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馬光遠撰文指出，“習近平經濟學”中的憂患意識值得關注，比如，認為“在當前全球經濟和國內經濟形勢下，國民經濟不可能通過短期刺激實現V型反彈，可能會經歷一個L型增長階段。”警示“窗口期不是無休止的，問題不會等我們，機遇更不會等我們。”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不得不邁過的坎，是不得不闖過的關。” 表態“要勇于做得罪人的事，否則過得了初一過不了十五，把包袱留給后面，將來會得罪天下老百姓(603883,股吧)。” 這些認識和表態，可以說是比較罕見的，從另一個側面也能夠感受到高層的決心。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物質的貧乏可以讓人的肉體死亡，但思想的貧乏卻可以讓一個民族的精神死亡。
在中國經濟進入新的歷史周期，必須和過去30多年的超高增長階段告別之時，關于中國經濟的各種誤讀和焦慮，根源在于官方經濟學思想的匱乏，如何確立包含清晰思想理念、政策要義和實施路徑的官方經濟學體系，對于正確的認識中國經濟，并形成政策層面的共識，減少誤讀和政策實施的阻力，極為必要。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權威人士”的訪談文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領新常態》，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含義、出爐背景、重點任務、經濟政策總體思路進行了全面闡述。看熱鬧者都在猜測“權威人士”到底何人，政策敏感者則認為，這篇訪談文章將新常態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列，意味著新一代中央高層官方經濟學思想體系的最終確立，我們不妨將之稱之為“習近平經濟學”（這種稱呼可以參照當年美國“里根經濟學”）。
“習近平經濟學”的兩大支柱，一是新常態，即關于中國經濟新周期的論述，一是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即關于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在大政方針和發展理念的體系化的論述。歷經兩年的探索和認識，這兩大經濟學思想支柱基本確立。
關于中國經濟新常態，從2014年5月首次提出，到2014年11月在APEC峰會上習近平首次全面闡述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特征及面臨的新的機遇和挑戰，再到2014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筆者在很多場合強調新常態的戰略意義。對于新常態，很多人并沒有從戰略層面進行思考，有人甚至將至視為經濟下行壓力下的一種政策托詞，這在很大程度上矮化了“新常態”對中國經濟政策和經濟戰略的指導意義。筆者多次指出，新一代領導層以“新常態”定義當下的中國經濟，并按照“新常態”在戰略上審慎選擇中國的宏觀政策，絕非簡單制造新的政策詞匯，而是對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后中國經濟進入新的階段之后的戰略性思考和抉擇。近年來，特別是2010年中國經濟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之后，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滑，過去30多年高速增長積累的矛盾和風險逐步凸顯，中國經濟明顯出現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
但是，對中國經濟的下滑、風險的凸顯以及紅利的轉換究竟受外部短期因素影響，還是意味著中國經濟進入到一個新的和過去不同的階段，各界爭論和分歧很大。這種分歧不僅僅是理論的分野，更重要的，其蘊含的宏觀政策的導向完全不同：如果認為中國經濟的減速是外部因素所致，則意味著目前的經濟增長是低于潛在增長率，刺激政策可以大有所為；如果認為中國經濟的減速是內在因素所致，則意味著中國經濟減速的原因是潛在增長率下降，宏觀政策必須對經濟減速保持克制和包容的同時，下決心通過改革解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面臨的問題。習近平關于新常態的一系列論述明白無誤地傳遞出管理層對中國經濟周期的基本判斷：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到一個和過去完全不同的階段，必須用新的思維來思考中國經濟，必須用新的理念謀劃中國經濟，必須用新的政策手段把控經濟的大方向。可以說，這些對中國經濟新周期的正確認識，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奠定了基礎。
作為“習近平經濟學”的第二個支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2015年11月10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首次提出，到2015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新常態”周期下中國經濟如何實現破局的關鍵選擇。這也被外界視為，中國的官方經濟學思想正式告別以前的重“需求管理”，重短期刺激的經濟學，向重視“供給管理”，重視經濟的持續增長動力的經濟學轉變。從注重“需求端”到注重“供給端”，這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后官方經濟學思想轉變的必然選擇。在過去經濟高速增長以及短缺周期下，經濟出現周期性的波動，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刺激，通過控制或者刺激需求，特別是，通過擴大政府投資，熨平短期性的波動，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
但是，這種通過需求端管理經濟的政策一方面具有短期性，除了在一個平面水平上擴大產能，其實無助于經濟潛在增長率的提升；另一方面，在當前中國經濟告別短缺，很多行業出現產能過剩的情況下，無論是政府投資，還是貨幣政策的邊際效應都在急劇下降。中國經濟要實現突破，關鍵不在于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刺激需求，搞重復性建設，而是如何突破增長的瓶頸，通過結構性的改革，破除經濟增長的障礙，提升潛在增長率。從長期看，經濟增長取決于長期潛在增長率，也就是資本、勞動力和技術進步。所以要實現長期可持續增長，僅靠需求側的政策是不足的。必須通過改革、經濟結構調整和科技進步，來提高潛在增長率，也就是改善供給側。這即是“供給經濟學”的基本要義。
在1月4日人民日報權威人士《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領經濟新常態》的訪談文章發表之前，各界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含義等的理解分歧很大，一些人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解讀為與美國里根時代的供給學派一脈相承的東西，中國的一些學者近年來在美國供給學派的基礎上，提出“新供給經濟學”，但縱觀“新供給經濟學”的很多政策主張，大多屬于改革開放以來，很多學者一直主張并推動的東西，并沒有提出真正的新的主張和創見。而且，加強供給端的改革，也是過去10多年中國很多學者著力呼吁推動的事項。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含義而言，筆者非常同意人民日報“權威人士”的看法，那就是，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和外延都既不同于美國的供給學派，也不同于“新供給經濟學”，用“權威人士”的話講，不妨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一個公式來理解，即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如果按照這個解釋，筆者是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種提法的。同時，在官方的語境中，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義概括為“三個五”：一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二是“實行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思路；三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五大重點任務。
這樣，作為“習近平經濟學”兩大支柱的新常態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理論創新層面都具有了較為豐富的政策內涵。按照筆者的理解，所謂“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在制度層面，構建跨越中等陷阱必須的現代金融、產業、財稅等制度體系，放松各種管制，打破壟斷，釋放民間資本的活力；在技術層面，通過營造激勵創新的生態，實現創新驅動；在人力層面，通過教育制度改革，實現人力資本的跨越；在社會保障層面，通過提升社保水平和改革收入分配，實現共享發展。
需要強調的是，“習近平經濟學”中的憂患意識值得關注，比如，認為“在當前全球經濟和國內經濟形勢下，國民經濟不可能通過短期刺激實現V型反彈，可能會經歷一個L型增長階段。”警示“窗口期不是無休止的，問題不會等我們，機遇更不會等我們。”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不得不邁過的坎，是不得不闖過的關。” 表態“要勇于做得罪人的事，否則過得了初一過不了十五，把包袱留給后面，將來會得罪天下老百姓。” 這些認識和表態，可以說是比較罕見的，從另一個側面也能夠感受到高層的決心。
如果說過去的政策靠經常吃興奮劑來提高運動員成績的話，現在的政策則更強調強身健體。這應被視為“習近平經濟學”的真正內涵。（文章來源：《光遠看經濟》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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