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線城市容不下肉身,三、四線城市容不下靈魂。”
那么,新一線城市是否就成了“魚和熊掌兼得”的理想棲息地?至少目前來看,很多人是這么選的。
憑借相對友好的房租房價、寬松的落戶政策、互聯網大廠的入駐,以及還不錯的收入,新一線城市“氣勢如虹”,已經開始逐步代替一線城市,成為國內的“人才磁場”。
現象 1
新一線城市成“人才磁場”,一線城市吸引力下降
更愿意去新一線城市生活和工作已經成為這屆年輕人的選擇。新一線城市與一線城市對畢業生的吸引力,早在2017年就已經開始逆轉。
麥可思從2009年就開始發布《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2020年發布的已是第12次年度報告。
其多年跟蹤畢業生就業選擇發現,新一線城市對畢業生的吸引力不斷增強,本科畢業生選擇在新一線城市就業的比例從2015屆的22%上升到2019屆的26%;而在一線城市就業的比例從2015屆的26%下降至2019屆的20%。
不僅應屆畢業生如此選擇,恒大數據研究院數據顯示,從2016年到2019年,一線城市人才流入占比只有20%,且呈逐漸下降的趨勢;新一線城市人才流入占比則穩定在45%左右,而且逐年上升。
解讀:
新一線城市成了不少人才折中的選擇
選擇新一線城市,是因為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在大城市雖然工作機會較多,然而房價較高,落戶困難;而直接去三、四線城市生活,工作機會、生活便利程度并不盡如人意。于是,介于二者之間的新一線城市就成了折中的選擇。
與一線城市相比,新一線城市有比較多的創業活力,但是又沒有北上廣深讓人燃燒到猝死的壓力。而且這些城市的特色產業,滿足了年輕人對就業和創業的不同需求:想做電商、網紅可以去杭州;而長沙、重慶、成都、鄭州制造業比較發達;如果有志于做外貿,武漢、南京、福州、廈門都可以去看看。
而且這些年,在“搶人大戰”中,新一線城市確實拿出了誠意,比如落戶、租房補貼、購房補貼、生活補貼、創業補助等。
這也讓很多在新一線城市讀書的年輕人,愿意留在當地工作。2019年,全部15個新一線城市本地高校應屆畢業生留存率均超過50%。其中,長沙、杭州、武漢2019年本地高校應屆畢業生留存率均超過60%。杭州、天津、蘇州外省籍學生留在當地的比例,均高于一線城市廣州。
除了應屆畢業生,新一線城市也承接了部分一線城市人才的回流。
以鄭州為例,從一線城市流入鄭州的人才數量是鄭州流入一線城市人才數量的1.25倍。
距離廣州、深圳比較近的東莞,更是承接了大量的一線城市外流人口。
現象 2
對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一線”依然高于“新一線”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新一線城市相對一線城市不同學歷的人才流動率,還是不一樣。
BOSS直聘研究院數據顯示,受教育水平高的人群仍然更傾向于選擇一線城市,盡管新一線城市在努力縮小差距。
從不同學歷人群流入新一線城市及一線城市的比值來看,新一線城市暫時還無法完成對博士人群的吸引,盡管其他學歷水平人才流入新一線城市更多,但依然可以看出,學歷越高,流向一線城市的比例越高。
這顯示出,新一線城市與一線城市相比,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高等教育資源分配等還有一定的差距。
以高等教育資源來看,北京、上海“雙一流”大學力壓所有新一線城市,而畢業生呢,又習慣留在讀書的城市工作,這讓一線城市有了對高素質人才的天然吸引力。
在高等教育資源方面,鄭州在新一線城市中幾乎墊底。
而一線城市更多“總部經濟”的產業結構,對頂尖人才的流向也起了決定性作用。
90后對互聯網大廠的執念,就像50后對國有企業的執念。盡管互聯網大廠的區域總部目前落地了很多新一線城市,但區域總部的業務與總部完全不同,區域總部更多的是拓展、地推,基本承擔的都是銷售的工作,而產品研發、后臺開發等對博士等高學歷人才有吸引力的崗位,基本與區域總部無緣。
解讀:
與人才培養相比,產業才是人才流入關鍵
對博士等高端人才吸引力不足,對很多新一線城市來說是“通病”,“癥結”在于產業結構:與一線城市相比,新一線城市總部經濟相對匱乏,一些高端人才在新一線城市找不到合適的崗位。
博思金融獵頭合伙人欒紅亮說,以金融行業為例,總部在鄭州的銀行只有三家,券商、期貨公司只有一家,資產管理公司、信托公司、私募基金的數量也非常有限。對金融行業的高端人才來說,如果“跳槽”來了新一線城市,未來繼續“跳槽”的機會成本,可能遠高于一線城市。這導致很多高端人才不愿意來新一線城市,即使來了也很難長期留下。
不過,部分新一線城市也在探索人才問題破局:成都、杭州已經找到了一些屬于自己的路徑。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城市已經和一線城市一樣,孕育了當地獨特的經濟生態,讓高端人才需求產業在當地得以落戶。
這對鄭州來說,可能也是一個啟發:與人才培養相比,產業才是人才流入的關鍵。記者陳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