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多月來，澎湃新聞奔赴四省采訪了100位高齡農民工（50歲以上，俗稱“打工爺爺”）。在他們的打工生涯中，均遭遇過欠薪，其中，有的欠薪長達10余年，索要無望。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數據顯示：2014年，我國50歲以上的外出農民工占17.1%，達到4684萬；農民工人均被欠薪9511元，比上年增加1392元。從農民工比較集中的幾個行業看，建筑業是欠薪的重災區。
長期從事勞工研究的北京大學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毅教授稱，經調查，拖欠農民工工資，在建筑業屢見不鮮。建筑業的違法轉包、分包現象屢禁不止，是造成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罪魁禍首。
著名農民工維權律師周立太表示，部分地區勞動部門監管不力，同樣難辭其咎。
四川宜賓南溪區，人民法院審判庭建筑工地，討薪無果的農民工堵住了大門不準新進公司施工。 本文圖片均為 澎湃新聞記者 程藝輝 圖
65歲老人建起法院審判庭后討薪
65歲的陳金海跟兒子住在四川宜賓城區。從宜賓城區到南溪區有30公里路程，為方便出行，他喜歡斜挎著包騎摩托車來回。
陳金海喜歡喝點小酒，但一般不超過2兩。每次出門，老伴李小蓉都會叮囑他路上注意安全。
“知道啦，身體硬朗著呢。” 頭發已經花白的陳老笑呵呵說。因為年紀偏大，一起大打工的工友中，有人稱呼他為“陳老”。
65歲的陳金海一早起來就在新工地打掃場地。陳老干活踏實、認真，老板和工頭都很認可他。
陳老每天大概早上7點出門，下午6點多回家。最近天冷，他給自己加了一件皮背心。“不能生病，不能給家里增加負擔”。
2013年6月，陳老與多名工友前往新建的南溪區法院審判庭建筑工地打工。最終因建筑商內部管理不善工地停工，工錢無法兌現。
為討要1.85萬元工錢，兩年來，陳老在宜賓、南溪之間不知跑了多少趟。為了生計，他一邊在南溪區繼續找活干，一邊討薪。
38歲的王杰是陳金海雇傭的工人，他覺得老陳是一個好人，因為從來不拖欠他們的工資，他們覺得踏實。
陳老當過兵，退伍后頂替父親去了宜賓市南溪區五交化公司跑業務。1997年4月，因單位效益不好，陳金海下崗。
他回憶，下崗后，沒錢，表弟把他介紹到省會成都學習做建筑防水。兩個月后，陳老開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
陳老清楚記得，他的第一筆業務是為四川長寧縣糧站做防水。那時候，實行承包制。陳老找來兩名工人一起做，一個月能掙2000元。
工友曾明清說，陳老干活踏實、認真，口碑好，老板和工頭都很認可他，很多建筑工地的工頭邀請他去打工。時間一長，宜賓糖廠、南溪區紡織廠等周邊地區工廠或建筑工地，都有陳老的身影。
2015年12月12日，四川宜賓南溪區，陳金海手下的農民工們聚在法院門口想討個說法。
2013年6月，陳老前往南溪區法院審判庭項目建筑工地做防水。他與工頭向某約好，按5元/平方米計算，面積1.6萬平方米，一共8萬元。為趕工期，陳老自己動手外，還喊來8名老鄉一起做。
幾個月后，防水工程完畢。找工頭向某要錢，對方支付了5萬元后再也沒了下文。后來，人也找不到了。無奈，陳老只好找建筑商——陜西三秦建設集團總公司要錢，可對方不理會。
陳老告訴澎湃新聞，這些工錢中屬于自己的只有1.85萬元，其余的都是其他工友的。
找不到工頭向某，去年5月19日，陳老只好將陜西三秦建設集團總公司告上南溪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目前，還沒有結果。
8名工友都是跟著老陳的，完工后，大家只有找他要錢。陳老拿不出錢，大街上，對方拉住他的摩托車不準走。苦苦勸說好半天，對方才松手。他覺得，自己一張老臉都丟盡了。
去年春節，這些工友還到家里要錢，弄得全家年都沒有過好。前幾天，工友們又來電話要錢，陳老連電話都不敢接了。
討薪無果，農民工堵住了大門不準新進公司施工。 法院工作人員和農民工論理。
陳老告訴澎湃新聞，在其打工生涯里，前后遭遇過四次欠薪，加起來一共有8萬元，其中，宜賓市南溪區鍋爐廠在三年前欠他工錢1.6萬元，至今未給。如今，鍋爐廠倒閉了，拿在手里的，只有一紙欠條。
陳老說，自己還欠4萬元外債，如果能把8萬元工錢收回來，還債后尚有結余，他心里也就踏實了。
但這些欠薪，至今遙遙無期。
宜賓市南溪區法院紀檢組長李偉向澎湃新聞證實，陳金海等農民工確實遭遇欠薪，但具體涉及多少農民工和金額，他們不清楚。
李偉稱，該院審判庭建設工程項目，是經政府相關部門批準后，于2011年11月28日公開招投標，最后確定由陜西三秦建設集團總公司承建，中標價為1522萬元。按合同約定，2012年2月8日施工，同年12月30日竣工。
人民法院審判庭建筑工地上，新來的農民工又開始了施工。
未料，在施工過程中，由于陜西三秦建設集團總公司內部管理問題，導致工程停工至今。對于民工欠薪問題，目前已進入司法程序。李偉稱，法院方將積極協調建筑商等相關部門，為包括陳老在內的農民工討回工錢。
據“包工頭”劉裕德等人統計，該工程欠薪涉及農民工200余人，工資300萬元。
100名“打工爺爺”均有被欠薪經歷
最近一個月，澎湃新聞在湖北、廣西、四川、湖北等12個建筑工地采訪共100名高齡農民工，其中，96人來自農村，另外4人是退休或下崗工人。他們中年齡最大的73歲，最小的50歲。他們在打工生涯中，均遭遇過欠薪，最長達10余年。
53歲的趙開銀是一個小包工頭，他為工地墊付的材料錢遲遲不能收回，眼看就要過年了，他四處奔波討薪。
陳老說，在建筑工地干活體力消耗大，像他們這些高齡農民工，身體每況愈下，再遭遇欠薪，是雪上加霜。
湖北潛江市江灣還建房建筑工地500名農民工中，73歲的包書金年齡最大。他胡子花白，叼一根煙槍，說話聲音洪亮。
“我除了偶爾咳嗽外，身體還算硬朗。”包書金告訴澎湃新聞，退休后，他就一直在附近工地打工。如今，已有13年。
包書金的兒子和兒媳婦均在廣州打工，孫子留在家里上小學，由老兩口照顧。家里開支捉襟見肘，他不得不上工地打工。期間，他去過多家建筑工地找活，都因年齡太大被拒絕。
去年初，經朋友介紹，到潛江市江灣還建房建筑工地打雜。未料，到年底結算，1.7萬元工錢工頭只給了4000元后，至今欠下1.3萬元。
41歲的趙開國和46歲的胡平在為討薪的事情發愁。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數據顯示：
2014年，我國50歲以上的外出農民工占17.1%，達到4684萬人；農民工人均被欠薪9511元，比上年增加1392元。從農民工比較集中的幾個行業看，建筑業仍是欠薪的重災區。
在遇到澎湃新聞記者時，62歲的農民工邵貴合正在建筑工地打工，120元/天。為能多掙錢，除正常上班時間外，他大多時候主動要求加班，每天工作10多個小時。
62歲的邵貴合談到自己的討薪經歷哭了起來，討薪已經讓他精疲力盡。
他告訴澎湃新聞，為保證體力，上班期間，他除了多吃肉外，還經常買些蜂蜜、蜂王漿之類的保健品服用。然而，工程完工卻沒拿到工資，邵老在留守討薪的日子里，斷了蜂王漿，也吃不上肉片。他舍不得向家人要錢，每日靠撿廢品換錢買饅頭充饑。
接受澎湃新聞采訪的討薪高齡農民工們說，力工的工資基本是按日計算，干一天給一天的錢，不干就沒錢；在工地，有體力才能賺得多，沒體力，就賺得少；很多時候，要靠吃肉和買營養品補充體力。然而，討薪，吃肉卻成了一種奢侈。澎湃新聞調查中發現，這群討薪的“打工爺爺”們，多以稀飯饅頭、面條為食；有人實在嘴饞了，買個2元錢的油餅，都算開葷。
他們說：我們是真沒錢，我們舍不得吃，這么大歲數還出來賣體力，我們是真的需要錢……
高齡農民工最怕肢體傷
65歲的農民工陳金海則告訴澎湃新聞，除欠薪外，在建筑工地，像他這樣的高齡農民工因為上了年紀，動作緩慢、反應遲鈍，很容易受傷。
“最怕肢體受傷。”他說。
60歲的農民工賈利平在住處休息，他是電工，每月工資5000元。如今被欠薪6萬元，開發商僅以支付生活費的名義給了他9000元。
多名包工頭和開發商證實了這一說法。四川融合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肖繼兵介紹，盡管全國多個省市有禁止（或從嚴規定）60歲以上農民工一線作業的規定，但沒能完全阻攔這群老年人繼續打工賺錢的步伐。
肖繼兵稱，由于這些農民工多是通過各個包工頭或班組長找來的，因此，一般情況下，開發商不會過問他們年齡。當然，從安全考慮，開發商也會提醒這些包工頭或班組長在選用農民工時，盡量用年輕人。事實上，近年來，建筑工地上年輕人越來越少，“老人”越來越多。
肖繼兵透露，在建筑工地，主體工程、電梯井、外加工、外墻工等崗位，最容易造成肢體摔傷。為此，作為開發商的房地產公司會要求建筑商為農民工購買意外傷害保險。
60歲的被欠薪農民工王洪星。
不過，對開發商的這一要求，包工頭譚德凱稱，他們也有應對措施。比如在和建筑商簽訂合同時，約定5000元以下的醫療費由包工頭承擔，超過這個數額的，由建筑公司買單。
譚德凱強調，建筑行業的包工頭多不會給農民工買個人保險，頂多買一份集體保險。
期待勞動部門加強監管
被欠薪的鄒波政在縣政府討說法，他手下的高齡農民工有20多人，每天會打電話向他討薪。而他自己也只能靠啃饅頭度日。
干了20多年的包工頭李家海，今年初隨建筑商將業務轉到了廣西南寧。
李家海告訴彭湃新聞，他所在的建筑工地，高齡農民工占了很大部分。以他手下80名農民工為例，其中高齡農民工45人。談及拖欠農民工工資，他認為，主要源于經濟不景氣。最近兩年，這一狀況在建筑業表現得尤為突出。
李家海說，前幾年，他和身邊其他包工頭，很少聽說有農民工被欠薪的。但從2013年起，他所在的建筑工地每年都要發生兩三起農民工討薪事件，但最后在相關部門協調下，都得到了解決。
李家海說，除經濟不景氣外，一些建筑公司資金斷裂、工程層層轉包、部分包工頭挪用工錢，惡意欠薪不按時發放給農民工，甚至卷款逃跑等，也是導致農民工欠薪案件高發的原因。接受澎湃新聞采訪的多名建筑商、包工頭，證實了這一說法。
澎湃新聞梳理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可見：從近幾年調查數據看，被雇主或單位拖欠工資的農民工比例起伏不定，2008年－2012年分別為4.1%、1.8%、1.4%、0.8%和0.5%，解決和遏制農民工工資拖欠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明顯成效。但從2013年起，該數據開始上升，外出農民工被拖欠工資的比重為0.8%，比上年上升0.3個百分點。
2014年，農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資為9511元，比上年增加1392元，增長17.1%。
北京大學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毅女士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同樣贊成“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主要發生在建筑業”這一說法。
潘毅介紹，目前，活躍在建筑業的中國農民工約有4000萬人，經過摸底調查發現，這些農民工與用工企業簽訂勞動合同的不到10%。
2013年，潘毅等多名學者組織對北京、沈陽、鄭州、武漢、成都、重慶等城市的建筑農民工調查發現：82.6%的建筑業農民工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一些城市不簽勞動合同的比例高達94.5%，而在其跟蹤的138起集體討薪案例中，發現沒有勞動合同的比例高達95%。
潘毅稱，勞動部門執法不力，使得建筑業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的比率長期偏低。此外，拖欠農民工工資，工傷和職業病得不到賠償，也是建筑業的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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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潘毅介紹，2013年的調研顯示，依照勞動法規定按月結清工資的建筑工人只占19.9%，四成工人表示過去一年的工錢沒有結清。建筑公司普遍不依照勞動法規定按月給農民工支付工資，這成為建筑業的“潛規則”。她同時強調，建筑行業的違法轉包、分包現象屢禁不止，也是造成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罪魁禍首。
長期關注農民工群體的周立太律師稱，部分地區的勞動部門監管不力也是這一問題未獲解決的原因之一。
周立太稱，由于建筑工程被層層轉包，無法及時支付工資，而建筑工地的農民工大多靠計件或完成工程量來計算薪酬，一旦主管部門監管不力，到了年底，農民工討薪案件就會頻現。
如何遏制農民工欠薪狀況？周立太認為，還需政府重拳出擊，勞動監察部門應嚴格督察雇主或建筑單位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嚴查違法層層轉包行為，斬斷其中非法利益鏈條，才有可能消除欠薪頑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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