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田麗麗是個黑白分明的摩羯座，她把世間萬物劃分為正確的和錯誤的兩類，永遠堅持自己認定的正確。但命運有時候陰錯陽差，考大學那年，田麗麗報考了她認定正確的新聞專業，卻被調劑到了法學。
我不了解田麗麗在得知這個消息后是否重新做出了判斷，總之，她成了我的同班同學。她和我說起她人生的第二個原則：做了選擇就不再去后悔。
田麗麗毫不猶豫開始重新安排人生。本科畢業她考了法學研究生。幾乎每個周末，田麗麗會搭乘北京731公交車，穿過小半個城市來找我打牌，她會住上一兩晚，趕在周一上課前回學校。
我想田麗麗在頂尖的法學學校里每日并未頭懸梁錐刺股，她每周和我講的學校趣聞，大多是班級里又開展了哪幾場80分升級比賽，女生寢室又贏了男生寢室。給我的感覺，在校研究生們的主線是打牌，輔線才是學習。
直到田麗麗畢業時，我才知道她的學習并未落下，她的畢業論文拿了獎，連她幫別人寫的論文都得了獎。她拿著獎金請我們吃了頓麻辣香鍋。她并不太發愁自己的工作，擺在她面前最明確的兩個選擇是：考公務員和做律師。對于法學專業的學生來說，除了那些有極其明確目標的人，絕大部分畢業生在找工作時都是懷抱著能錄取哪個是哪個的心態。
田麗麗進行兩場公務員考試，一場報考了北京中級法院，一場報考深圳基層法院。最后，她被深圳法院錄取。兩個負責政審的公務員來到田麗麗的學校，審閱她的檔案，和她的同學訪談。向田麗麗介紹了她即將工作的地方剛建成了新辦公樓，那將是全亞洲最現代化的法院，擁有最現代化的法庭。
田麗麗很是期待。她開始一遍遍規劃要做一個好法官，再一步步做成大法官。她匆匆和我們告別，離開她生活七年的北京，在2010年的七夕情人節落地深圳。
深圳對田麗麗而言是個完全陌生的城市，她清楚地記得，去法院報道的第一天因為不認路早下車了一站地，只好步行前往。一站地的距離，田麗麗越走越心涼，道路兩旁都像是臨時搭蓋的房屋，充斥著各種五金店和小賣部，她邊走邊問自己：“這就是我以后要生活的地方？”
走到法院門口，一個中年婦女坐在大門邊的花壇上嘮嘮叨叨，咒罵案子如何不公。田麗麗隔著三四米聽了好一會兒，她猶豫著要不要進去報到。
很多年后，田麗麗還記得那一刻的糾結。最后她還是進去了。新人報到后，最先進行的是職業培訓。新進公務員的職業起點是法官助理，培訓就圍繞著怎么做好這個職位——請了資深的法官教導工作流程，也進行政治教育課，提醒不能枉法裁判，不能司法腐敗。
培訓結束后，田麗麗被分到距離院本部僅一公里的派出法庭。那是個獨立院子，一共七層樓，和博物館共用辦公室。一樓有接待大廳、調解室、監控室。審判區和辦公區用玻璃幕墻隔開，四個審判庭，每個辦公室容納一到兩人，法官獨立一間。
田麗麗所在的法院是深圳最早的司法改革試點單位，目的是實現法官精英化。法院給每個新人都安排了一個師傅，師傅是稍有資歷的法官。田麗麗分到一個快50歲的資深法官。第一天，師傅交給田麗麗一個剛審完的交通案件的案卷，師傅很靦腆，并未多說，只是讓她試著寫寫判決書。他似乎也沒指望新人能寫出完整的判決。
那是一起非常普通的交通案，但作為法院新人，田麗麗根本不知道該怎么辦。交通案件的地域性很強，需要判多少錢與當地工資水平有關。田麗麗只知道法理怎么判，卻不知道判多少。上班第一天，她在法院案庫里按照案由檢索，查看最近的交通案子，看了大約七八十宗案卷，了解這一類型要判賠多少項目，每個項目怎么計算，務工費、傷殘賠償金、精神賠償、被撫養人生活費等等，以及保險公司的責任分擔。
第二天早上，田麗麗按照正常上班時間九點到達法院，打開電腦開始寫判決書。這個案子她寫了一天半，寫了十幾頁。田麗麗把判決書交給師傅，他看完后挺滿意，大概修改了一下，算是大概了解了徒弟的水平。接下來，就是徒弟學師傅。
田麗麗仔細觀察后發現，師傅每天會提前半小時到達法院，在日常中，一周要開十多個庭，短的一小時，長的需要一整天。師傅每周五和周六就會開始閱讀下周要開庭的案卷，他會用鉛筆在紙上寫下開庭要問的問題，夾在卷里。因此，每周六他會到辦公室加班一天，從不間斷。
田麗麗所在的派出法庭，每年需要審結1300到1500宗案子，分到每個法官頭上，一人一年需要審理兩三百個案子。田麗麗一開始覺得這個工作量實在無法承受，幾乎每個工作日都要寫出一個判決，還得庭審和處理其他事務。
普通程序案件的合議庭，多由一個法官和兩名人民陪審員組成。人民陪審員是從陪審員名冊中選出來的，他們基本上都是公務員、老師、醫生和退休人員，每次陪審的報酬是50塊錢。人民陪審員更多是個擺設，他們在庭上很少會提問，庭后的討論也只是個人觀感：“這個人太差勁了，連自己孩子都不養。”人民陪審員從不左右判決的結果，但由于法官人手不足，缺了這兩個人民陪審員，普通程序的案子就沒辦法開庭。
師傅庭審很仔細，問題總是問得很細，遇到情緒激動的當事人，在法庭上控制不住老說重復的話，師傅也很耐心地讓對方說下去，常常一個庭審會沒完沒了地開。
開完庭后，師傅一般都會得出結論，是支持原告還是被告。如果田麗麗的意見和他相左，兩人就會仔細討論。田麗麗是法官助理，不需要參加開庭，她根據師傅庭審的案卷寫判決。
她從上班寫到下班，平均兩天寫三個判決。我們那時都覺得，用不了多久，田麗麗就會按照她所規劃的那樣，成為一個優秀的大法官。
二
2012年，我到深圳看田麗麗。她的宿舍樓在一個老舊民宅里，三個同事共用不到100平米的房子，每人一個房間。樓上樓下都住著她的同事，大家一起坐班車，一起上班下班，三餐都在一起吃，飯桌上討論的都是案子，和學生時代并沒有太多差別。
田麗麗正忙著全國法院的征文比賽，前一年她選了民事審判的題目，這一年她在寫一個銀行卡盜刷的案例研究。我發現田麗麗工作起來得心應手，而且很有規律。每周五下午是她自己規定的學習時間，那個下午她不寫判決，會學習最新的法規和判例，總結審理過的案子。她發現自己審的銀行卡盜刷案都沒有被改判，說明思路和上級法院是一致的。她認真研究每個案子，總結出銀行卡盜刷的重點是舉證責任的分配，就此寫了篇論文。
但田麗麗開始有了抱怨，經常嘮叨工作中的瑣碎。她遇到了一個交通案，肇事人是個外地打工的年輕人，他的面包車在紅綠燈路口撞了人。田麗麗對他的第一印象是善良老實，傷殘事故的賠償近十萬，年輕人沒有上交強險，又是外來務工者，這筆費用著實不小。
田麗麗在內心是有偏向的，她希望能幫年輕人調解，或者爭取少判點錢。但在法庭上，年輕人要求調取監控錄像，這時距離他撞人已經超過半年，而此前他對交通認定書并沒有異議。田麗麗向他解釋：“第一，你沒有在法定期限內提出調查取證，第二，你提出的取證對我們沒有意義，我們不能去修改責任認定書。”還有一點，田麗麗沒說出來，法院調查取證很難得到配合，他們根本調取不到這個錄像。
年輕人不聽，又要求重新做傷殘鑒定，“他要求患者完全痊愈后重新做鑒定，這不符合法醫學的意見。”田麗麗向我抱怨。
不管田麗麗怎么向他解釋都沒用，年輕人非常激動，甚至說法院偏向原告，這讓田麗麗很受傷。事情發展到后來，年輕人天天帶著他七八十歲的母親來法院鬧，在開庭過程中沖撞書記員，還打了書記員。田麗麗最后秉公判決了這個案子，年輕人上訴后，上級法院維持原判。
法院前輩們給田麗麗的意見是：“案子不能投入太多，每個人你都會覺得很可憐，但其實并不值得可憐。久而久之，你見怪不怪，變得麻木就好了。”
我想，田麗麗并不希望變成這樣。她告訴我，她想回北京。
她開始到處托人在北京找工作。問及原因，她說：“基層法官并不是一個有尊嚴的職業。”她講了她遇到的另一個勞動爭議案子，當事人是個IT公司的員工，在公司的國外駐地打架被調回國，他開始鬧事，公司就把他開除了。案子到田麗麗的法院，判了這家公司違法解除。這名員工又回去上班，但他同時提出一個勞動爭議案件，要求公司補發他被開除后的工資，法院支持了他。員工勝訴后，在博客上天天辱罵公司領導，公司受不了了，與他談了協商解除勞動合同的協議，賠償他60多萬元，讓他離開。
但他簽完協議就后悔了，又到法院起訴，要求認定這份協議無效。這一次，法院并沒有支持他。他開始在博客上辱罵法官和書記員，跑到法院又立了一堆案，包括要求公司公開道歉。
最后，這名員工跑到法院大鬧，罵哭書記員，在電梯里辱罵田麗麗的師傅。師傅的脾氣是出了名的好，也忍不住寫了申請，希望以擾亂法庭秩序的名義拘留這名員工。院長沒批，副院長接待了員工，談了兩次，要求他刪除攻擊語言。他卻變本加厲到法院鬧，師傅再次提出申請拘留他，院長還是沒同意。
“太失望了，對這種人不能讓步，這個時候院長沒有維護審判人員的尊嚴，整個庭都非常泄氣，我們都覺得，遇到事情，根本沒有人會為我們撐腰，”田麗麗抱怨，“在維穩這件事情上，我們吃了很多悶虧。我覺得只要案子是站得住腳的，經得起檢查的，就不應該讓步。”
另有一次，一個河南打工者在深圳被車撞死，政府用維穩的錢賠了死者父母八九十萬，結果錢拿回老家被兒媳婦占了，老兩口又跑回深圳法院，躺在法院門口，要求幫他們主持公道。法官們出來解釋：“你們應該回河南打繼承官司。”但他們說，河南的法官不會管的。正好那年趕上大運會，法院為了維穩，趕緊給老兩口安排了住處，只要他們出門吃飯，就得派人跟在后面買單。
“到最后，就好像是我們干了什么傷天害理的事情。”田麗麗說。
三
對我來說，法官這個職業是最近五六年才逐漸清晰起來的。我的奶奶曾經是名人民法官，印象中，她永遠是一身藍色制服，頭發梳得一絲不茍，說話理直氣壯。奶奶的原則性很強，很多時候，她的臉上就刻著“不可侵犯”四個字。在她60多歲時，還保持著每天早上起來誦讀法條的習慣。
小時候，我曾去過奶奶的法庭，那是一個極其普通的房間，木質的舊椅子，有些小喧鬧。我讀了法學專業，在奶奶看來，是繼承了她的衣缽。我也曾經想象過成為一名法官，但我想象中的畫面，大多是外國電影和港劇里的法官角色。而我第一次正式參觀法庭，是在大學，老師帶我們去旁聽法院的庭審。
那是位于北京的朝陽法院，方方正正的大樓和高懸的國徽讓我感覺肅穆威嚴，同學們都屏住了呼吸，小心翼翼。法庭給我的最初感覺，并不像是個打官司的地方，更像個神壇，而其中最顯目的就是法官。每次在法庭里，我都會有種錯覺，認為法官們的身軀都異常龐大，他們似乎比正常人高大許多。我猜那是椅子的緣故，或者是法袍的緣故。
大學畢業后，決定選擇法官職業的同學都報考了研究生。我不想再讀書，便開始工作。我很難在學生時代把那些準備做法官的同學們，和這份職業聯系在一起，對很多法學學生而言，法官太神圣了。
我的法官朋友們，大多是女生。她（他）們并沒有比正常人更高大的身軀，彼此也并不相似，有普通人身上所有的毛病，也常常腦子不清楚，有時候辯論起來，說話總是沒邏輯。
有時候，我會詢問她們一些熱門法律問題，比如某個法律修正案什么時候出臺？她們一臉怒氣：“這我上哪兒知道？”我拿報紙上的熱門案例請教她們，得到的答復往往是：“我也不清楚啊，知道的和你一樣。”但我們一聊起某個離婚八卦，她們分析起財產分割和撫養權總是頭頭是道。
法官朋友們總是很窮。起初我不相信，因為她們衣食住行基本都是單位負責，根本沒有花錢的時間和地方。法官朋友們總是在加班，晚上在加班，周末也在加班，她們好像比任何職業都忙。
每次聚會，她們總會雞毛蒜皮地講一些瑣事，都是工作中遇到的小事，用法言法語的表達方式，讓人一頭霧水。當我身邊的法官朋友越來越多時，我覺得這真是個怨氣很重的職業。她們似乎無時無刻不在抱怨，似乎每個人都干不下去了。
四
王簫是田麗麗研究生時期最要好的同學，也就成了我的朋友。我有時候會想，她們真是截然相反的兩個人。田麗麗渴望成功，王簫安于生活，田麗麗不談戀愛不結婚不生娃也沒有這些計劃，王簫大學一畢業就按部就班開始解決這些人生難題，而且非常熱心地幫助別人去解決這些難題。
王簫進入法院工作，并沒有太出乎大家的意料。她和老一輩人的想法一樣，認為女孩子應該去做公務員，有保障又穩定，錢的事情讓男人去愁。
剛入法院的頭兩年，王簫談得最多的是分房。這也是我的法官朋友們最熱衷談論的事情，從他們進入這個系統的第一天起，就翹首盼望能夠分到一套房子。2010年，和王簫同一批進入北京某基層法院的有近70人，他們住在法院的公租房里，兩居的租金是4500元，一居租金大約2700元，據說這是周邊房租的八折。法官們需要一次繳完一年租金，而剛進法院的碩士生，每個月工資只有3600元左右。
法院朋友們的聊天話題，總是圍繞“大概什么時候會分房？”。不幸的是，王簫所在的法院在2008年已經分過一次房，2005年之后入院的公務員都沒有資格享受。而他們所在的區域寸土寸金。我去過王簫的辦公室，六個人擠在一間不到20平米的房間里，每人除了一張辦公室，還配有一個案卷柜，平時走路都要側著身。
很快，王簫的話題轉變為“還會不會分房？”。每次提及，她都一臉沮喪唉聲嘆氣。在法院的第三年，王簫終于等不及了。她和家人在距離法院一個小時路程的地方買了房，開始準備進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生孩子。
我從田麗麗口中得知，王簫的新階段并不太順利。后來我還聽說，這兩年，基層法院的很多適齡女法官在懷第一個孩子時，都會流產。大家私底下議論猜測，這也許和工作壓力太大有關。
王簫的工作狀態是，每天早晨七點半出門，九點換好制服開始上班。案多庭少，法庭不夠用，王簫需要和其他法官合用一個法庭，她的庭審時間都排在了下午。整個上午，王簫都在寫判決書，大多數案子光證據就有二三十份，她都要仔細閱讀。她還要見縫插針地打調解電話，聽聽各方意見和訴求，幫著分析利弊。
好幾次，我在工作日的中午去找王簫吃飯。她坐下之后第一個動作就是喝水，一口氣喝上兩三杯：“一上午忙得水都沒時間喝一口。”這完全顛覆了我對公務員們“喝茶看報”的想象。
王簫午飯的時間很短，她總是急著回辦公室閱卷。下午一點半，開第一個庭，她把第二個庭排在三點，但實際上每個庭審都會多用一些時間。等到所有的庭都開完，也已經快要下班了，許多同事會選擇在法院吃飯，再加班。但王簫需要趕回家做飯，晚上再加班寫判決。
經常加班，并不是因為王簫的工作效率有問題，她是一個辦事極其利落的姑娘，她所在法庭要求每人每月的任務量是25到30件案子。自從2015年5月立案登記制實施后，要求“有案必立，有訴必應”，法院的案子一下子曾爆炸狀，尤其在民商庭，每人每年要結完400多件案子，還會遺留300多件未結案。
為此，北京一些基層法院的規定是，每年九月份開始，每周二、四加班到八點半，一直加到12月30日。有些法院則規定，周六上班，正常打卡，不上班的通報批評。
即便如此，案子還是審不完判不完，當事人便常常打電話來催促，問題大多是：“為什么還沒有結案？”，“為什么這么慢？”王簫不得不一個個解釋：“這案子也有個先來后到，您再等等。”等久了，當事人總是不放心，一而再再而三來詢問。有些法官受不了，工作時間每分每秒被電話轟炸，直接就拔了電話線，或者拿件衣服蓋住電話。
找不到法官，當事人更急了，便開始投訴法官。田麗麗問過王簫：“遇到這種投訴，你們院會怎么辦？”王簫說，會有相關部門去接待，不會反映到我們這里。
但在深圳，田麗麗的司法改革試點法院，投訴的渠道五花八門。田麗麗形容說，她所在的法院就像個餐廳，是個服務機構。信訪辦就設立在立案大廳旁邊，全院脾氣最好的兩個人坐在那里，一周五天工作。他們接待完投訴人，把投訴內容抄送所有與被投訴人相關的領導和工作人員，這條投訴信息會出現在被投訴人的OA辦公系統的待辦事項里——如果你不處理，它就會隨時跳出提醒。
投訴人還可以去區政府、司法局、街道辦、檢察院、中級法院，幾乎到哪里都能投訴到田麗麗。深圳市中級法院還研發出一個便民措施，直接撥打投訴熱線，熱線電話將自動生成一條短信發送到被投訴人的手機。如果收不到被投訴人的書面回復，就不斷發送短信提醒。
在北京，王簫的法院，有時候當事人找不到法官，便跑到法院門口，大喊法官的名字，后面再加上一句“枉法裁判，不公正”，法官們就能直接犯焦慮癥。
整個2015年，王簫身邊人心浮動，許多同事都想辭職。進入法院工作要簽訂一個五年的合同，合同期滿才能辭職。每年的7月，就是辭職高峰。2015年，王簫這一屆的法官入職剛滿五年，一下子就有17個人提出辭職。但北京基層法院的人手實在太緊缺，有些法院不批準辭職，有些則會壓到年底才批。
同事們離開的時候，王簫正在休產假，她的這一胎終于順利分娩了。我去看她，她抱著孩子，還在擔心法院的工作。在我看來，王簫顯然是很適合法官這個職業的，她沒有太多的欲望和需求，但我不知道，這份忙碌的工作是否會擠占她未來的人生。
五
在深圳，田麗麗也謀思著她的辭職。基層法院的工作其實是平凡普通的，但她發現自己最終記住的，都是那些傷害她的案子。起初她還好言好語，給當事人普法，時間長了，耐心也漸漸失去。而且，這些還只是外部矛盾。在法院內部，圍繞著分工和晉升，又有數不清的矛盾。
進入法院之前，田麗麗對我說，她期待有個途徑能夠晉升到高院，多做研究型工作。但進入系統一兩年就發現，除了重新考試、進行遴選，根本沒有這個可能。整個法院晉升的體系極其不健全——以前法官們靠熬年頭還可以晉升，現在連熬年頭都不行了。
田麗麗所在的法院，司法改革員額制試點得稍早。所謂員額制，極大程度地削減了法官隊伍，要求法官員額不高于法院工作人員的39%。這意味著，田麗麗這個法官助理晉升為法官，需要更長的時間。而她在其他法院的同學們，工作兩年就已經是法官。
考核法官的標準也讓田麗麗不服氣，其中之一就是上訴改判率。田麗麗說，在法院內部有個說法是“做多錯多”——“審得多的人肯定錯得多。不干活的人，判決書永遠不會出錯，他們更容易晉升。”田麗麗的師傅兢兢業業，直到快50歲才混了一個正科級。田麗麗后來改做法院領導的法官助理，對方的審判風格是每個庭審十分鐘完事，什么問題都不問，讓寫判決的田麗麗去發補充詢問，書面再了解。
每年評法院先進，是田麗麗最受挫的時刻。頭兩年，她都是法庭同事們認可的先進人選，但領導一句“再考慮考慮”，就能直接把她淘汰，“不是說你是干得最好的那個，就能得到一個公平的待遇，很多時候，你還要和領導的關系夠好。”
有一年，田麗麗來北京出差，提及法院辭職的前輩：“有個法官審理拆遷，兩次都沒能通過審判管理委員會，領導讓他再回去想想，后來他要求調離崗位，最后辭職了，這就是因為他的良心不能接受，但也有人就忍氣吞聲了。”
我了解田麗麗黑白分明的性格，即便遇到領導打了招呼的案子，她肯定還是秉公辦理。她說：“我遇到的也就幾次，領導把我叫到辦公室，意思是盡可能支持‘他們’，我能做的就是對領導請托的人態度好點，多給他們一些建議。”
2014年，田麗麗終于辭了職，她決定回北京做律師。在提出辭職之后，她和第一個師傅長談了一番，聊到現狀和遇到的事情，兩人都很失望。在那次IT公司員工鬧訪的案子之后，師傅調離了審判崗位，從事法院行政工作。
在北京，我和田麗麗又恢復了學生時期的熱絡來往。她常常會提及自己那幾年的法官生涯，但沒有一刻后悔離職。
六
自從2007年畢業以來，我那些做法官的朋友們如今大多已辭職。理由大多相似：沒錢、忙、沒有上升空間、沒有職業尊嚴。
陳傳辭職后，發了瘋似的想賺錢，他需要養家，孩子要上學，老婆要買新衣服。在法院工作的那五年，他去超市只挑帶黃色標簽的特價品，從來沒有離開北京旅行，不是沒時間，是真的沒錢。他老罵自己的老婆，不工作還這么敗家，其實她只是偶爾去服裝批發市場買幾件衣服。他告訴我，他每月工資4200元，每3個月發1500塊錢獎金，年底有1萬元獎金。光是法院給他租的房子，每月就要3000多元房租。他展望了一下未來，即便熬到庭長，每個月也就7000多元工資，哪怕院長也就1萬多元。
宋峰是在2014年從北京海淀區法院辭職的，他選擇去大公司做法務。他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大很多，他開玩笑說，剛進法院時，庭長語重心長說，你們好好干，我們這里成長得非常快。五年后，一照鏡子，果然成長得快。外面世界的誘惑很大，工作滿五年的法官找個年收入二三十萬的工作并不難。
宋峰也試圖尋找過法院內部的上升空間，“但中國的現實是，判決書好壞換不來法官的聲譽，更別提經濟利益。”法院內唯一的上升通道，就是官職的變化，幾乎所有還有職業追求的人，都在競爭副庭長，一個庭配備兩到三個副庭長，海淀法院不超過15個庭。但即便競爭上了副庭長，從副庭長到庭長這段路，95%的人走一輩子到達不了。
這些離職的法官們，有人成為公司法務，也有去做律師。法官圈里把法院稱為“北京律師培訓學校”。盡管法官轉行做律師，有一定的從業限制，但并沒有讓這些辭職者畏難。
“即使后來做了律師，在法庭上被法官呼來喝去，會想起自己曾經也在這么一個審判崗位，和臺上坐著的人曾經一起戰斗過，但理性想想，也不會后悔。”宋峰說。法官圈里，還流傳著一句話：“辭職了的法官沒有一個是后悔的。”
但在這股辭職風潮中，我的法官朋友李君則選擇了另一種需要秘密進行的解決方案：他開始學佛并皈依。最初的原因是工作壓力和感情不順，后來他告訴我，他發覺佛法比法律高級多了。
“佛法要求破我執，原來很多東西我放不下，現在就可以放下了，原來我會覺得我要努力去做，每年拿優秀，往上走，當專家型法官。現在我不會把這些東西看得太重，”李君說，“我說不清楚這是學佛的原因，還是我權衡利弊之后作出的選擇。”
我想起他最初做法官之時，總是半開玩笑展露自己的野心，“我要做個公正無私的好法官”，“我想當院長”。他那時總在尋找正當向上的路徑，遴選高院或者最高院，競聘崗位，但最后都發現此路不通。
在法院，常常有各種關系戶來打招呼，方式千奇百怪，有領導私聊，也有領導在卷宗里夾紙條要求偏袒的。時間長了，連普通同事都會來打招呼。李君起初置之不理，然后開始困惑。在同學聚會上，他嚴肅地問我們：這該怎么辦？大家開玩笑讓他守住底線。
但法官們也說，許多案子都是可左可右的，法院內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守住底線。法院的老前輩會告誡新法官，碰到這種困惑，“幫人不害人”。李君為了守住底線，似乎已經斷送了領導的信任。
2016年，中國開始全面推行法院司法改革的員額制，要求法官員額不高于法院工作人員的39%。每個地區根據不同情況調配具體比例。在上海的試點是，法官人數不超過法院人數的33%。這個規定出臺后，許多法官將被降級為法官助理，沒有審理案子的資格。李君也開始擔心，他將失去法官這個崗位。
王簫聽說在基層法院內部，只有2013年之前成為法官的人，才有資格去參加這個考試。“我都有點灰心，考了估計也是炮灰。”她說。
在北京，離職的法官們組建了一個微信群，取名“守望的距離”，已經快有500人。這些前法官們在群里面每天進行業務探討，有群員把大家每天的聊天記錄整理出來，分成各個章節，分別是：股份回購，戶口遷移，合同詐騙，案件的民事保全問題等等。這些從不后悔離開法院的法官們，似乎只是換了一個身份，繼續守望著法庭。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提到的法官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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