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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女子的“怒斥”尚在耳邊，北京市衛生計生委的“新規”剛剛下發，人民警察的“抓捕”還未結束，醫院門前的“號販子”卻又上崗了。人們發現，在如此風口之上、高壓之下，他們依然在北京各大醫院門前出沒，甚至都沒有采取遮掩措施，而且“分工明確、運轉良好”。這讓人感到十分意外和震驚：“號販子”沒得治了？

有人評論，“號販子”死灰復燃，且如此之快，乃是“松懈”的緣故，醫院和公安部門的“組合拳”停打了。這是怎樣的一套“組合拳”呢？門診樓里多了監管人員，醫院門口多了頻頻巡查的便衣警察和責任落實的保安。

也有人表示，要加強對“累犯”的監管，加大對“號販子”的懲處力度。怎么加大力度呢？依據刑法第225條第4項對“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的規定，可將“號販子”歸為非法經營罪，從而使其拘留時間不限于10日以下。

還有人指路，學學鐵路賣票，看病掛號實名制，“號販子”就無空子可鉆了。有的醫院不早就實名制了嗎？怎么也有“號販子”呢？那是醫院不夠“實”，一定要嚴格實名！

然而，即便是出招的人也承認，這些辦法治標不治本。事實上，很多時候是不現實的，連標也治不了。

早在1998年，北京東城公安分局就針對同仁醫院的“號販子”展開統一打擊行動，抓獲“號販子”138名。2005年，衛生部、公安部等部委決定，在全國范圍內組織開展嚴厲打擊“號販子”“醫托”專項執法行動，允許公安機關進駐醫院，設立警務工作室，進行現場打擊。2015年，北京警方又一次開展集中整治“號販子”專項行動，出動50余次，僅在北京兒童醫院，就抓獲“號販子”245人。

可是，“號販子”并沒有隨著這樣的雷霆行動消失，反而有愈加猖獗之勢。北京一家大醫院的領導說，“號販子”也有“抗藥性”了！原來公安一打能管半年，現在連一個月都管不了。這話不假。北京公安上個月剛出動過，卻沒有影響“號販子”這個月繼續上崗。實名制等手段在實踐中也面臨相同的尷尬。

有人指出，行政的、司法的、技術的手段并不能根除“號販子”，只會導致他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要想真正治療醫院的這塊“牛皮癬”，必須另想辦法，比如分級診療。中國醫院協會副秘書長莊一強就表示，優質醫療資源的短缺和無序的分配導致了“號販子”的野草模式，因此，打擊“號販子”是標，加強分級診療是本。“如果全國人民都來北京看病，即便沒有‘號販子’，北京的醫院也是不堪重負的。”

邏輯似乎不錯：患者的堆積造成了一號難求，“號販子”進而趁機求財；如果將患者分流，“號販子”豈不成了無本之木？問題是，現實卻很殘酷：分級診療本身還在“患腦梗阻”呢，哪來余力除“號販子”？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房莉杰指出，雖然近幾年國家一再強調分級診療的重要性，并且于2015年9月發布了《關于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指導意見》，但是分級診療至今仍是“鏡花水月”，難以從夢想照進現實。她在南方某開展分級診療試點的城市調研時發現，其分級診療幾經調整，還是難以找到合適的路徑。

起初，該市基層醫療機構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馬上導致了基層診療服務量的下降；接下來嘗試“醫聯體”模式，將基層醫療機構并入二級醫院，服務量上升了，但是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受到了忽視；后來又嘗試將基層醫療機構的公共衛生服務分離出來，成立單獨機構，卻發現“健康管理”是一個整體，分不開；目前的結果是，部分地恢復到改革前的狀況。

莊一強也指出，“長效機制應是基于利益條件下的共同發展，而不是基于行政手段。然而，目前我國的分級診療缺少這種考慮，仍以傳統的行政命令為驅動?！?/p>

那么，“號販子”的毒還有別的解法嗎？

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鵬也曾向“號販子”買過專家號，給父親治療脂肪瘤，并引發了一場經濟學者和醫生的對談。他認為，醫療資源供給不足，特別是優質醫療資源供給不足，是我國醫療行業出現這些亂象的根本原因。不過，他開出的“處方”卻又不同：放開行政管制，既放開價格管制、更放開準入管制，通過市場價格引導供給增加，才是解決“號販子”問題的關鍵。

他的理由是，之所以出現“號販子”，必然是因為存在價格管制，但這個管制價格低于醫療服務的市場均衡價，價差構成了“號販子”的生存空間。而這種價格管制產生的前提，往往是市場進入壁壘帶來的資源供給不足所致。醫療行業正是如此。

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醫生章蓉婭也持類似的觀點。她在2012年就曾撰文呼吁，要提高醫院診療普遍水平；要建立家庭醫生或社區醫生的初診和轉診體制；要提高醫生的掛號費，讓它更接近醫生的實際價值；允許醫生自由執業，實現優秀醫生的自由流動，給醫生行醫松綁，方是讓“號販子”消失的大道。

雖然抱有良策，可是面對眼前的“號販子”，章蓉婭也只能“落荒而逃”：“今天中午我穿著便服吃飯回來，經過掛號大廳門口，一路上聽到三個人大聲問我‘專家號要嗎？’一想到他們魚肉著我們醫生和病人，我真想沖上去揍他們一頓，但是考慮到對方人高馬大，且是有組織有預謀，我只能惡狠狠地回了一句‘我不要’！然后落荒而逃。”（記者董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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