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維凱（1963-），中央音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中國音樂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委員，全國音樂美學學會常務理事。1997至2001年曾擔任音樂學系副主任，2001年至2011年擔任附中校長。所授課程：《音樂美學基礎》、《西方音樂美學史》。主要論著：《情感藝術的美學歷程——西方音樂思想史中的情感論美學》（2008年榮獲中國音樂金鐘獎首屆理論評論獎著作類二等獎）、《音樂美學》（合著）、《中國藝術教育大系•音樂卷•音樂美學教程》（合著），另在國家級核心音樂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其中《音樂審美經驗的感性論原理》一文于1999年榮獲首屆“文化部文化藝術科學優秀成果獎”（三等獎），《全面的現代化，充分的世界化：當代中國音樂文化的必由之路》一文獲“第八屆中國音樂金鐘獎理論評論獎”（優秀獎）。2000年榮獲“楊雪蘭音樂教育獎”；2001年、2006年兩度入選“北京市培養新世紀社科理論人才百人工程”；2015年入選北京市“四個一批”人才工程。
人生中有許多寶貴的時光，只有在變成回憶時，我們才會知道它真正的價值。隨著年齡的增長，這樣的回憶漸漸多了起來，一些往事，常常會變得比剛剛經歷過的事情更加歷歷在目。不僅是記憶猶新，而且是記憶“勝新”。
在我的那些“勝新”的記憶中，有一段時光，有一個人，永遠是最最清晰的，那就是我的大學時代，和我大學時代的導師——張前。
與張前先生的這份師生之緣，是在我的同窗好友周海宏的引見下結成的。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我和周海宏同在中央音樂學院的音樂學系讀本科，學制五年。在上到大四的時候，按照系里的規定，每個學生都要開始定專業，選導師了。同班的其他同學好像早已成竹在胸，各個名花有主。周海宏是沈陽人，他和張前老師算是“老鄉”，入學前就曾通過親友的介紹，得到過張老師的指點，對張老師的學問和為人都有一些了解，所以，他選擇張前老師來做導師，更可謂“蓄謀已久”。而那個時候的我，卻還從來沒有見過張前老師的面。只是覺得我的這位周同學是個聰明人，他的選擇一定不會有錯。于是，在尚不知導師為何許人，也不知音樂美學為何物的情況下，我就這樣懵懵懂懂地跟著周海宏一起，撞到了張前老師的門下。二十多年之后，周海宏在他的文章中提起過這段往事，在他的回憶中，我好像是打了頭陣，率先上前向張老師表白了拜師求學的愿望，這個細節似乎多少有點虛構的成分，但卻真實反映了我在見到張前老師那一刻的心情：欣喜、興奮，毫無猶豫。
在人與人的交往中，我相信緣分，更相信直覺。自見到張前老師的第一面，我便斷定：這是一位難得的好老師。在隨后從大學四年級一直到碩士畢業這五年的時間里，在與張老師相遇、相處、相知的歲月中，我的這一最初印象不斷地被經驗和事實所驗證。僅就我個人的生活經歷而言，跟隨張老師學習的這五年，是自己一生中最愉快、最充實的階段，也是思想最為活躍、學術視野大開的階段。雖然已經二十多個年頭過去了，時至今日，眼前仍然會不時地浮現出這樣一幕：我背上雙肩包，騎著自行車，斜穿過京城的大街小巷，從西城區鮑家街的校園趕往東城區安定門內的分司廳胡同，敲開張老師的家門……，每周一次的專業課，就這樣開始了：在張前老師那間不足8平米的“書房兼臥房兼視聽室”里，師生二人促膝相談。每一個核心概念的使用，每一個基本觀點的表述，立論的依據，資料的索引，以及論文的體例、結構，等等……，論文寫作的一個個步驟，一處處環節，都在張老師縝密而清晰的思維中經受著嚴格的檢驗，此時的我，完全忘卻了時間，只知道杯中的茶水涼了又兌熱的，熱了又變涼的，直到最后終于聽到張老師一聲：“好，妥了，今天就這樣。”我才耳紅臉漲的回過神來，匆忙收拾起早已堆成一堆的書本紙筆。通常，課后張老師都要留我一起共進午餐，可是說實在話，張老師的午餐對我來說實在是太沒有吸引力了，一鍋白面條，就著一盤炒西紅柿或者花菜、圓白菜之類的東西，幾乎頓頓如此。真正吸引我課后留下來的原因，是張老師家里的藏品——一摞摞似乎永遠看不完的音樂錄像資料片。上世紀八十年代，尚無“光盤”問世，更沒有今天的互聯網技術，為了解決當時國內從事音樂學研究所面臨的視聽資料匱乏的問題，張前老師從日本歸國時，帶回來滿滿幾十箱的錄音、錄像帶，由于體量過大，以至于這些“行李”被海關當作走私嫌疑物品扣了下來，最后不得不由單位開具公函，證明為教學用學術資料，才輾轉回到手中。每次在張老師家上完課之后，最興奮的就是打開電視機觀看錄像片，午飯之前，先飽餐一頓音樂視聽的饕餮盛宴——純正古典音樂的“名家、名演、名作”。張老師的收藏中不乏珍貴的歷史影像資料，諸如著名鋼琴家魯賓斯坦、霍洛維茨演奏的貝多芬和肖邦作品；古爾德演奏的巴赫、莫扎特；小提琴家奧伊斯特拉赫年輕時的獨奏、重奏影像；小提琴家海菲茨、大提琴家羅斯特洛波維奇的個人專題片；卡拉斯演唱的歌劇《卡門》選段以及薩爾茨堡音樂節上的黑人女高音歌唱家杰西•諾曼與小澤征爾……等等。當時的中國，雖然已經改革開放近十年，但在官方媒體上還很難見到這些古典音樂名家的身影，即使在音樂學院的圖書館里，這些珍貴的影像資料也非常稀缺。張前老師是利用在日本做訪問學者的機會，幾年里日積月累四處搜集，節衣縮食地籌錢購買，甚至從電視音樂節目中一點點轉錄，才積攢出這樣一批收藏。
正是由于擁有這樣一批寶貴的音像資料，張前老師回國后不久，便在中央音樂學院開設了一門名為“音樂名演賞析”（后更名為“音樂表演美學”）的課程，面向全院表演專業的學生，結合西方古典音樂演奏、演唱名家的實例，講授音樂表演中的不同風格及其美學觀念的演進。除了每周到張老師家上課的機會之外，我和周海宏還一起旁聽了一輪張前老師的這門共同課，目睹了張老師在講臺上循循善誘、科學嚴謹的教學風格。直到現在，我還能聽到一些當年聽課的學生而今已是學院教學骨干的中青年教師們說，作為表演專業的學生，他們在大學讀書期間所修的最具有實用價值的音樂學課程，就是張前老師的這門課。每當此時，我都會不無炫耀地對他們說：“張前老師，那就是我的導師。”
的確，我一生都為自己擁有這么好的一位導師而感到榮幸和自豪。不僅如此，當我也成為學生們的導師，也指導別人進行學士、碩士直到博士論文的寫作時，張老師授課時的形象，乃至語音、神態，都會時時浮現在我的眼前。尤其是當學生們遇到困難和一些難以解答的疑問時，回顧一下我自己的學生時代，想一想張前老師，便會油然獲得一股支撐我平復焦慮和困惑的力量。其實一直到現在，每當有個別學生在碩士或博士學位論文的寫作中遇到“坎兒”有點不知所措，而我這個導師也有些一籌莫展的時候，我就會讓他們找張前老師這位“師爺爺”去聊聊。因為張前老師最善于激發學生的靈感。從多年師從于張前老師的經歷中，我體會到張老師教學的與眾不同之處在于，他不會像有些導師那樣，猶如一名交警，站在那里給你指揮方向，規定路線；也不是像放風箏一般，永遠用一根線把學生牽在手上。張老師是讓學生把自己的思維當作活潑的、有生命力的小鳥，而他則幫助你把囚禁著這只小鳥的籠子打開、拆掉，任其自由地飛翔，而此時的張老師又會變成空氣，無論鳥兒飛得多高、多遠，都會被這無形但又無比強大的浮力托舉著，高飛遠舉。每一只這樣的“思維之鳥”都會有自己的個性，它們大小不一、強弱不同，不僅飛行的方式、高度和速度會有差異，就連各自飛往的目標也不盡相同。但無論它是怎樣的一只，無論它要飛向何方，在張前老師那里，都會得到最好的哺育和扶助，從而看到學術天空的遼闊，享受到探索之旅的快樂。因材施教、因勢利導，在張前老師的教學中，我的確深深地領會到了。
和張前老師在一起的學生們，永遠是幸福而快樂的，因為我們從張老師那里不僅能得到獲取真知的滿足感，而且能享受到思維和心靈得以自由翱翔的樂趣。張老師之所以能夠給予學生這樣的快樂，除卻他淵博的學識和開闊的學術視野之外，還有一點或許更為重要，那就是寬廣包容的胸懷和善于傾聽別人的習慣。只要是一個與張老師有過深入交談的學生，都一定會記住這位老先生在傾聽你講話時那副專注而誠懇的神態：有點厚度的近視鏡片后面，是一雙好像總是瞇縫著但卻透露出智慧光芒的眼睛，這雙眼睛凝視著你，充滿了信任和鼓勵，鞭策與期望。在張老師的課上，我和周海宏經常會高談闊論，海闊天空，其中不乏有些語無倫次甚至是胡說八道，但張老師從不斷然制止，而總是一如既往地認真傾聽著，間或用提問和建議，幫我們梳理概念，調整思路，把一些凌亂的思緒和偶然碰撞出的火花，逐步整合成型，排列成章。我的本科論文和碩士論文，都是在這種背景下完成的。尤其是碩士論文《音樂審美經驗的感性論原理》，最能夠體現出張前老師對我學術思想的影響力。在這篇文章中，我大膽提出：推翻理性至上論的思想桎梏，把音樂美學的哲學基礎，從西方幾百年來的理性主義認識論中解脫出來，將“感性”確立為與理性具有同等地位的“人的本質力量”，進而重新審視人類音樂審美活動的對象屬性、思維方式和目的指向。這一理論構想在當時確有些“指點江山氣吞山河”的意味，如果沒有張前老師的包容和激勵，一個剛剛接觸音樂美學沒有幾年的二十幾歲“毛頭小子”，怎敢如此“口出狂言”？這種學術上的“膽大妄為”，可以說，就是被張老師給“慣出來的”。在理論觀點上，張老師能夠最大限度地尊重學生的獨立思考，即使遇到與他本人想法相左的觀點，也會鼓勵你把道理講出來，在邏輯上弄清楚。張老師推崇胡適先生的一句話：“大膽設想，小心求證”，以此為準則，他在為學生打開視野的同時，隨時以犀利的目光，檢驗著你立論的根據和種種概念、范疇間的邏輯關系。我和周海宏都有過被張老師追問到啞口無言的經歷。記得有幾次下午去上課，當我趕到張老師家里時，周海宏上午的課還在繼續，于是我只得先在一邊旁聽，聽著聽著便又加入了討論，插話、提問、爭辯，不知不覺中，一個下午就過去了。正是在張前老師這種嚴格的指導和一絲不茍的精神引領下，我們在治學水平得到不斷提升的同時，也取得了經得起時間和邏輯檢驗的學術成果。我在張前老師指導下完成的那篇碩士論文，在1999年文化部首屆“文化藝術科學優秀成果獎”中，獲得了三等獎。雖然只是三等獎，但由于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五十周年來此類項目的首次評獎，且參評者不限年齡，參評成果不分時間、不分種類，因此參評著作的數量和質量都可謂“空前絕后”。最終，一等獎的獲得者幾乎全部是“已故”者，而且大部分獲獎成果都是已經出版多年的學術專著。而我這篇區區三萬余字的碩士論文，竟然能夠躋身于獲獎行列，足見其意義非比尋常。頒獎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我作為最年輕的獲獎者代表（當年36歲）上臺發言，談了自己的獲獎感言和治學體會。而那一時刻，我心里最感激的就是我的導師——張前老師。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篇論文所獲得的榮譽，其實就是頒發給張前老師的“教學成果獎”。兩年之后，周海宏的博士學位論文《音樂與其表現的世界——對音樂音響與其表現對象之間關系的心理學與美學研究》又一舉榮獲2001年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再次印證了張前老師的教學理念和學術精神，在其指導的學生身上產生了怎樣的效果。
我博士生階段的學習沒有能夠繼續留在張前老師門下，而是轉到了于潤洋先生那里。這其中部分原因是，在我碩士畢業時張前老師尚未取得博士導師資格，而他又非常希望我能夠在音樂美學專業上繼續深造，于是便主動把我推薦給了剛剛從院長職務上退下來的于老師。其實我知道，若從五年的師生感情和張老師本人對學生的選擇來講，我也完全可以像周海宏一樣，先留在學校工作一兩年，待張老師的博士點審批下來之后，再回到張老師身邊繼續學習。但此時的張前老師，完全從學科梯隊建設的大局出發，從一個學生學術積累與發展所需要的全面性考慮，積極鼓勵我去讀于老師的博士，沒有任何一點偏私之心，體現出超然而開放的學者風范。記得在我和周海宏一起讀碩士的時候，中央音樂學院的研究生教育體系還不十分完善，論文的寫作并不像現在這樣事先要有一個正式的“開題報告”，但張前老師在那個時候便已經有了這種學術規范意識，他主動邀請音樂美學教研室的各位老師聚在一起，聽我們談選題，講構想，共同為我們的論文“號脈”、“把關”，使我們得以從這些優秀的前輩們身上，得到了許多可貴的學術滋養。上善若水，潤物無聲，張前老師就是通過這一樁樁一件件的事情，為晚輩學子鋪就了前行的道路，用無私的大愛之心，鑄就了我們學術事業發展中的一座座跨越屏障的階梯和橋梁。
張前老師所給予我一生的影響，絕不僅僅是學術方面的。他樂觀豁達的生活態度，淡泊名利的處世方式，寬厚、包容但卻明辨是非的胸懷格局，都在我的內心打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始終伴隨著我心靈的成長。中國人常說“一日為師，終生為父”，當面對張前老師的時候，這句話對我而言，絕非隨便說說而已。自從27年前與張老師結下了師生之緣，在我人生軌跡的每一個重要節點上，都離不開張前老師的提攜、指點和教誨。如今，張老師80歲了，作為弟子，我愿獻上一份衷心的祝福，祝愿他老人家健康長壽，繼續在人生路上與我們相伴而行。
原載《人民音樂》201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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