生現實”的把戲，將美元升值和美國經濟復蘇的因果關系人為顛倒，誘騙其它國家資本去投資假“復蘇”的美國。強勢美元政策因此徒具其表。
“去美元化”進程發展與美元崩潰的前景
美國資本強行推動“美元升值”進程，也是為了對抗全球“去美元化”進程。隨著美元問題的發酵，世界各國和企業對美元信心越來越缺失；美國一方面啟動美元升值進程，誘使世界各國政府和企業增持、至少保持美元外匯儲備；另一方面，就是策動世界大宗商品市場石油和有色金屬的美元價格下跌，使得美元看起來“值錢”一點，以維持全球市場對美元的信心。
如果美元持續貶值，國際市場上商品的美元價格持續上漲，美元在世界各國、企業和私人手中也就會越來越燙手，拋棄美元的市場進程會加速和自我強化。在世界各國對美國的金融市場的絞肉機實質越來越清醒的情況下，假如全球天量的美元倒灌美國本土市場，會直接沖向美國本土商品市場；憑借美國本土的商品生產能力和供應，根本無法平抑數十萬億美元涌進而形成的無節制搶購潮；美元即使作為世界貨幣，同樣難以避免一戰后德國馬克和民國末年法幣金圓券的貨幣崩潰結局。很易見的常識是，如果全球各國和企業考慮到美元崩潰而成為廢紙，相應的美元金融資產屆時也成為廢紙；這是天量美元不會回到美國金融投機市場的現實原因。有鑒于此，美國除了推動“美元升值”進程之外，美聯儲還在三輪量化寬松后被迫中止新一輪量化寬松（QE)。
2015年年中對A股市場的金融攻擊
2015年3月，以英國宣布加入亞投行為起點，除美國和日本之外的全球重要經濟體掀起一股加入亞投行的國際熱潮，這是全球各國資本看好中國市場的明顯印證。為了繼續驅趕世界各國資本進入美國金融市場和成為美國金融資本的市場對手，美國一方面是派遣軍艦在南海尋釁滋事和在昆明策動恐怖事件，通過制造地區緊張繼續恐嚇和暗示來華的國際資本。
另一方面，美國資本從2014年起通過地下金融通道在中國A股市場暗中布局，同時指揮其控制的在華媒體和長期扶植的金融木馬，開啟了“先捧后摔”的金融剪羊毛模式，造成A股在2015年上半年暴漲和年中的第一次暴跌。美國資本在中國發動金融攻擊和推動股市暴跌，既有對已經和準備投資中國市場的國際資本警告、誤導它們流向美國金融市場的企圖；又有直接在A股市場和股指期貨市場做空獲利、制造中國金融動亂、切斷中國社會閑散資本向產業領域融通的市場渠道、破壞軍民產業融合和工業升級的企圖；也就是企圖將新一輪經濟金融危機強加到中國頭上。2016年元月的股市暴跌，具有同樣的負面意義。
面對兇狠凌厲的金融攻擊，中國政府和企業被迫救市，對市場上的惡意做空勢力和地下錢莊進行清理和打擊，同時通過金融領域的反腐敗清理金融木馬。習主席借訪美之機與美國商界人士座談，要求美國大企業和投行遵守中國法律，發出含蓄的警告。
“8•11匯改”和G20的“貨幣非競爭性貶值”
在整頓國內金融領域的同時，我國也在國際市場上發動金融反擊。8月1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為增強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的市場化程度和基準性，央行決定完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自當日起，做市商在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開盤前，參考上日銀行間外匯市場收盤匯率，綜合考慮外匯供求情況以及國際主要貨幣匯率變化向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提供中間價報價。這就是所謂的“8•11匯改”。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人民幣升值過程背后具有強烈的“美國因素”。僅僅三個點的匯率下調，不僅強烈改變了國際匯率市場幾年來對人民幣持續升值的預期，而且引起國際金融市場“地震”，也讓“強勢美元”政策基礎——美國金融市場的脆弱性暴露無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貶值使得我國外貿出口企業的環境改善；因為我國工業體系的完整性和范圍經濟，加之人民幣貶值，在增長放慢和出口疲弱的形勢下，我國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力使得我國不僅對西方工業化國家具有一定市場優勢，而且還大大提高了我國工業品在發展中國家市場的攻城略地能力，有可能將西方發達國家的出口產品從這些市場擠出去。
這無疑引起西方國家對中國可能引導人民幣進一步貶值的憂慮。在9月初舉行的G20財長會議上，各國勉強就避免“競爭性貨幣貶值”和“持續的匯率失調”達成“共識”，這是G20自2013年以來首次采用該措辭。據英國廣播公司網站11月11日報道，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在美國華爾街貿易團體的一次會議上發表談話說，中國應該堅持改革的道路，而不應該試圖以降低匯率的方式參與競爭；許多美國國會議員批評中國有意讓人民幣貶值，以增強自己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在G20領導人會議召開之前11月14日，土耳其副總理發表講話時表示：“人人都反對競爭性貨幣貶值。中國已經向G20保證，將不會走上這條路。這里不存在貨幣戰爭的預期。”不過2014年以來，除了人民幣和美元之外，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的貨幣都在持續貶值當中。
中國倒出美元外匯儲備和國際資本流動的變局
美元的持續高估和世界商品市場的美元價格持續下跌，同樣也給我國企業提供了一個機會。我國趁此機會開始拋出美元外匯儲備，在全球市場先發制人地積極收購。一方面，趁著大宗商品的美元價格下跌，囤積戰略資源，特別是大力擴充我國的石油戰略儲備。另一方面，我國通過海外投資開始全球布局。
12月14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人民幣外匯占款11月下降3158億元，至25.56萬億元人民幣；曾下降3183.51億元，創下歷史最大單月降幅。這與此前公布的11月末外匯儲備數據走勢一致。我國外匯儲備11月底降至34383億美元，比10月的35255億美元下降872億美元。
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1-11月，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繼續保持兩位數高速增長，1-11月，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1041.3億美元，同比增長16%。“一帶一路”戰略引領作用突出；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基礎設施建設、對外承包工程亮點紛呈，大型項目顯著增加；中國已開始進入資本輸出和產業輸出階段，用美元外儲先期占領一帶一路的關鍵節點。前11個月，我國企業共對“一帶一路”沿線的49個國家進行了直接投資，共計140.1億美元，同比增長35.3%；在“一帶一路”沿線的60個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2998份，新簽合同額716.3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43.9%，同比增長11.2%。
中國企業成全球并購新動力(310328,基金吧)。據彭博社統計，2015年上半年，亞太地區并購交易數量與規模分別達到6234件和6438億美元，交易規模同比增長65%，發生在大中華區的并購交易規模更是同比增長了91%，創下歷史新高。據安永《全球資本信心晴雨表》報告，2015年全球十大并購目的地中，中國位列第三，印度和澳大利亞等亞太國家也名列其中，以中國為代表的亞太地區正在成為全球并購增長最快的市場。
據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資料，前11個月，2015今年來外匯儲備累計下降4050億美元；中國人民銀行去年因此4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而據巴克萊銀行估計，中國人民銀行在7、8月間一共花費了約1700億美元外匯儲備以進行外匯干預。如果外匯干預的步伐維持在每個月拋售860億美元儲備，從今年6月起到12月止，中國人民銀行的美元儲備將減少至少5100億美元，即減少14%。美國TIC報告是由美國財政部每月公布的國際資本流動數據，用以衡量外國對美國債務和資產的需求狀況。TIC報告顯示，美國9月長期資本凈流入為336億美元，8月為凈流入204億美元。美國9月包含短期證券和股票掉期產品的國際資本凈流出為1751億美元，8月為凈流出92億美元。
在媒體上一度出現了資本外逃的渲染。但是這些媒體混淆了資本外逃與資本流出的關系。資本外逃往往出于恐慌和引起資本對其它不安全性因素的擔憂。而資本流出的正規渠道包括“藏匯于民”和“債務償還”。渲染資本外逃的媒體的用心昭然若揭。
不僅中國資本開始走出去，進行全球布局；而且外國資本也紛紛來華加大投資。2015年前9個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華投資設立企業1604家，對華實際投入外資金額61.2億美元，同比增長18.4％。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華投資的行業上看，金融服務業、租賃和商業服務業、制造業實際投入外資增長幅度較大，同比增長分別為1509%、231%和9%。
人民幣兌美元貶值和倒出美元外匯儲備是一種策略組合，矛頭所指自然是“強勢美元”，拋出美元外儲結合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其客觀作用是拖著高估的美元跟著人民幣下行；和美國股市幾年來的情形類似，美國資本在匯率市場高位扛住美元的時間越長，面臨的壓力也就越重。而且美元從外匯儲備狀態轉向全球市場流通和狀態，搶先擠占美聯儲進行新一輪量化寬松的市場渠道和空間；如果美聯儲執行新一輪QE,兩股美元資本流在國際市場交匯，同樣會引發新一輪搶購潮和商品及資產價格回升。
因為我國倒出美元外儲，也引發了國內的一些人士對我國對外債務償付能力下降的擔憂，這種擔憂或者焦慮忽略了中國在國際金融領域的地位上升。首先，我國具有強大的出口能力，貿易上的順差地位會為對外債務償付提供第一重保障。其次，我國資本跨境流動體制即使繼續改革，也不應該完全自由化；由此可以防止熱錢性質的資本跨境流動的大進大出，合理安排債務到期結構；再次，隨著人民幣日益進入國際結算領域，人民幣也逐步成為對外直接支付手段，特別是我國與世界除美國外的主要經濟體都簽訂了貨幣互換協議，實際提高了我國對外備付水平；又次，在美元債務和債權的安排上，我們如果能夠做到基本匹配，就足以避免支付危機。過高的美元外匯儲備屬于閑置浪費。
人民幣被納入SDR籃子和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的發布
11月30日，IMF正式通過了將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的決議。國際金融體系一直以來都是日美歐三方主導，現如今成長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中國在國際金融領域獲得一席之地。人民幣進入SDR，加速了美元霸權的緩慢衰退；人民幣對美元世界貨幣地位的沖擊，也迅速被市場理解。12月3日，美元指數從100.47的高位暴跌到97多一點，跌幅2.2%。創造了2009年3月以來的最大跌幅。
長期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實際上是一種聯系匯率制，換言之，人民幣盯住美元政策，使得人民幣成為美元的代用幣或者派生貨幣；美聯儲三輪量化寬松時期也是中國美元外匯儲備和外匯人民幣占款雙雙暴增的時期。12月11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在中國貨幣網正式發布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隨著中國在全球貿易和金融領域的實力和地位逐步趕超美國，人民幣與美元脫鉤，不僅實際上削弱了美元的世界市場基礎，而且繼人民幣進入SDR籃子后再度對美元進行沖擊。
12月17日，在岸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匯率連續第十天下跌，為過去八年來首見。離岸人民幣兌美元重挫近400點，離在岸價差擴大至800點左右。實際上，在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構成中，除美元外的貨幣早就大幅貶值，人民幣匯率通過加權方式與這些貨幣建立聯系，人民幣匯率的修復性下跌也就自然而然。野村證券公司新興市場總監斯圖爾特•奧克利認為，采用貨幣籃子將使中國央行更容易推低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通過證明人民幣實際上對貿易加權的一籃子貨幣升值了，美國當局將很難批評中國決策者允許人民幣對美元貶值。”
美聯儲加息預期的市場效應
2015年，有關美聯儲加息的媒體炒作幾乎貫穿全年。美聯儲加息和美元升值一起，作為美國誘使全球資本到美國金融市場充當市場羊群的手段，被美國操縱的媒體大肆渲染。鑒于美聯儲加息行動在12月17日才發生，美聯儲加息0.25%，有關美聯儲加息的炒作更多是為了發酵和鞏固國際市場上加息預期的形成。
企業資本循環與運動和投資的國別轉移，一般基于兩大因素的選擇：一為趨利，即資本流向營運前景和利潤率更高的地方；二為避害，即企業會選擇從社會動蕩和不安全的地方逃向安全的市場環境。在全球經濟持續放緩的背景下，中國經濟2015年增長6.9%，仍然是全球經濟增長率最高的國家；換言之，中國市場對國際資本而言也是機會最多、利潤率相對最高的市場。
由于奧巴馬提出的再工業化計劃和就業計劃未見效果，全球資本向美國的流入雖有發生，但是其總量離推動美國金融市場繁榮的規模要求相距甚遠，美國經濟實際上還在蕭條的泥潭里掙扎，遲遲不見起色。雖然美國憑借其尚存的優勢軍事力量和政治手段，在歐洲、中東和中國南海頻繁制造動蕩和緊張局勢，但是因為這些被波及的國家對美國的金融意圖心知肚明，所以大量的國際資本在美國市場之外游弋而不肯進入，即使進入后也只是停留于銀行，不想進入金融投機市場成為待宰的羊群。
10月20日，據《華爾街日報(博客,微博)》報道，美國的一些大型銀行正在因為大量現金存款發愁。許多企業持有大量現金，而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卻寥寥無幾。道富銀行已開始首次向部分存放大量美元存款的客戶收取費用。通過對存款進行收費及其他方式，摩根大通今年已將其不需要的存款規模減少了超過1500億美元。一些銀行在勸說客戶取走這些現金無效之后開始征收費用。
加息預期的操作同樣是一種企圖用“預言催生現實”的把戲，這種伎倆能否見效卻不取決于美國資本自身的意愿。6月4日，IMF在對美國經濟的年度審查中表示，一系列負面沖擊和油價暴跌業拖累了美國第一季度的經濟增長。這迫使IMF將美國2015年經濟增長的預期下調至2.5%。4月，IMF預期美國今年經濟增長為3.1%。并呼吁美聯儲將近十年來的首次加息時點推遲至2016年上半年。
在美聯儲加息后，一些與美國經濟聯系較多的發展中國家迅速做出反應，以防止資本外流導致的經濟失血。墨西哥12月17日宣布隔夜利率上調25個基點，至3.25%。智利央行17日宣布加息。與美元保持匯率聯動的沙特、科威特、阿聯酋和香港也在美聯儲加息后旋即加息0.25%。
自2014年年末美聯儲正式結束QE以來，全球央行貨幣政策的分歧就開始逐步顯性化。在美聯儲加息靴子落地之后，這種對比鮮明的格局將進一步加劇。目前全球主要新興經濟體貨幣政策立場也出現一定分化。一方面，中國、印度、泰國等國普遍處于寬松的貨幣環境之中，中美之間的利率差距雖有所收窄，但是我國并未在利率上采取進一步行動；另一方面，俄羅斯、巴西等部分新興經濟體2015年以來普遍進行了多輪加息。除了美國、英國外，歐元區、日本、瑞典、澳大利亞等大多數發達經濟體的央行均仍在繼續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不僅如此，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還開啟了負利率時代。不過歐洲國家資本和日本資本并未出現大規模涌向美國的跡象。
美聯儲在全球金融市場的影響力也在喪失。在過去幾十年中美聯儲的行動一般是單方面的，行動后果是美國得利而各國不同程度地受損，國際金融和貨幣政策協調的前提是必須屈從美聯儲的意志。如今美聯儲在行動上卻不得不考慮世界各大國央行的反應，各國央行的互動也就成了對美聯儲政策效果的沖擊變數，美聯儲的單邊主義越來越吃不開了。香港《文匯報》12月17日報道，此次加息標志著美國長達7年的零利率時代落幕。美國經濟仍未達至美聯儲理想的狀態，令外界不再相信美聯儲調控經濟的能力。市場同時擔心美聯儲是否能有效把多年來注入的巨額流動性撤出市場，若有差池，恐會再次扭曲市場。
美國財政窘境和拋售美國國債的浪潮
10月28日，美國國會眾議院表決通過未來兩個財年的政府預算案，這份議案放松了2011年《美國預算控制法案》對政府預算的限制，在未來兩個財年提供額外撥款800億美元以支持國內項目和國防支出，并將財政部發行國債的權限延長至2017年3月。參議院兩黨領袖已表示議案將于11月3日前在參院順利過關。美債違約風險再度得以排除。美國財政部此前已多次表示政府將在11月3日觸及18.1萬億美元的天花板，呼吁國會及時提高美債上限。
美國財政赤字和年年提高國債上限，聯邦政府再次處于關門邊緣，美國的財政窘境周而復始。12月10日，美國財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11月美國聯邦財政赤字升至約650億美元，同比增加13.6%。赤字升高緣于部分財政開支增加。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年度從10月起開始計算。2016財年前兩個月，美國聯邦財政赤字總計約2011億美元，高于去年同期1785億美元。12月21日，美國國會通過1.15萬億美元支出議案。上述議案將在2016財年增加500億美元支出，使總支出預算超過“自動減支”設定的上限。自動減支是于2011年通過并于2013年生效的減支措施。這項議案的通過，避免了聯邦政府在12月23日后發生停擺。
11月18日，美國財政部發布的國際資本流動報告（TIC）顯示，9月份美國前五大持有國均削減了美債持有量，其中中國大減125億美元，將其美國國債的持有量降至1.258萬億美元，持有量創七個月新低；2月以來，中國保持穩定的美國國債持倉水平，而在A股市場遭受攻擊后減持美國國債。日本大減199億美元，將該國的美國國債持有量減至1.17萬億美元，持美債量創近兩年新低；在成為美國國債最大外國持有者幾個月后，日本調轉方向，其美國國債的減持規模逾兩年之最。
12月份通過的預算案只是一個財政支出法案，由于美國花錢的地方多，即便編列再大的支出預算也不足為奇；但蹊蹺之處在于，收入法案語焉不詳。財政收入的第一個來源自然是稅收；在美國商業活動大幅下降的情況下，政府稅收的稅基必然縮減，加之美國政府持續的減稅傾向，意味著美國的稅收收入每況愈下。
政府財政收入第二個來源就是銷售國債。美國的五大國債持有國也是全球最有能力為美國政府提供融資的國家，但是這些國家鑒于美國惡劣的經濟和財政狀況，采取了減持而非增持的態度，這就意味著美國政府即使新發行國債，也未必能夠在海外找到足夠的買主。在美聯儲加息、美國百姓儲蓄率極低的前提下，美國國債的國內買主也可能是美國大公司和財團。其實按照這些大公司和財團上百年的財富積累，彌補赤字的融資額不過是區區之數。不過核心問題在于，這些華爾街財團的錢是拿來賺錢的，沒有附帶的商業利益或者通過美國政府行為獲利，想讓華爾街拿錢為美國經濟危機、債務危機和公共消費買單奉獻，給美國政府打水漂，是絕無可能的。近年來美國兩黨在財政預算案上長期爭斗不休的表象背后，無非是華爾街各個財團要求對手承擔責任和多出錢、竭力避免自己成為冤大頭。
最后的來源是美聯儲為美國財政部墊款。在全球“去美元化”進程繼續深化的背景下，美聯儲QE在三輪后被迫中止，也就是為了維持全球市場對美元的信心和維持美元本位制。美聯儲通過給美國財政部墊款重啟QE，意味著美元迅速轉入貶值軌道，加速走向崩潰。美國在金融上面臨一個死結：美國發行國債并且美聯儲為財政墊款，到全球抽吸資源，就會損害持有美元者的利益，引發全球市場對美元的進一步不信任，擔心成為美元最后的接棒者。而這種不信任又會導致全球“去美元化”的步伐加快，更多人和企業加入拋棄美元浪潮。
對俄金融支持和戰略策應
當今的大國戰略博弈從政治軍事層面擴展到了經濟金融層面，金融手段作為一種重要的戰略競爭手段，同樣被世界各國采用，成為戰略博弈的有機組成部分。2015年，我國在金融上在對美國采取收緊策略、遏制美國國家能力和全球戰略能力的同時，卻對俄國進行金融支持，部分提供俄國急需的外匯。
據參考消息網3月30日報道，中國準備向俄羅斯首條高速鐵路—莫斯科至喀山高鐵建設投資3000億盧布，其中500億盧布作為公司法定資本投入，它將用于落實項目，另外2500億盧布以中國各銀行貸款的形式提供。根據俄羅斯政府的計劃，這一高鐵項目全程770公里，總投資1.068萬億盧布(約合178億美元)。
11月17日，俄羅斯石油公司披露的財務報表顯示，這家最大的俄羅斯石油企業第三季度收到了9965億盧布(約972.6億人民幣)的石油預付款。根據2013年雙方所簽訂的政府間協議和石油交易合同，俄羅斯將在25年內向中國增加供應3.6億噸原油，每年大約不到1500萬噸，合同總金額高達2700億美元；普京總統當時曾透露，中國要支付的預付款金額高達700億美元。在西方對俄羅斯實施制裁之后，俄羅斯企業更難融資借貸，中國的這筆巨額預付款是烏克蘭危機爆發后俄羅斯企業所獲得的最大一筆海外資金。
12月18日，俄遠東發展部與中國發改委在俄總理梅德韋杰夫訪華框架下簽署了兩國在俄遠東的地區生產與投資合作備忘錄。31日，俄羅斯遠東發展部長亞歷山大•加盧什卡向衛星新聞通訊社表示，中國投資占遠東超前發展區申請投資總額的40%；遠東發展部共獲得了87份要求入住超前發展區的正式申請，申請投資總額為2833.78億盧布（約合38.6億美元），其中總額為2468.47億盧布的50份申請已被批準。簽訂16份協議的總金額1644.6億盧布。
在習總訪美前夕的紀念抗戰勝利閱兵式期間，中俄明顯達成諒解，此前中國支付能源預付款和向俄國遠東投資，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扶植了俄國經濟，而且俄國因此獲得戰爭融資，這也成為俄國進入敘利亞反恐，對美國發起戰略反擊的前提。而俄國在敘利亞反恐的幾個月中，美國政府卻頻臨關門的處境，美國的戰略反應能力因財力拮據而大受限制。
結語
美國經濟金融化意味著美國資本占據全球市場體系的金融高端和企圖掌控全人類的財富分配權，這是美國資本運行美元本位制的利益實質。世界金融市場的大幅波動和動蕩因此成為美國金融資本運用高杠桿進行金融市場投機、獲取暴利的必然要求，美國金融資本藉此頻繁發動金融戰。2014年年中以來，美國裹挾沙特操縱國際石油價格暴跌、通過石油武器對俄國和伊朗戰略施壓的一個后果是歐佩克組織開始分崩離析，加之中國推出人民幣匯率指數后人民幣與美元脫鉤，兩者共同導致了美元在世界商品市場的基礎逐步瓦解。而在國際金融領域，2015年的中美金融戰則造成了美元全球投放和回流機制的梗阻，美國本土金融市場部分陷入空轉，美國經濟和就業的復蘇也就遙遙無期。全球“去美元化”進程繼續發展，美元本位制處于逐步裂解之中。（本文作者清湖漁夫系和訊博客著名博主、和訊評論專欄作者）
參考文獻：
《石油美元本位制和美國資本的全球循環模式》，清湖漁夫；
《中美金融戰的高潮期已經到來》，清湖漁夫；
《“美元升值”背后復雜的國際博弈背景》，清湖漁夫；
《難產的美聯儲加息》，清湖漁夫；
《石油美元本位制在風雨中飄搖》，清湖漁夫；
《全球化的興替：對國際金融體制的另起爐灶》，清湖漁夫；
《國際金融體系重構背景下的IMF改革》，清湖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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